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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高等教育总体规划和高等教育系统的成败及对中国的意义
2017年11月09日 13:58 来源:《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作者:西蒙·马金森 字号

内容摘要:加州高等教育入学率曾经一度在美国名列前茅,现在被远远甩到后面。本文考察了以总体规划为代表的加州高等教育体系的兴起和式微历程,并总结出对其他国家普遍的经验教训以及特别对中国的意义。

关键词:高等教育;加州/教育规划;学生参与;经济不平等;教育分层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西蒙·马金森,伦敦大学学院教育学院国际高等教育的教授,英国社科基金/高等教育拨款委员会全球高等教育中心主任,Higher Education联合主编。

  译 者:文雯,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学;胡雪龙,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学。北京 100084

  内容提要:加州大学校长克拉克·克尔和他的同时代人共同创造的1960年加州高等教育总体规划,首次让数百万美国家庭有机会进入到大学,并缔造了世界上实力最强的公立研究型大学系统。基于纳税人对教育机会平等这一公共利益的共识,在分层的高等教育体系中兼顾优秀和普遍入学的加利福尼亚理念,成为世界范围内高等教育的主导模式。然而,支撑加州理念的政治条件本身已经消失。总体规划实施的20多年后,纳税人的共识被打破,加州也不再提供保障优秀和普遍入学(尤其是非白人和移民家庭)的财政条件。现在许多学生被拒之大学门外,公共学费不断上涨,研究型大学面临新的挑战。加州高等教育入学率曾经一度在美国名列前茅,现在被远远甩到后面。本文考察了以总体规划为代表的加州高等教育体系的兴起和式微历程,并总结出对其他国家普遍的经验教训以及特别对中国的意义。

  关 键 词:高等教育 加州/教育规划 学生参与 经济不平等 教育分层

  中图分类号:G6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519(2017)02-0001-13

  一、加州高等教育总体规划

  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在美国历史上是一段非比寻常的时期。各种理念、身份认同、流行文化和政治反叛大爆发,并在60年代末达到鼎盛。在美国,强劲、持续的民主力量外溢,阻碍了对此前十年的审视。这十年以大学、研究、理念、政府等各个领域不断增长的期待和全面的创造性为标志。政府一度成为满足公共利益和实现社会集体福利的积极手段,那时的政府还没有背负后来的骂名。这一历史时期是民权运动高涨的时期,也是林登·约翰逊的“伟大社会”时期。政府及其批评者都希望创造一个更好的社会,他们也都相信这是可能的。

  在高等教育领域,这一时期出现了1960年加州高等教育总体规划(以下简称“总体规划”)。托马斯·皮凯蒂①在《21世纪资本论》中通过对经济社会不平等的历史考察,发现在工业化国家中,1945年后不寻常的社会环境为社会流动提供了更多通道,而高等教育在社会分配中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

  在一战之前,继承财富和资本阻碍了通过工作和教育而实现向上流动的可能。然而,两次世界大战和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耗尽了一大批财富。这部分上层阶级的空缺为1945年后的社会流动腾出了更多的空间。在战时为了调动资源的各种税收政策,包括收入所得税、财产税、遗产税在战后依然被延续下来,减少了代际的转移,为中产阶级的壮大创造了更多的空间②。与后期相比,这时的最高税率非常高,管理层的薪酬受到限制。在美国从20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劳动收入而不是资本收入是主要的财富来源,皮凯蒂所谓的“世袭的中产阶层”的房屋所有权得以扩大。与中国过去的二十多年类似(尽管不会一直这样),上个世纪60年代的美国向上层社会流动的机会比通常要大得多,部分缘于此,向中产阶层晋升的空间也愈大。1945年到1975年间经济持续30年增长,扩充了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就业机会,尤其是前者极大地提升了绩效。再加上高等教育在科学技术方面的作用,它成为美国社会中更为重要的角色,是通往家庭、经济、乃至国家未来的必由之路。如同中国当下这般③,20世纪50、70年代的美国高等教育为中产阶级的成长提供了巨大的引擎空间。

  1.克拉克·克尔和总体规划的协商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处地方的高等教育,比美国最大的州——加利福尼亚州的高等教育规模更大、思想更原创、创新更为影响深远。塑造加州高等教育的关键人物是克拉克·克尔,他曾在1952至1957年担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名誉校长,1958-1967年任加州大学校长。克尔是1960年加州高等教育总体规划这一闻名于世的组织系统的主要设计者,总体规划重塑了美国乃至全世界的高教系统,克尔也是迄今为止对现代研究型大学最有影响力的著作《大学的功用》的作者。

  克拉克·克尔是加州高等教育总体规划的主要设计师、策划人、协商者、拥护者,也是其面向公众的发言人。总体规划实施的直接背景很明确:尽管加州面临了经济危机,但是州政府仍然有足够的财政经费支撑高等教育系统的扩张;各教育部门之间分工不清,盲目扩张和无序竞争。问题在于什么样的计划,或者说谁的计划可以改变这一现状?研究型大学、州立学院还是政客们的计划?克尔“意识到大学需要在建立共识方面发挥领导作用,尤其是当大学想要保持其在三螺旋系统中的独特地位时”④。这个规划与其说是一个制度蓝图,不如说是相互斗争的政党之间的艰难谈判。

  加州大学所采取的策略显而易见,我们的三个新校区……戴维斯、圣塔芭芭拉、河滨校区三个项目,即便没有加州大学,也足以弥补博士生培养和科研设施的不足,并满足人口快速增长的政治需求。我们不想跟另外16所新增的“大学”校区(12所已经建成的和4所正在建立州立学院)共享资源,他们会要求减轻教师的教学负担,增加科研补贴,这些将会增加高等教育成本。我们不希望看到州立学院丢弃尤为重要的技能培训的功能于不顾,反而热烈地追求神圣的精英型学术研究的地位。加州不需要一个每一部分都专注于成为第二个哈佛、伯克利或斯坦福的高等教育系统。质量方面的提升是可取的,但是质量的提升应该从属于不同模式下的不同方向。我们需要的是三种改进后的模式:开放入学模式、应用技术型模式和研究型大学模式。如果州立学院“晋升为大学”,那么必须建立一些新的学院以服务于综合技术的角色。⑤

  在一番讨价还价之后,克尔和加州大学占据了上风。尽管州立学院获得了作为一个教育部分的连贯性和自主性,但是他们仍不能进行学术研究和授予博士学位。克尔认为加州虽占全国人口的9%,但是却拥有全国15%的精英型研究大学⑥。因此,加州不需要更多的研究型大学。克尔不遗余力地确保加州大学享有其近乎垄断的科研地位,他的这一警惕一直持续到协议的最终达成。

  2.卓越与普遍入学

  总体规划的政策性特点、规范性权力和持久性成就在于,它把优秀原则和普遍入学原则有机结合起来,并在实践中取得成效。直到上世纪60年代,这些在很大程度上仍被认为是彼此对立的原则,而克尔和总体规划的起草者们证明了在一个系统内同时实现这两个原则是有可能的。为了实现这两个原则,加州总体规划建立了高等教育三级结构。

  加州精英型大学通过垄断学术科研的财政支出、仅录取学业成绩排前12.5%的高中毕业生来确保其卓越地位。这一类大学与两年制的社区大学之间的过渡部门则是州立学院,只招收前33%的高中毕业生并提供四年制的学位教育。尽管没有学术研究和博士培养,州立学院仍然被置于高等教育系统的上层,在其之下是为数众多的以普遍性入学为原则的社区学院。通过确保低层次大学向上一级流动的数量,从两年制和四年制的高等教育机构向上流动的限制得以松绑。由于大部分入学机会存在于低层级高等教育机构,如果总体规划旨在保持和扩大机会公平,必须依赖于层级之间的流动功能,以及学校帮助学生从任何地区、社会和种族背景下成功向上流动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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