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田正平，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

　　1944年12月16日，《贵州日报》刊载了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在英国中国大学委员会的讲演，讲演中盛赞中国科学家，并说联大、浙大可与牛津、剑桥、哈佛相媲美。[1]十个月后，1945年10月27日出版的英国《自然》周刊，刊载了李约瑟的《贵州和广西的科学》一文，再提此事：“浙江大学位于重庆和贵阳间的遵义，是中国四个最好的大学之一。”[2]李约瑟所讲的中国四所最好的大学，除浙江大学外，还有前面提及的西南联大以及中央大学和武汉大学。应该说，这四所大学确实是上个世纪中国最好的国立大学，而其中的浙江大学本来是难以与前三所相提并论的，但是由于在八年抗战中，浙江大学经历了千辛万苦的“西迁”之后，在战火纷飞、颠沛流离的空前民族灾难中，由一所地方性大学跻身于中国著名大学之一，才得以与前面几所大学一起，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高度关注。浙江大学在八年抗战中的这段经历，不仅在自身百年发展进程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也给后人留下了诸多启示，其中的一个重要启示即是，一所地方性大学或者说一所普通大学，如何在一位校长的带领下，审时度势、努力处理好学校发展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的重大关系，抓住时机、乘势而上。当年的浙江大学当然远远谈不上是世界一流，但是，基于一所大学的发展所体现出来的这些经验，折射的是现代大学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成长、发展所应遵循的基本规律，以及她的主持者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今天，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和中国高等教育的面貌，与70年前相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基本规律可能并未发生根本性变革，而现代大学赖以生存的中国这块土地的历史文化血脉，在我看来似乎也未发生根本性变革。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讨论在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诸多问题时，中国大学校长的形象自然是题中应有之义。

　　概括地讲，我把一位大学校长的形象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他的办学理念，第二个层次是他的精神境界，第三个层次是他的个人操守即道德情操。对一位大学校长而言，他的办学理念、他对大学使命的认知决定了他所主持的大学的文化关怀、学术抱负和社会担当；他的精神境界影响着他协调、处理大学与政治、政权、政府等外部世界的关系；他的个人操守，他的情操，即他的私德，则是他能否在师生中具有很高的威望和亲和力，能否整合学校内部各种资源、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关键。

　　在上述三个层面的大学校长形象中，人们对大学校长应具有何种办学理念的探讨相对而言较为广泛充分，对大学校长在私德方面的要求也比较明确具体；相对而言，对一位大学校长如何不计个人利害得失，协调处理好大学与政治、政权、政府等外部世界的关系，从而为学校发展争取资源和空间，这方面似乎关注不够。其实，在中国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无论是从高等教育的百年历史考察，抑或是着眼于当下高等教育的发展，这都是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正是在这方面，竺可桢为我们提供了足以引发深入思考的案例。

　　作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一所国立大学，浙江大学的崛起固然需要主持校政者具有高瞻远瞩的世界眼光和深厚的传统文化积淀，有对大学使命的正确认知和先进的教育理念；但是，仅有这些仍然是不够的，因为它的实现离不开现实的政治生态。当时中国现实的政治生态是“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框架已然形成，国民党努力把自己的统治触角延伸到高等教育领域。在这种环境下，一所大学的主持者要想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在我看来，其最困难之处不在于如何与“政治”“政党”“政府”划清界限，千方百计地“摆脱”政治的困扰与干预，保持大学的“独立”和“清高”；而是在于在坚持自己理想、原则的前提下，积极而有效地化解政治因素的负面影响，协调好政治与学术的关系，充分调动和利用政治资源，为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服务。浙江大学在抗战期间得到迅速发展，与竺可桢本人在纷繁复杂的政治生态环境中，坚持“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的处事原则和精神境界有着极大的关系，从一定意义上讲，正是竺的这种精神境界引导着浙江大学一方面坚持自己的理念和使命，另一方面比较好地处理学术与政治、学校与政府的关系，度过发展进程中的各种困难。

　　竺可桢曾在多种场合对“只问是非、不计利害”做过解释：“科学精神是什么?科学精神就是‘只问是非，不计利害’。这就是说，只求真理，不管个人的利害，有了这种科学的精神，然后才能有科学的存在。”[3]这就是竺可桢所坚守的“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的原则和精神境界。从这一立场出发，来处理个人好恶、个人情感、个人利益与学校发展、与国家民族利益的关系。

　　在接任浙江大学校长之前，竺可桢曾有许多顾虑，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顾虑即是，个人在性格上“不善侍候部长、委员长等，且亦不屑为之”[4]。但是，作为体制内的一名国立大学校长，他必须隐忍甚至改变自己不善于、也不屑于与政府官员、部长，甚至是委员长本人打交道的个性，才能为学校发展获取必需的资源和空间。从这一时期的《日记》中可以看出，为了浙大的办学经费问题、用人问题、建校用地问题、师生安全问题，等等，他曾多次拜访、周旋甚至请托于国民政府教育部、资源委员会、行政委员会、军政部、委员长侍从室的官员，也曾数次直接向蒋介石本人寻求支持。换言之，为了学校的发展，竺可桢不得不主动或被动地向“政治”靠拢，与“政府”“政党”周旋应付；不得不在必要时采取各种妥协圆通的手段。但是，在所有的上述活动中，竺可桢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决不计较个人的利害得失，但在事关青年教育、事关学校发展理念、事关国家民族的大是大非面前，却“计较”得非常清楚，对于来自包括“政府”“政党”在内的重重干扰，有的是以自己认可的方式予以“消化”，有的是“阳奉阴违”、自行其是，有的则态度鲜明、坚决抵制。

　　1.竺可桢主持浙江大学后首先碰到的一件非常棘手的事情是如何对待大学生的军训问题。在竺可桢看来，大学生中实施军事教育，搞军事训练，从办学理念的层次讲，是一种实用主义，且与中国传统精神背道而驰，绝不可能是一种长久方针；但鉴于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行径，目前对大学生实施军事训练又不失为一种权宜的办法，关键在于慎重地选择军事教官和训育指导员。竺可桢长校后对军事管理员、训育指导员及训导长的选择十分慎重，认为他们必须学有专长、能够获得学生的敬仰，能够承担某一门课程的教学工作；而对于政府所规定的训导员、训导长必须是国民党员的做法却大不以为然。最典型的例子是他聘请受到学生广泛拥戴、不是国民党党员且不愿意加入国民党的费巩担任浙江大学训导长一职。

　　2.1938年4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后，进一步加强了对高等学校的渗透和控制，其中的一个重要举措是要求各大学校长加入国民党。竺可桢从1938年被陈布雷动员起，到1944年正式填写加入国民党申请书，此事前后拖了整整6年。就在填写申请书的同时，在《日记》中竺可桢痛快淋漓地批评了国民党的种种行径，直斥之为“处处效法德国纳粹”。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位为了学校发展而不得不含垢忍辱、委曲隐忍，但对大是大非保持高度清醒头脑的正直知识分子的凛然形象。

　　3.事实上，作为一位大学校长，竺可桢做出上述种种牺牲，是为了为学校、为教师、为学生争取一个相对宽松自由的学术环境和生活环境。他曾和陈布雷深谈：“余谓目前国家对于大学教育方针须要确定，不能徘徊于统制与自由二者之间。”[5]他在多种场合明确表态：“大学无疑的应具有学术自由的精神。”[6]“余主张大学学术自由，不能用标准化办学。”[7]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竺可桢违背个人意愿、违心地加入国民党，主要是为了利用这种身份保护师生、维护学校利益。在20世纪40年代列强入侵、国共两党摩擦不断的动荡局势下，师生政治热情高涨，常常招致与政府当局的激烈冲突，正是在竺可桢多方奔走、积极营救下，师生们的损失才得以减少到最小程度，学校才得以获得较为安定的教学和科研环境。

　　4.作为一所国立大学的校长，竺可桢“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的精神境界更时时体现在学校的办学活动和日常的教学工作之中。在1939年3月举行的第三届全国教育会议上，蒋介石提出“各校校训应归一律，应可定为礼义廉耻”[8]。国民政府教育部很快落实了此事，并将这一内容定为翌年全国大学招生的国文试题。竺可桢认为，以蒋介石的一句话作为全国高考的国文作文题，“与学生之国文程度无关也。犹之昔人默《圣谕广训》之类，将使阅卷者发生极大困难。余意最好将此题不打分数”[9]。他的这段议论，表面上是对教育部出的国文试题不满意，认为这与考察学生的国文程度毫不相干；实际上是抨击蒋介石的独裁行径，认为此举与清代科举考试让考生默写《圣谕广训》如出一辙!对于国民党训练部要求大学生在纪念周活动时必须朗诵《青年守则》的规定，竺更是十分反对，“余对于朗诵此种十二条守则可称十二分不赞同。此等和尚念经之办法，奉行故事，于学生毫无益处，浪费时间而已”[10]。但他却充分利用这一机会，只要不出差，一定亲自参加，不仅结合国际、国内和学校内外的大事向学生谈感受、体会，讲自己治学、做人、处事的经验教训；而且，利用他广泛的社会人脉为学生请来许多国内外名流学者作演讲。

　　5.20世纪30年代初，国民政府鉴于高等教育结构方面存在的问题和战争的需要，三令五申要求加大工、农、医等实科专业的设置、扩大这些专业的招生人数，就当时的情况而言，这些举措确实在调整高等教育结构方面取得一定的效果，但是也导致了数学、物理、化学等基础学科和人文社会科学部分学科的严重削弱。对于这些现象，竺可桢不计个人利害，不考虑自己言行与政府政策相左的后果，不仅以国立大学校长的身份在各种场合大声疾呼，反复向政府有关部门陈述自己的看法，他还专门撰文陈述自己的观点：“大学教育的内容……仍然充满了这种功利主义。大学里边的功课，支离破碎，只求传教零星有用的知识，而不注重理知的培养。大学生认定院系，不问其性情之是否适合，而只问毕业后出路之好坏，待遇之厚薄。选择科目，不问其训练之价值如何，而专问其是否可应用到所选定之职业。在大学内通才教育与技术教育，理应并重。但在现行教育制度之下，大学课程实有重新厘定之必要。基本科目必须增加，而各系之必修科目必须减少，庶几能达到培养理知之目的。”[11]

　　6.在向政府和社会充分陈述自己的办学理念的同时，竺可桢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浙江大学自身的改革上，浙大当时的许多重要举措是在与当时政府的有关政策完全相左的情况下实施的：为了改变轻视文理、过分重视工科的弊端，使浙大真正成为一所综合性大学，竺可桢在主持校政后召开的第一次校务会议上即提出筹备中文系和成立史地系的问题。史地系在当年即宣告成立，中文系成立于1938年，是年8月成立的师范学院亦设国文系。1939年，设文科研究所和理科研究所。1942年成立浙江大学研究院。这些新设的机构都以基础研究为主旨，都以浙大最有特色的学科为依托。

　　正是由于采取以上举措，1940年、1941年和1943年教育部举行三届全国大学生学业竞试，浙大学生获得两个第一、一个第四名的好成绩。从1940年开始，国民政府教育部决定在全国国立大学、独立学院和已备案的全国性学术团体中遴选部聘教授，并分别于1942年和1943年各举行一次，两次共聘45名，其中中央大学12名，入选人数居第一，西南联大10名居第二，浙江大学5名居第三。在1948年3月中央研究院选举产生的81位第一届院士中，浙江大学有竺可桢、苏步青、贝时璋、罗宗洛(后调入中研院)等人当选，入选人数在当时全国大学中亦名居前列。

　　可以说，抗日战争期间浙江大学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诸方面取得的突破性发展，是竺可桢充分利用各种政治资源、为学校争取发展空间的结果，更是他独立思考，“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精神境界的体现。1939年7月，浙江大学在广西宜山举行第12届毕业典礼，竺可桢在会上讲话，最后以王阳明的一段话做结：“君子盖有举世非之而不顾，千百世非之而不顾者，亦求其是而已矣，岂以一时之毁誉而动其心哉。”[12]竺可桢引用王阳明的这段传世语录，既是对即将走上社会的毕业同学的临别赠言，也是借先贤的话对自己坚守的“只问是非、不计利害”做了一个很好的诠释。

　　最近几年，教育界特别是高等教育界在探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过程中借鉴西方现代大学的治理经验提出很多极好的建议和设想。诸如办学理念、制度建设、组织构架、知识生产，大学与外部关系的处理，等等，这些都是非常必要的。但是，所有这些好的设计和制度都是要靠人即大学校长来执行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对大学校长这一角色的特定涵义还关注不够。我常常在想，和竺可桢、梅贻琦、张伯苓、蒋梦麟他们那一代人当校长的时代相比，我们当代高等教育缺乏的不仅仅是完善而宽松的外部环境和内部制度，可能更缺乏的是一批有高尚远大的办学理念，有只问是非、不计个人利害的崇高境界，有清正廉洁、襟怀广阔的个人情操的大学校长。在这方面，历史给我们提供了诸多榜样，我们应该珍视并善待这份精神遗产。

　　参考文献：

　　[1][7]竺可桢全集(第9卷).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6：245、364.

　　[2]浙江大学校史编写组.浙江大学简史(第1、2卷).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6：76.

　　[3][6][11]竺可桢全集(第2卷).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239、641、640.

　　[4]竺可桢全集(第6卷).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5：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