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逐步扩大，高校经历了由政治导向性向法人治理结构的逐步转变，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社会公众，高校的利益相关者对高校的社会责任履行情况越来越备受关注。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呈现市场化、社会化发展态势，但是高校社会责任建设却远远落后于高校的发展。文章在探讨建设现代大学制度重要性的基础上，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采用层次分析法从责任管理、人才培养、科研能力、社会服务四个维度构建高校社会责任评价指标体系，并以N大学2009-2013年数据为样本来分析高校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探究高校在现代社会发展中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并有针对性地提出政策建议。

　　关键词：高等教育 社会责任 人才培养 人力资源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272164)。

　　一、高校社会责任的发展背景

　　社会责任最早是由美国学者奥利弗·谢尔顿于1924年提出的。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变化，社会责任理念也从20世纪50年代的“盈利至上”，发展到80年代的“关注发展”，再到90年代的“社会责任运动”，人们对社会责任的认识也随之加深。社会责任是指一个组织对社会应承担的责任，表现为组织在谋求自身价值最大化的同时也应对社会发展做出相应的积极贡献并积极承担相应的社会义务。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组织是由众多利益者所构成的“契约联合体”，它的发展壮大依赖各利益相关者的协作和参与。高校的利益相关者既包括高校的教师、行政人员、学生等参与主体，也包括政府、公众、社会组织等压力集团，这些利益相关者与高校的发展密切相关。

　　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呈现市场化、社会化发展态势，但是高校社会责任建设却远远落后于高校的发展。我国部分高校将追求利润和自身利益最大化为发展目标，忽视社会经济发展需求，不惜以牺牲学生利益、侵害教职工权益、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为代价。随着我国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高校这一社会主体也经历了由政治导向性向法人治理结构的逐步转变，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社会公众，高校的利益相关者对高校的社会责任履行情况越来越关注。

　　二、高校社会责任的内涵界定

　　高校的社会责任源于高校所处的社会地位、拥有的资源和享有的权利。英国学者皮特·斯格特在《大学的危机》中提出现代大学是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的产物。克拉克·克尔在《大学的功能》提出现代大学是一个多元化的机构，它具有若干个目标，若干个权力中心，为若干个利息相关者服务。约翰·亨利·纽曼在《大学的理想》[1]中提出大学是一所万有知识的高等学府，其中包含来自于世界各地的教师以及众多的求学者，是一个基于人与人之间交往为平台的传递思想的场所，大学教育的根本目的是通过理智训练来锻炼人的理性思维，其中的重中之重是传播和推广知识。威廉·G·鲍恩在《汲取经验：普林斯顿大学校长的反思》[2]中提出高等教育机构的任务主要包括：传播和继承知识，以已有知识为基础，改正过去可能存在的错误认识；积极追寻新思想，促进校园共同体成员之间的沟通和交流。现代大学制度要求高校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人才库、知识库、思想库并且为知识产业服务，要求高校从被动的社会义务履行者转变为主动的社会责任承担者。童世骏(2008)提出大学对公众的行为示范是大学对整个社会的精神辐射的重要方面，强调要树立起“责任意识”。顾海良(2010)[3]提出现代大学的功能不止局限于教书和科研，它的功能已扩张到研究、交流、创新、培训、文化评价以及社会知识库等功能，这些功能要求大学的社会责任要面向整个社会，对大学社会责任的内容、范围、方式提出更高的要求。

　　高校的社会责任不仅包括法律和经济上的义务，还涵盖了促进社会积极发展的义务。国外的学者从20世纪初就开始了对社会责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社会责任概念的界定和评价体系的确定。我国引入“社会责任”的概念较晚，国内学者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和评价上，对高校社会责任的研究相对较少。

　　美国的全国会计师协会(NAA)(1974)提出社会责任信息的主要领域包括社区参与、人力资源、自然资源和环境、产品与服务四大类。国际会计公司Ernst & Ernst(1978)提出社会责任信息包括环境、能源、公平雇佣、人力资源、社区参与、产品、其他七大类。沈洪涛(2007)[4]提出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内容分应包括环境、员工、产品、社区和其他相关利益者五大类。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2006)第86条指出上市公司在保持公司持续发展、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应关注所在社区的福利、环境保护、公益事业等问题，重视公司的社会责任。教育部、财政部在《关于实施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的意见》(2012)中明确提出要积极倡导和推进高校开放办学，同时引导高校主动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现代大学不仅要传授知识、培养人才，还要进行科学研究，也要积极为社会提供服务。

　　社会契约理论认为组织和社会之间存在着契约关系，即组织与利益相关者之间存在着一系列自愿达成并能互相受益的社会契约，履行这些社会契约的义务就形成了组织的社会责任。基于这些契约，组织就应该对有关的签约人承担一定的责任，即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David (1975)提出了“组织的公共化”观点，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组织逐渐变成体现公众利益的公共机构，但是社会并不能约束组织的所有行为，这就要求组织基于社会契约，主动地承担社会责任。组织公共化的观点从组织的本质变化入手，较好地解释了组织履行社会责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由于组织与组织利益相关者之间都签有各种契约，而这些契约都有它们的不完备性，恰恰是因为契约的这种不完备性，才有道德产生与发生作用的空间，一个完备的契约是不需要道德约束的。在契约实现过程中，人们认识到，从长期来看，对自身行为的适当约束更有利于效用目标的实现，于是共同同意约束其最大化行为。社会契约理论支持组织从自身的利益出发主动承担社会责任。

　　高校为什么要承担社会责任，高校要对谁承担社会责任，高校应该承担哪些社会责任，要界定清楚这些问题，首先应该明确高校履行社会责任的对象，也就是高校社会责任的利益相关者问题。利益相关者这一概念是由斯坦福研究所于1963年首次提出的，他们将利益相关者界定为组织生存发展所依赖的团体或个人。Freeman(1984)[5]在《战略管理：利益相关者管理的分析方法》中指出利益相关者是指那些对组织战略目标的实现产生积极或消极影响以及能够被组织战略目标所影响的个人或团体。与传统的股东至上理论相比较，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组织是由多个利益者所构成的“契约联合体”，组织的发展壮大离不开各利益相关者的协作、参与以及共同影响，组织追求的是整体利益和效用的最大化。高校的利益相关者既包括高校的教师、行政人员、学生等参与主体，也包括政府、公众、社会组织等压力集团，这些利益相关者与高校的发展密切相关。这些利益相关者与高校的发展密切相关，他们有的为高校投入了资金和设备，有的维持着高校的正常经营，有的监督和制约着高校的活动，高校所有的组织决策或战略选择必须要考虑他们的利益或接受他们的约束。

　　三、高校社会责任评价指标体系

　　1.高校社会责任评价指标体系

　　在国内外的研究文献中，社会责任的计量主要有四种方法：社会责任会计方法、声誉评分法、内容分析法和层次分析法。社会责任会计法是指将组织从事社会责任活动所产生影响的项目纳入到正式的会计系统中，把社会责任信息分为社会资产、社会负债、社会成本、社会收益等四个类别，并分别进行计量和披露。声誉评分法是向被调查者发放问卷，被调查者对问卷中不同组织的各个指标进行打分，分值加总就是组织的声誉分值。内容分析法是对组织的文件或报告进行分析，通过统计这些文件或报告所披露的社会责任信息的字数、句子数或者页数来衡量组织的社会责任信息的披露情况。层次分析法是指设计一个具有多层级的指标体系来评价一个公司的社会责任承担情况：首先，把组织的社会责任信息分为大的类别；之后，确定这些大类所包括的小的类别，对每个小类分别进行定性和定量描述，并对描述进行赋值；最后将得分汇总，总分就是一个组织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得分。

　　文章参考IS026000等国际社会责任指数和国内社会责任倡议文件，采用责任管理、人才培养、科研能力、社会服务“四位一体”的理论模型。位于中心位置的是责任管理，这是每个高校开展社会责任实践的起点，也反映了高校对社会责任实践的系统管理；人才培养是质量是衡量高校办学水平的重要标准，也是高校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体现；促进科技创新、提升科研能力是高校的重要职能，也是高校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之一；高校的社会服务职能主要是通过将科研成果转化为社会生产力，从而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社会责任。具体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表1  高校社会责任评价指标体系

　　由于高校社会责任评价体系具有多维度、多层次、多指标的特点，且各指标的相对权重容易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需要通过具有一定资历的专业人士针对实际情况对各指标权重作出主观判断，因此，文章采用层次分析法来确定各个指标的权重，从而对高校社会责任履行情况进行考量(具体的指标体系参照文后表3所示)。

　　2.指标体系权重的确定

　　文章采用德尔菲专家评价法确定高校财务预算绩效的指标权重。文章共选取两位高校财务处负责人、两位财会专业教授和两位高级会计师组成专家评价小组，经过财务信息调查表反复征询和意见反馈，对每一层次各因素的相对重要性形成统一意见，并予以评分，形成判断矩阵(见表2)。依次对各级判断矩阵进行一致性检验，当一致性比率CR＜0.1时，认为判断矩阵的不一致程度在允许范围内，最后得出各层次因素对总财务绩效的权重。

　　表2  判断矩阵

　　其中Cjk表示相对于A而言，Bi和Bk的相对重要性，判断矩阵的指标权值由专家意见两两比较各因素的相对重要性综合权衡得出。此外还需要对判断矩阵进行一致性检验，当一致性比率CR＜0.1时，认为判断矩阵的不一致程度在允许范围内，反之，超过允许范围则需重新构造判断矩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