作者简介：王保星(1968- )，男，河南民权人，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外国教育史研究。上海 200062

　　内容提要：贝林在《教育与美国社会的形成》中全面展示了教育在美国社会发展中与美国精神形成中的作用，为重新诊断美国教育史作用提供了崭新视角，为美国教育史研究新观念和新范式的引入奠定了坚实基础，更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教育史研究超越“传统派”的偏狭，成功应对教育科学与测量运动、教师专业发展和教师教育的需求和挑战，实现教育史学科研究与其他学科的结合指明了方向。

　　关 键 词：教育史作用 美国社会 美国教育 伯纳德·贝林 教育史观

　　标题注释：全国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国家一般项目“教师共同体的构建：美国大学教师发展制度的历史研究”(BOA120098)。

　　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13X(2016)01-0010-05

　　DOI：10.13763/j.cnki.jhebnu.ese.2016.01.002

　　作为人类基于传递延续自身文明成果、适应改造外部自然和社会环境需要而创生的智慧性活动，教育在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同时，不断实现着自身的改造与演进，不断书写并创造着自身的历史。教育是什么？教育与社会的形成与发展曾经维系了怎样的历史关系？展示人类当前的教育是如何从过去迥异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此类问题的提出及问答构成了人类教育史的基本内容。美国新教育史学家伯纳德·贝林(Bernard Bailyn)，在解构传统教育史观的基础上，对教育史在美国社会形成中的作用做出了国家层面的诊断，构建起堪称激进的教育史学体系，进一步丰富了教育史学科效能的理论认识。

　　一、正规教育与社会进化：传统派教育史学要义

　　美国教育史学滥觞于爱德华·艾戈斯顿(Edward Eggleston)、托马斯·戴维森(Thomas Davidson)、保罗·孟禄(Paul Monroe)和库伯莱(Ellwood P.Cubberley)等围绕美国公立教育的解析而形成的“传统派”教育史学理论。

　　作为体现教育史独立并致力于彰显自我意识和专业尊严的教育史学理论，传统教育史学的研究、写作与教学脱离主流历史学，主张现代教育是引导人类实现自我认识的主要动力。传统派教育史学家“无一例外地把注意力投向了正规院校的教育过程”，并且“很多人把公立学校体系的发展当做美国教育史的重要主题”[1](P4-5)。

　　作为传统教育史学理论的主要开创者与实践者，库伯莱在其系列著作《公立学校管理》(1916)、《美国公立教育》(1919)和《教育史》(1920)中，将人类教育史理解为文明史的一个阶段，主张有关学校组织和教育理论的演进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人类文明类型的进化。“进化”与“变化”成为体现其教育史观的关键词，“进化”意味着作为有机体的人类社会，在不断适应环境的过程中向着更高级的人类历史阶段迈进，而教育即成为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变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常态，是包括教育在内的社会子系统必须理智面对并适应的外部客观现实。就社会制度构建而言，总结人类历史的有关制度经验，汲取人类已有社会制度建设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标志着人类社会的文明与智慧水平。库伯莱坚信，“在国家、学校、行业以及其他社会制度的重建中，教育都是建设性的工具”[2](P45)。同时，作为民主社会的支柱，学校也需要不断适应社会的变化。库伯莱在《美国公立教育》中，详细探析了美国公立教育发展的殖民地时期的宗教起源，通过生动讲述关于公立教育“七大战役”的故事，深刻解析美国公立教育必要性、税收维持公立教育、公立学校提供平等受教育机会、国家强迫入学、国家设立教育标准以及公立教育的包容性问题，全面梳理了作为宗教信仰副产品的公立学校历时三个世纪，完成从一种宗教信仰制度向一种国民教育制度的嬗变历程，谱写了一曲美国公立教育的颂歌。

　　通过有关美国公立教育历史的书写与编纂，库伯莱构建了一套定义清晰、主题明确、逻辑谨严的美国教育史话语体系，其间贯穿着主张人类进步和“今源于昔并胜于昔”的历史观念。具体言之，库伯莱将美国公立教育的历史描述为一部美国公立教育为适应美国伟大民主社会的需要而奋进发展的历史，一部自由主义战胜保守主义的历史。这一历史书写模式将“教育”主要理解为“学校教育”或“正规教育”(“规范教育”)；坚信并寻找历史发展的内部关联，在殖民地时期寻找美国公立教育的宗教与社会渊源；相对于非正式的教育制度、教育活动和教育材料搜集诠释的经验取向而言，更多关注正式教育制度与活动分析和解释的规范取向。这既代表着美国教育史学早期发展的历史成就，凝结着“传统派”教育史学的理论要义和实践成就，同时也为以美国教育史学家贝林和克雷明(Lawrence Cremin)为代表的新一代“修正派”教育史学家提供了需要突破和批判的教育史学窠臼。

　　二、美国社会形成中教育的作用：贝林教育史学的主导性立场

　　1959年10月16日至17日，威廉与玛丽学院早期美国历史与文化研究所召开专题为“美国早期教育史研究”的研讨会。会间，贝林应邀作《教育与美国社会的形成》的主题报告，并在讨论与扩展会议报告的基础上，于1960年出版同名著作《教育与美国社会的形成》。

　　作为著名的美国史学者，贝林的研究旨趣集中在美国革命史及早期美国史领域。1953年获哈佛大学历史系哲学博士学位后，受聘哈佛大学教育学院讲授教育史。《教育与美国社会的形成》是一部贝林凝练自己的教学研究心得，系统揭示美国早期教育史研究机会与需求的奠基之作。贝林对传统的美国教育史研究范式提出了冷静而不失尖锐的批判，前瞻性地将当时已初步成型的新社会史、文化史和思想史观念、方法与研究框架引入美国教育史研究领域，奠定了美国教育史研究新观念和新范式的坚实基础，昭示着美国新教育史学的诞生和美国教育史研究新时代的到来[1](P7)。

　　基于对历史本真还原性解释所经常面临的两大障碍——辉格史观和时代错置的警醒，贝林主张，为展示美国教育如何从殖民地时期迥然不同的基础上，不断应对社会需求，解决面临的问题，扩展人类经验，最终形成明智而健全的教育决策的发生史和发展史，对“教育在美国社会与美国特性形成中的作用”做出令人信服的表述，有必要在系统清算20世纪上半期受到多重冲击的美国传统派教育史学理论的基础上，更新教育观念，引入新社会史、文化与思想史理念与方法，以构建起新的教育研究范式与研究框架。

　　关于美国早期教育史研究未能对“美国社会形成中教育的作用”做出令人信服表述的原因，贝林将其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将“教育”狭隘地理解为“学校教育”，将教育史研究范围限定在正规教育的阈限之内，难以全面考察审视美国教育的渊源与历史进程，难以立体性展示美国多元文化背景下教育使命的多样性和美国经验的独特性。二是研究者的主观意图与服务于实践的研究使命，直接催生美国教育史研究中“辉格史观”和“时代错置”现象的发生，诸如“美国教育的过去只不过是现在的缩影”，“殖民地时期的北美土壤中即已播撒了公立教育的种子”，“政治独立为教育机构的设立提供了逻辑起点”，等等，即是具体表现。三是福音主义的缺陷，过于强调以职业热情感染激励教师们，未能真正引导教师们理解不同历史阶段美国教育实际上发生了什么。“克伯莱(Cubberley)很关心给美国未来教师们上教育史这门课，使他们对公立学校抱正确的态度”[3](P23)。《教育史杂志》的办刊主题重现了美国教育史研究的福音主义热情，教育史的主要目的在于考虑如何提高教师教育的效率，借助于对未来教师进行历史思维方式和方法的训练以解决那些困扰教育政策制定的当前争论问题[4](P1-4)。

　　《教育与美国社会的形成》一书前言的撰写者、早期美国史系列丛书的主持人莱斯特·卡彭(Lester J.Cappon)将上述情状描述为：“如果有哪个历史故事值得记载，那么它一定跳不出正规教育的狭窄范围；如果说学校教育是在19世纪的校舍里实现制度化的，那么它的前身一定是与殖民地时期某个类似的建筑和课程联系在一起。如果公立学校变得普遍，那么其发端一定能在上两个世纪的初等学校找到。”[2](P31)

　　贝林在向19世纪末致力于教育史学独立的爱德华·艾戈斯顿、托马斯·戴维森、保罗·孟禄和库伯莱等教育史学家表达充分敬意的同时，也批判性地指出，艾戈斯顿等人主要基于各自的专业兴趣撰写教育史，将注意力更多投向正规院校的教育过程，将学校视为一个自给自足的实体，力主学校发展具有内在逻辑和天然动力，最终结果只能是，“他们不能全面地审视教育，也无法评价教育任务的多样性和重要程度，无法判断教育的历史重要性”[1](P4)。在教育史研究中，思维的歪曲和剪裁、赤裸裸的复制和欺骗性的溯源手法俯拾皆是。研究者基于对历史本质的特定假设——过去只不过是现在的缩影——在致力于回到过去理解现代的问题和定义的历史研究实践中，充斥着对过去的傲慢态度，最终致使“他们在记述殖民地与独立战争时期的教育史时，失去了太多的智性影响力”[1](P6)。在贝林看来，由于1776年以前既没有公立教育，也没有美国，所以库伯莱的《美国公立教育》“实际上忽略了以前发生的一切并毫无解释地将政治独立假设为教育机构历史的逻辑起点”[1](P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