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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力竞争”与教师减负
2020年01月02日 15:35 来源:《福建教育:小学版》2019年第5期 作者:赵树贤 字号
关键词:教育教学;职业倦怠;教师减负

内容摘要:教师工作负担重的现象被表述为“教育教学以外的事务性工作过多,容易导致教师对本职工作产生倦怠”。

关键词:教育教学;职业倦怠;教师减负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赵树贤,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教师工作负担重的现象被表述为“教育教学以外的事务性工作过多,容易导致教师对本职工作产生倦怠”。有研究表明,教师真正用于教学及相关准备的时间在整个工作时间中占比不足四分之一,剩下的四分之三是更为耗时耗力的非教学任务。教师的非教育事务占据了教师过多的时间和精力,使他们不能静心教学、潜心育人。这些教学以外的事务包括:参加地区或学校组织的大量的比赛、研讨会,应对上级部门各类检查、评比和考核,和其他与教育无关的临时任务。以往的研究多为规范研究,即应该如何在操作上去除这些非教育事务。本文尝试换一个角度,从把握真实的组织现象出发,解析教师“减负”困境,理解其背后的组织运行机制。与规范研究不同,本研究尝试切入教师所面临的真实困境,解释教师“超负”背后的隐匿性结构问题。本文所有的分析均从事实出发,不牵涉价值立场和价值判断。

  一、教师工作的特点:身处多委托多任务的工作结构

  信息时代使组织越来越开放,组织边界的渗透作用越来越明显。学校组织也不能例外,对于我国来说,特别是新课程改革以来,教育部门加强对学校业务的具体指导、学校教育教学改革、教师激励制度改革、教师专业发展项目,这些都强化了学校组织与上级部门的耦合与互动。从信息传播的角度看,自媒体日益发达,使信息扩散速度超出任何一个人的想象,因此学校与外部环境的互动就带有一种突发的和不可控的趋势。在传统教育中,学校组织相对封闭,教师面对的任务较为单一,教育教学活动占据了教师的大部分精力;但在学校日益开放的今天,教师面对的任务环境也日趋复杂,其日常工作常常要面临多个任务、多项目标。

  为了便于表述,我们借用委托—代理理论的术语,将作为日常教育活动实施者的教师,视作事实上的教育活动的代理人,其工作就是完成教育活动的委托者委托与其的教育任务。细分起来,教师每日完成的任务背后有不同的委托人,简要分析有三个:第一个委托人是上级教育部门,他们是政府(党委)办学的代言人,将政府(党委)办学的宗旨、目标、任务委托给教师加以实施;第二个委托人是家长,家长将自己的孩子委托给作为教育专业人员的教师来施以教育;第三个委托人是学生,学生的委托身份相对特殊,他们既是教师日常教育活动的委托者,又是教师教育活动的接受者。

  在理想状态下,学生、家长和教育部门的利益、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为了办最好的教育、让下一代得到最有利的发展。但是在现实情况下,不同委托方的偏好和目标常常不同,他们对教师的行为有不同的期待,每个委托人都希望教师对自己的要求和目标努力地投入和产出。然而,教师的注意力是稀缺资源,当教师关注某一个委托方的时候,就不得不忽视另一个委托方委托与其的任务。在这种情况下,委托方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和期待,就要争夺教师的注意力,这就形成了在事实上三个委托方对教师注意力进行竞争的局面。

  教师如何去分配其注意力,如何安排其工作的轻重缓急,这并非完全由教师个体决定。教师的注意力分配是一个组织现象,它受制于环境影响和任务结构,教师不能随心所欲地安排自己的时间和节奏。我们的核心观点是教师的“负担”问题在本质上是教师身处多委托多任务的工作结构中的注意力分配问题。当教师注意力被动地分配于过多与教师自身知觉的、与教师职业无关、无价值和无专业意义的事件时,且其注意力经常被一些非专业事务打断而不能持续高度专注于专职工作时,教师对工作的感受负面、消极,就会产生负担过重、价值感低的心理感受。

  二、教师“超负”的本质:多方对教师注意力的争夺

  1.教育行政部门的竞争机制:权威内化、量化考核与资源分配、职称晋升制度设计

  教育部门争取教师注意力的第一个路径是借由其正式权威的内化机制。教育部门是学校在事实上的上级,掌握了学校的考核、任命、晋升、评价及资源分配的权力。在科层组织中,组织成员对权威依赖来自规范内化和心理需要,科层制度通过正式或非正式方式内化成员的等级权力观念,从而在心理上形成一种内在需要;如果不依赖这种等级权力,组织成员将会产生焦虑和挫折感。对权威的服从是教师心理安全感的基本需要,教育行政部门有对学校的正式权威和实质权威。教师对上级教育部门的服从是一种制度化的组织行为,是没有其他选择空间的行动决策。

  教育部门竞争教师注意力的第二个路径是量化考核与资源分配相结合。所谓量化考核,是指为了实现有效激励,上级常对某些重要任务进行量化,这些清晰量化的任务将得到下级更多的注意。教育部门掌握人事、财政和行政等多方面重要资源的分配权,他们通过对学校完成其任务的量化考核与资源分配挂钩,依据学校完成其安排任务的情况来进行资源分配。在量化考核的基础上,教育部门对重点关注的量化任务进行奖励或惩罚,分配教育资源。这就在实质上惩罚了那些没有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教育部门委托的任务上的学校。量化考核与资源分配挂钩的竞争机制使教育部门委派的任务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就被学校提高到一个相当高的关注级别上。

  教育部门竞争教师注意力的第三个路径是包括职称晋升制度在内的教师激励制度设计。职称晋升关系到教师的切身利益,是教师个人利益的最大体现。教育部门一旦将其任务设计成为教师晋升指标的一部分,将会对教师行为产生莫大的驱动力。这不是教师可以自主选择的,也无关教师个人的能力与道德,是组织激励的后果。

  2.家长的竞争机制:危机化扩大

  教育部门对教师注意力的争夺借助的是科层体制,而家长力争能够让教师贯彻自己的意图的机制则是将学校中的一些偶发事件危机化扩大。家长的危机化扩大机制一般有上告上级部门和发动媒体两种途径。一方面,由于教育行政部门提倡“完善师德监督和师德评价制度,实行师德‘一票否决制’”,家长将学校内部发生的一些矛盾上告教育部门、由教育部门介入解决的局面一定是学校所不愿意面对的。另一方面,家长由于个人不满而发动媒体,制造舆论,对学校而言是一种更大的危机事件。一旦舆论形成,整个局势将进入一种不可控的状态,一般都会给学校的社会声誉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将学校事件的危机化扩大的运作机制使学校长期处于一种高度紧张的状态,家长委托方的意图在教师注意力的分配上争抢到一个非常有利的位置,学校时时刻刻都要分出一份精力关注家长的动向。

  3.学生的竞争机制:象征权威

  教师对学生委托人的关注集中体现在他们在教育教学事务上的注意力分配。学生是教师的直接委托人,是教师教育行为的直接受益者,学生发展在教育活动中具有最高的象征地位。学生竞争教师注意力的机制是一种象征权威的运用。一方面,由于学生身心发展成熟度与教师的不对等,以及其在教育活动中的受教育者的身份,导致学生在教育活动中象征性的中心地位不能带来实质性的激励效应。学生不掌握对教师能产生激励的实质资源和权力,对教师的激励多为情感性的回报。另一方面,多任务环境下多任务的激励强度主要取决于量化奖惩程度,学生发展结果具有潜在性和不易测量的特征,这就导致学生对教师注意力的争夺就更处于劣势的地位。与其他两个强势委托方相比,学生的象征权威对教师的激励是一种弱激励,只能通过教师的专业承诺来发挥作用。

作者简介

姓名:赵树贤 工作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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