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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校外培训机构对基础教育的侵越与干扰
2019年10月11日 10:34 来源:《中国教育学刊》2019年第1期 作者:陆道坤 王超 丁春云 字号
关键词:校外培训机构;基础教育;学校教育;影子教育

内容摘要:部分校外培训机构对基础教育的侵越和干扰,从学校教学常规、教师队伍建设和招生评价等方面对学校教育产生了负面影响。

关键词:校外培训机构;基础教育;学校教育;影子教育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陆道坤,江苏大学教师教育学院副教授,教育学博士,江苏 镇江 212013;王超,江苏大学教师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江苏 镇江 212013;丁春云,江苏大学教师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江苏 镇江 212013

  内容提要:部分校外培训机构对基础教育的侵越和干扰,从学校教学常规、教师队伍建设和招生评价等方面对学校教育产生了负面影响。原因是多方面的:类“公共牧场”蕴藏的暴利,成为侵越和干扰的最大诱因;监管体系的乏力,客观上纵容了侵越和干扰行为;家长、学校和校外培训机构“合谋”,助推了侵越和干扰行为。系统治理校外培训机构侵越与干扰现象,需建立科学的监管组织体系,解决谁来管的问题;从系统立规和督促循规两个角度,消除侵越与干扰的利益“诱因”,并督促校外培训机构恪守行业规范,解决如何管的问题;切断校外培训机构与学校的利益接口并建立新的对接模式,结合对校外培训机构、学校、家长的系统教育,推动校外培训机构与学校和谐互动,以解决如何科学发展的问题。

  关 键 词:校外培训机构 基础教育 学校教育 影子教育

  [中图分类号]G5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808(2019)01-0079-06

  近年来,校外培训机构①呈“井喷”发展态势,中国教育学会发布的《中国辅导教育行业及辅导机构教师现状调查报告》显示,2016年课外辅导市场“吸金”超8000亿元[1]。但由于种种原因,本应以“非学历教育培训”为主业,作为“学校教育的补充”并在“满足中小学生选择性学习需求、培育发展兴趣特长、拓展综合素质具有积极作用”的校外培训机构,却逐渐背离初心并偏离既定轨道②,甚至存在成为学校教育干扰者[2]的趋向。2018年初,《教育部办公厅等四部门关于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的通知》,吹响了整治的“号角”。紧接着,国家层面再次“亮剑”,出台《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当下,专项治理正在推进并进入了“攻坚期”[3],由此也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如何在专项治理的基础上实现“长治久安”。可见,理清校外培训机构侵越与干扰现象背后的原因,形成系统科学的治理建议,是一项重要的研究课题。

  一、具体表现:部分校外培训机构的越界狂欢

  毋庸置疑,一些校外培训机构所举办的“以‘应试’为导向的培训”,破坏了良好的“教育生态”。其对“教育生态”的破坏,主要体现为对基础教育边界的侵越和对学校教育教学活动的干扰[2]。

  (一)成为影子教育,多角度影响学校教育

  部分校外培训机构风生水起的背后,是对学校教育的肆意侵越:从课堂教学、学生评价到招生环节。

  第一,对学校教学进行部分功能替代,侵越课堂教学。近年来,部分校外培训机构公然越界,接管了部分课堂教学。其表现形式有学校教学同步化和超前教学。前者是指校外培训机构将学校教育内容作为主要内容,以学校同步或者略微提前的方式,开展教学活动。其中必然对在职教师形成“裹挟”:不仅出现整班式补课(教师策动)行为,甚至出现上课不讲辅导班讲的极端现象[4]。当然,最不为人注意的是超前教育,这种行为实际上是对学生未来课堂学习的侵越,其产生的负面影响是不可低估的——这也是各级教育部门三令五申遏制“非零起点教学”的深层次原因。

  第二,影响或干扰中小学招生,在特殊地带“安营扎寨”。近年来,部分校外培训机构在与学校、教师、家长甚至相关部门的博弈和合作中,掌握了部分主动权和话语权,在招生领域尤为凸显。以选拔性指标类培训和竞赛活动向招生领域渗透、以“代理人”身份进行招生预选是校外培训机构影响招生的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主要表现为围绕升学选拔参考指标开展培训、开发相关选拔性指标并进行测试和培训(如“学而思”杯、“学大”杯等)、推动部分指标进入升学选拔体系并开展培训。作为对这种行为的回应,北京市曾出台《关于进一步治理利用培训机构选拔学生干扰义务教育阶段入学秩序行为的意见》,上海市也曾发出《关于加强2016学年严禁将各类竞赛获奖证书作为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录取依据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对培训机构行为进行规范。

  第二种方式就是以学校招生“代理人”角色,进行部分生源初选。“占坑班”即为其中一个类型,教育部对“占坑班”的界定是“学校单独或和社会培训机构联合或委托举办以选拔生源为目的的各类培训班”[5],可见“占坑班”实际上已经将中小学校裹挟其中——校外培训机构和学校甚至成为利益共同体。“占坑班”对教育公平造成了极大干扰,甚至成为招生入学的“公敌”。可见,在这场越界的饕餮盛宴中,部分校外培训机构与学校内外勾结,对学校教育造成了不可估量的负面影响。

  (二)成为教师视界里的“雾霾”,影响教师专业发展

  校外培训机构的发展关键在于顾客(学生和家长),而顾客“投票”的关键在于教师。部分校外培训机构的蓬勃发展,与(公立中小学)教师(培训机构的“名师”多来自体制内学校)有着莫大的关系(有调查显示,培训机构中“真”教师不足20%[1])。资本的涌入,必然要求校外培训机构能够快速盈利,很难为其留下自有教师队伍培养空间。因此,校外培训机构发展还必须依赖体制内教师,即便是教育部门屡出禁令,也很难关上彼此连接之门。总的来看,校外培训机构对教师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将“利益”基因植入教师生活,侵蚀教师队伍文化。在相关政策出台之前,在校教师外出兼职兼课或自行办班等现象泛滥,补课成为“生财之道”,“逐利”气氛在教师群体中弥漫,逐渐形成不利于教师队伍建设的“亚文化”。虽然近年来对在校教师外出兼职兼课等现象的治理从未停止,但由于监管乏力而导致违规成本较低的问题,使校内教师敢于挑战“红线”以各种方式开展兼职兼课[6],甚至为培训机构拉拢生源。更值得警惕的是,“有些教师为了追求名利,本末倒置,把在学校的本职工作当副业,将有偿补课当主业,影响教育教学质量,败坏校风校纪。甚至有少数教师利用职务之便,采取‘课上不讲课下讲,校内不讲校外讲’的方式,强迫所教学生参加有偿补课,败坏师德”[4]。在某种程度上,这引发了教师课堂教学的“让渡”行为,即将课堂教学的部分内容和环节“让渡”给校外培训。

  第二,“利”刺教师,影响了教师自我发展。以“应试”为导向的校外培训中,“利”字的高举和深植,对教师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不仅影响其教学活动,还会影响教师的自身发展。从利益角度来衡量,专业发展带来的“收益”远不如兼职的收益更为显见,对于教师个体来说,选择后者的可能性显然要大于前者。而一旦教师身陷其中,其既有的应试思维会被进一步固化,“术”的倾向更为明显,从而导致其专业发展思维收窄。同时,由于活动领域基本上限定在课堂教学,其专业发展时空也会受到挤压,专业反思与专业探索的可能性也会大大减少。最为关键的是,教师为利益驱使,往往疲于教学,专业发展的精力受限,主动性和积极性也会逐渐丧失。此外,部分校外培训机构为吸引生源,往往盗用“名师”之名[6],甚至存在着把在校生包装成优秀教师[7]的行为,污染了教师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和氛围,引发了社会对教师的不满。

作者简介

姓名:陆道坤 王超 丁春云 工作单位:江苏大学教师教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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