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王春雷，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从事高等教育研究。　主持人简介：别敦荣，教授、博导，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育研究院副院长，从事高等教育管理、大学战略规划、高校教学与评估研究。

　　摘  要：我国部分地方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型本科高校转型，标志着中国职业教育层次结构体系从此正式开始形成。目前职业教育主要集中在大、中专层面，层次结构上移势在必行。从职业教育层次结构的内生性看，低积淀的高职教育无法担当此任；从外生性看，地方本科高校有较为深厚的教育积淀和较为完整的层次结构体系，办学定位和培养目标与职业教育具有同质性。地方本科高校转型为应用型本科高校，与中、高职相衔接，无疑是职业教育层次结构体系快速形成的最佳路径。

　　关键词：地方本科高校 应用技术型高校 层次结构 内生性 外生性

　　一、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对人才结构的新要求

　　后金融危机时代，世界经济和产业格局重心回归实体经济。随着中国人口红利的逐渐缩小，劳动力成本逐渐提高，低端劳动力市场外移，高端制造业回归欧美，中国产业发展只能从低端产业向中高端产业迈进。由此对劳动力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大量应用技术型人才做支撑。国家“十二五”期间主要任务是完成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对技能型、技术应用型人才的需求更为迫切，对人才结构也提出了新要求。

　　目前，我国制造业结构与劳动力素质结构出现明显倒挂，劳动力仍以体力型为主，应用技术技能型人才远跟不上产业发展的需要。2010年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比重占30.83%，资本密集型产业占57.01%，技术密集型产业占12.15%；体力型劳动力占78.73%，技能型劳动力占18.33%，知识型劳动力占2.94%[1]，人才市场供求出现结构性缺口。中国人力资源市场信息监测中心调查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底，中、高级技能人员及高级专业人员的市场需求缺口依然较大，其中，技师、高级工程师、高级技能人员的缺口最大。从供求对比看，各技术等级和职称的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均大于1，劳动力需求大于供给。其中技师、高级工程师、高级技能人员的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较大，分别为1.89、1.79、1.66[2]。

　　国家《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中长期规划(2010—2020年)》提出，到2020年，高级以上的高技能人才将达到3900万人，占技能劳动者的比例达到28%左右；使高技能人才数量同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基本相适应，逐步形成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高、中、初级技能劳动者比例结构基本合理的格局[3]。目前，我国距此还有一定差距，且高级技术、技能人才多由高职教育来培养，多集中在专科层面。由此，必然要求对中国职业教育的层次结构进行提升。

　　二、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出现结构性失衡

　　我国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远不能适应市场对人才结构的新要求。一方面，社会对高层次应用性人才的需求规模不断扩大，另一方面，部分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日益突出。大学生就业难与企业招工难“双重压力”的并存，反映出我国高等教育同质化发展严重，人才培养结构不合理。调整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结构，实现多样化发展，提高人才培养结构与市场需求匹配度，成为当务之急。

　　我国高校毕业生就业出现结构性失衡。一方面，高校毕业生总量仍供不应求。高等教育已经进入大众化阶段，但由于人才培养的历史欠债太多，相对于旺盛的人才市场需求，人才总量仍供不应求。据2013年对42个国家3.8万家公司所做的一项各国产业人才缺口调查表明，中国缺口最大的是本科教育，第二位是高职。2013年全国范围内人才短缺较2012年上升了12%，远高于平均值1%[4]。中国各领域大学生所占比重远低于发达国家，市场对大学生需求总量远大于供给。另一方面，地方本科高校毕业生出现就业难现象。2013年国内二、三本高校大学生就业率仅77%，地方普通高校就业率排名垫底，2011年初次就业率仅为75.8%[5]。另有资料显示，地方本科高校毕业生，半年后就业满意度不到50%，毕业半年后月收入也低于全国本科院校平均水平162元，工作与专业相关度仅为64%，超过三分之一的毕业生在半年内发生离职行为[6]。《2014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显示，2013年高职高专毕业半年后的就业率为90.9%，半年后就业满意度为54%，平均收入为2940元，行业转换率为54%[7]。相对于地方新建本科高校，职业教育培养的学生对就业率的边际贡献更高。在职业教育和地方本科教育结构调整中，应该是后者向前者转型，而不是相反，即地方本科高校向职业教育转型。对此，中国高等教育结构调整的方向应该是：职业教育层次提升，地方新建本科院校向应用型转型。共同的着力点是弥补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短板。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培养的主体是从高职教育体系中内生？还是来自于高职教育外部？成为一个绕不开的话题。

　　三、职业教育层次结构的内生性——高职院校的低积淀无法胜任

　　从职业教育层次结构的内生性看，通过目前职业教育体系自身实力的增强进行层次提升，高职院校的低积淀无法胜任。首先，师资力量不足。据教育部2012年数据显示，全国高职(专科)院校有1297所，占全国高校总数的53.1%，而专任教师数量仅占29.4%[8]，师资仅为本科院校师资的41.8%，生师比为23∶1，远远高于本科院校生师比14∶1。如果采用本科四年学制，生师比将进一步提高，师资力量的薄弱性将进一步凸显[4]。

　　其次，职称结构偏低。高职院校专任教师中，高级职称(正高、副高)占专任教师比例为29%，中级职称占39.3%，中级以下职称占31.7%，研究机构人员占专任教师比例为0.33%[8]。职称结构呈现“橄榄型”，与本科高校“倒金字塔形”结构性质迥异，显示出师资力量集中在中级职称水平。高级职称比例仅为本科院校的64%，研究人员比例更是仅占本科院校的9.4%[8]，职称比例和研究人员比例均远远落后于本科院校。

　　此外，除了师资等硬实力外，高职专科院校的学科、专业和文化软实力，对升格本科来讲都尚不成熟。有数据显示，高职专科院校多是近15年成立的学校，建校满15年的院校仅146所[4]。高职院校发展的低积淀和薄弱的师资力量，要想从中逐步分化出职业教育的本科层次，任重道远。

　　新层次结构的产生，在于原有体系资源、实力的非均衡增长，自然产生的分层，是综合实力自然分化的结果。短期内人为拔高部分高职院校，升格为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一方面违背层次结构产生的内在规律性；另一方面有可能进一步破坏高等教育系统的生态平衡，以减少专科院校为代价，增加本科院校数量，导致专、本规模倒挂进一步加剧，高等教育内部层次间难以形成稳定的“营养级”[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