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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历、专业对高校毕业生初职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研究 ——基于全国高校毕业生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2017年05月19日 15:48 来源:《教育研究》 作者:杨中超 岳昌君 字号

内容摘要:为维持阶层优势或实现向上流动,不利家庭出身的学生一般会通过追求研究生学历或选择求职时容易摆脱家庭背景束缚的理工类专业来实现,而优势家庭的教育策略则更加多元。

关键词:高校毕业生;初职社会经济地位;学历层次;专业领域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杨中超,国家教育行政学院讲师,博士。北京 102617;岳昌君,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871

  内容提要:基于全国高校毕业生2007年、2011年和2013年抽样调查数据,分析学历层次和专业领域对高校毕业生初职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发现,学历层次和专业领域是影响毕业生初职社会经济地位的重要因素,硕士毕业生、理工类专业的毕业生初职社会经济地位回报高于本专科毕业生、人文社科类专业毕业生;没有足够证据表明与本科毕业生相比,家庭背景对硕士毕业生初职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要弱,但专业领域能调节家庭背景对初职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为维持阶层优势或实现向上流动,不利家庭出身的学生一般会通过追求研究生学历或选择求职时容易摆脱家庭背景束缚的理工类专业来实现,而优势家庭的教育策略则更加多元。

  关 键 词:高校毕业生 初职社会经济地位 学历层次 专业领域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高校毕业生就业分布研究”(项目编号:71473007)研究成果之一。

  伴随着高等教育扩张,大学生就业难问题愈演愈烈,越来越多的学生选择继续攻读研究生学历,他们希望凭借更高学历获得理想工作,从而实现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在这种背景下,读研是否有助于个人在求职时摆脱家庭背景束缚,是否还存在其他途径(如专业选择),这是本研究试图回答的问题。

  一、文献述评与研究假设

  经济学中的人力资本理论强调作为人力资本体现的教育对于提高经济收入的重要性。在社会学看来,教育也是影响个人社会经济地位(以下简称社经地位)获得的核心因素。美国学者布劳和邓肯提出的“布劳—邓肯社会地位获得模型”研究了以父亲的职业地位和教育程度为代表的先赋性因素和以本人的教育程度为代表的自致性因素对初职和现职社经地位的影响。[1]这一开创性的研究使人们意识到了,教育既是代际向上流动的动因,又是地位再生产的手段。[2]

  教育对社经地位获得的影响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教育对社经地位的直接影响,即教育的回报问题;二是教育对社经地位的间接影响,即教育能否调节家庭背景对社经地位的影响。教育能否改变命运,既要看教育的直接社经地位回报,也要关注教育对家庭背景影响效应的调节作用。在这里,教育不仅包括垂直层面的学历水平差异,还包括水平层面的专业领域差异。

  (一)教育的垂直分层与社经地位获得

  教育垂直分层,是指学历层次的高低差异。以功能主义为根基的人力资本理论主张,人力资本代表人的生产能力,进而决定潜在收入。教育投资是人力资本的核心,通过教育投资可以提高人的生产能力,进而获得丰富的经济回报。一般而言,学历层次越高社经地位越高。基于人力资本理论的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假设认为,在技术进步模式下,劳动力市场会更加依赖技能水平比较高的劳动力,从而使得拥有较高教育水平的劳动力获得更高的工资水平。[3]“现代化理论”也强调,随着经济发展、技术进步、工业化和教育扩张,教育等自致性因素将越来越成为个人社经地位的决定性因素,而家庭出身等先赋性因素的作用会逐渐消亡。原因在于:技术进步会增加对技能型劳动力的需求;企业规模不断扩大,招聘、雇佣和内部晋升程序不断变化,雇主开始把教育文凭作为一种筛选工具;人口流动的增加;经济增长会降低收入不平等,降低社会群体间的闭合效应;现代化会促使平等观念广泛传播。[4]

  学历层次除直接影响社经地位的高低,还会调节家庭背景对社经地位影响的大小。“现代化理论”认为,与低教育文凭获得者相比,家庭背景对社经地位的影响将在较高教育水平群体中发生弱化。该理论指出,现代社会的劳动力市场遵循绩效原则,选择机制很少会是基于个体的先赋性特征,教育水平越高的人越容易凭借自身人力资本优势而非家庭背景占据优越的社会位置。[5]首先,在现代社会中,高教育水平群体所处的劳动力市场更多遵循绩效主义原则,使得家庭背景发挥作用的空间很小。[6]其次,关于教育机会均等的研究表明,出身较低并且获得高等教育文凭的人在劳动力市场获得丰富回报是正常的,因为他们本身就已经历了一次正向选择。大学升学考试筛选所看重的特征,诸如能力和动机,本身也是劳动力市场所强调的。[7]另外,根据生命历程的观点,待在学校时间越长的人,职业生涯开始时间越晚,越可能摆脱父母的影响和控制。

  “现代化理论”关于家庭出身与最终地位的关联将首先在高等教育群体中变弱甚至消失的观点得到了一些针对欧美发达国家开展的实证研究的支持。[8]针对研究生群体地位获得的研究发现,家庭背景对研究生的影响要比其他教育水平弱,[9]甚至在某些研究生学位和MBA项目上已消失。[10]国内学者认同教育会直接影响社经地位回报且作用在不断增强,但鲜有研究直接关注研究生群体和教育水平的调节作用。[11]有质疑者认为,家庭出身对劳动力市场表现的影响在高等教育群体中并没有弱化或消失。[12]Florencia Torche使用Unidiff模型对美国的研究表明,代际关联对于受教育水平较低的群体依然很强,在学士学位获得者之间变弱或者消失,但在研究生学位获得者上又重新出现,从而形成家庭背景效应的“U”形模式。

  我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不断加快,第三产业从业人员的比重大量增加,城市化率已近50%,市场化改革使得非公有制经济空前发展,加上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改革,使得教育等人力资本在劳动力市场回报不断提高。我国的高等教育在扩张之前一直属于精英主义,绝对数量和相对规模都很小。教育扩张在短期内带来了大量的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但主要集中在本专科阶段,研究生规模虽然也大幅增加,但相比仍属精英主义教育。当教育扩张降低高等教育的区分度,使本专科生及其他低教育水平的劳动者在求职者队伍中相对位置后移时,会使得研究生毕业生在求职者队伍中占据更有利的位置,从而获得好工作。同时,研究生毕业生在劳动力市场上人力资本优势明显,家庭背景对其初职社经地位的影响比本专科生要弱。据此,我们提出两个研究假设。假设1:教育水平越高,初职社经地位越高,相比本专科毕业生,研究生毕业生的初职社经地位更高;假设2:相比本专科毕业生,家庭背景对研究生毕业生的初职社经地位的影响要显著更小。

  (二)教育的水平分层与社经地位获得

  除了教育的垂直分层,教育的水平分层(如专业领域差异)同样对个人的社经地位高低产生影响。专业领域的社经地位回报差异也导致不同社会阶层的流动策略选择不尽一致。理学或工学等技术类专业领域而非人文社科类专业更多受不利家庭出身的学生青睐,因为这些专业所具有的特性让他们更容易在求职时摆脱家庭背景的束缚。这些特性包括以下三点。首先,技术性专业被视作“向上流动的渠道”,在技术型企业的人才招聘和分配过程中,文化资本不大可能产生重要影响。[13]其次,对技术类专业有需求的职业类型往往很少需要诸如社交与语言技能、个人风格等这些主要来自家庭培养的东西。另外,技术类专业相对而言职业导向更明确,类似一个“安全网”,使得他们在学业失败不能获得向上流动的机会时也能凭借一技之长避免坠入社会最底层。[14]

  人文社科类专业往往对优势阶层的吸引力更大。一方面,优势家庭出身的学生更倾向于选择那些他们更容易获得高学历或者攻读研究生的专业,[15]而人文社科类专业具备这个特点;另一方面,这些专业往往更容易使得优势阶层能够最大化其家庭背景影响力,这一点也得到了布尔迪厄的文化再生产理论的支持。[16]当然,在国外许多国家,经济学和法学等社科类专业在劳动力市场上能够带来丰富的经济回报,成为拥有较高声望、富有吸引力的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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