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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中小学校长效能评价研究
2020年01月06日 11:30 来源:《外国中小学教育》2019年第4期 作者:李华 程晋宽 字号
关键词:中小学校长;效能评价;评价模型;评价转向

内容摘要:新时期美国校长效能评价注重校长教学领导力、注重评价的发展和支持功能、评价模型“刚柔并济”。美国实施校长效能评价的经验可以在以下两个方面为我们提供借鉴:发展性评价何以成为可能;效能评价如何避免落入结果导向的窠臼。

关键词:中小学校长;效能评价;评价模型;评价转向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李华,南京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南京 210097;程晋宽,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教育学博士,博士生导师,南京 210097

  内容提要:问责制实施以来,美国各州中小学校长评价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评价模式向“行为+结果”的校长效能评价转向,形成以专业发展促进效能提升的校长评价新思路,并构建了校长效能评价支持系统,效能评价示范系统和效能评价实施系统三位一体的校长效能评价模型。新时期美国校长效能评价注重校长教学领导力、注重评价的发展和支持功能、评价模型“刚柔并济”。美国实施校长效能评价的经验可以在以下两个方面为我们提供借鉴:发展性评价何以成为可能;效能评价如何避免落入结果导向的窠臼。

  关 键 词:中小学校长 效能评价 评价模型 评价转向

  标题注释: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规划项目“创新发展视野下美国高中多样化发展路径研究”(项目编号:17YJA880013)的阶段性成果。

  校长的工作具有综合性、复杂性和多维性等特点,不同历史时期人们对校长角色的认识和期待也不相同,这就使得校长评价“评什么”的问题总是颇具争议。福勒(Edward J.Fuller)等人总结了美国不同历史时期校长评价的三种模式:[1](1)评价校长的职责;(2)评价校长的知识和技能;(3)评价校长的行为。校长的行为评价是利用研究将有效学校中好校长的行为分离出来,然后以之为标准去检测某一学校的校长在多大程度上表现出了这样的行为。多年以来,行为评价凭借其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在美国校长评价中占有重要地位,但是随着美国问责制改革浪潮在教育领域的蔓延以及校长领导影响学生成绩证据的出现,行为评价已不能满足时代的要求。美国威廉玛丽学院斯特朗洁(James Stronge)教授指出,“在问责时代,我们需要行为加结果的校长效能评价体系,使我们可以准确地区分校长的效能表现,不然我们很难真正提升校长质量”。[2]

  一、美国校长评价的效能转向

  效能是事物发生积极作用的内在能力及其实际结果,是超越“效率观”和“效益观”的一种科学发展的管理理念。学校效能一般包括三种模式:内部效能、外部效能和未来效能。内部效能主要指学生成绩;外部效能指学校满足主要利益相关者需要的程度,即相关人士对学校的满意度;未来效能指学校所培养的学生能够适应未来社会的程度。[3]校长作为学校行政的最高负责人,校长的效能与学校效能有一些重合之处,甚至有些评价体系直接将校长评价等同于学校评价。在实施问责制的美国语境下,校长的效能评价一般指的是以州校长评价标准为依据的校长行为评价(行为)和学生成绩评价(结果)之和。这种“行为+结果”的校长效能评价是当前美国校长评价的主流,美国已有29个州建立了完善的校长效能评价体系,其中伊利诺伊州、路易斯安那州等9个州直接将校长评价标准分为“校长行为”和“学生成绩”两个维度。[4]其他各州在具体的评价标准上有所不同,但内容上也大致可分成“行为”和“结果”两个方面。行为和结果是校长效能的两个重要表征,美国校长评价开始向“效能评价”转向。

  校长评价的效能转向有其坚实的理论基础和证据支撑。实施校长效能评价的逻辑起点是人们认为校长行为会对学生成绩产生影响,越来越多的研究逐渐证实了这一观点的正确性。利思伍德(Kenneth Leithwood)的研究发现:“在所有影响学生成绩的学校水平的因素中,校长领导是仅次于教师教学的因素”,[5]其中校长的教学领导对学生成绩影响最为显著,校长越是把工作重心放在教学和学习这项任务上,校长对学生成绩的影响越大。[6]校长的变革型领导也会对学生成绩产生影响,这是因为变革型领导是教学领导产生的条件,当二者以一种整合的方式存在时,对学生成绩产生的影响最为显著。[7]除此之外,研究还发现取得博士学位的校长以及拥有在高效能学校做助理校长经验的中小学校长能够显著提高学生成绩,[8]而且校长对学校师生员工需求的理解和诊断也会影响学生的学习成绩。[9]以上这些研究可以证实校长领导的确会对学生成绩产生影响,使“校长对学生成绩负责”的呼声得到了证据的支持,因此包含学生学习成绩的校长效能评价成为时代的选择。克利福德(Matthew Clifford)的“涟漪理论”则从校长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两个方面构建了校长影响学生成绩的领导效能理论,反映了校长行为的广泛影响性和情境依赖性,为各地设计校长效能评价模型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10]

  联邦政府的政策激励也是美国校长评价实现效能转向的重要推手。与校长效能评价联系最为紧密的联邦政府政策是“力争上游计划”和“改革蓝图——初等和中等教育法案的重新授权”。这两项政策法案都强调了高效能的校长对学生成绩的促进作用,对各州校长评价产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提供竞争性拨款激励各州和地区构建校长效能评价支持体系,二是将学生成绩因素纳入到有效校长的评价标准中。提高教师和校长的效能,使所有学生都能达到最基本的学业成绩目标,从而推动了校长评价向效能评价的转向。

  二、构建校长效能评价模型:科罗拉多州校长效能评价案例研究

  在政策的推动和理论的支持下,美国各州纷纷开始实施校长效能评价,建立起完善的校长效能评价模型。科罗拉多州位于美国中西部,是获得联邦政府力争上游计划拨款,并成功实施校长效能评价的州之一。科罗拉多州所研发的校长效能评价模型经过了多年的试点和实施,逐渐发展成熟,并在实践中成功提升了校长及其他教育者的效能,可以作为我们研究美国校长效能评价模型的案例。

  从整体上看,科罗拉多州校长效能评价模型有三个重要组件,分别是校长效能评价支持系统,SMES校长效能评价示范系统和校长效能评价实施系统。这三个系统不是各自孤立的,而是密切联系、互联互通的,效能评价支持系统为示范评价系统的建立提供了优质校长资源、高质量的评价者、有效的技术支持和法律保障,示范系统为实施系统提供了具体的评价标准、校长等级的计算模型、评价过程等,实施系统则为整个校长评价过程提供了有效的监控,保证评价的信效度,并将评价结果和改进建议及时反馈给校长,促进校长的专业发展和效能提升。三个系统相互关联共同构成三位一体的校长效能评价模型。

作者简介

姓名:李华 程晋宽 工作单位:南京师范大学

课题:

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规划项目“创新发展视野下美国高中多样化发展路径研究”(项目编号:17YJA880013)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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