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刘皛(1983- )，云南昆明人，教育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博士后，主要从事学术职业、高等教育评估研究

　　内容提要：知识分子和大学学者作为知识人的重要组成，既存在关联又有差异。具备知识性、批判性、公共性和独立性的知识分子，与在大学体制内承担教学、科研、社会服务职责并受到制度规范的大学学者在角色上是有区别的，用知识分子的理想特质去衡量大学学者必然造成角色的错位。当二者相结合形成学院知识分子后，价值与规范、思想与行动内部形成的持续张力，使作为大学学者的知识分子不得不在体制的边缘寻找生存的空间。

　　关 键 词：知识分子 大学学者 学院知识分子　　

　　波兰社会学家弗·兹纳涅茨基用“知识”的概念来指称庞大而抽象的知识群体，“在他们的生命历程中或长或短地致力于知识的耕耘”[1]。进入20世纪，知识大规模地膨胀、分化，包括大学在内的社会组织制度化水平越来越高，独立的知识人个体普遍进入以学科为单位的学术体系当中，知识人被分化为知识分子、大学学者、专家、顾问等不同的角色。其中知识分子与大学学者角色指向模糊，相互替代、混用的情况不胜枚举。但知识分子与大学学者是一类人吗？他们的人格特质、精神气质存在差异吗？二者之间的交叉和关联如何体现？只有厘清这两类知识人的角色特质，才能深刻理解“消失在大学中的知识分子”和“学院知识分子”所谓何者。

　　一、知识分子的形象

　　知识群体来到近代有了一个使用广泛的称谓——知识分子(intellectual)。知识分子一词出现于19世纪初期，真正流行肇始于1894年的“德雷福斯事件”。在此事件中，一批珍视真理、正义、良知的学者联合起来，对现存的社会秩序和权力结构提出质疑，声称知识分子代表社会的良知和公义，对社会和政治问题拥有自己的思考和独立的裁决权，可以监督和批判政府及权力机构的所作所为。自此，关于知识分子的讨论就从未间断过，但是却没有产生一个可以获得共识的知识分子的确切定义。葛兰西曾说：“一切的人都是知识分子，但并不是一切的人都在社会中执行知识分子的职能”[2]，反映了知识分子的角色既被无限扩展，同时依然有别于其他社会成员。而我们所了解的知识分子形象更多的是通过不同研究者的描述而逐渐形成的。

　　(一)具有批判精神的流亡者

　　批判性是从“德雷福斯事件”中遗留下的知识分子最重要的特征，这一特征在之后关于知识分子的讨论中占据了主要地位。在萨义德看来，有过流亡经历的知识分子更接近于知识分子的本意，他们在漂泊不定的生活中被压迫、被孤立，在不同的环境中以“局外人”的身份审视周围的世界，让他们可以抛开俗世传统的羁绊，独立自由地提出观点和见解。事实上，“流亡”成为了知识分子生存方式和精神状态的一种隐喻，“对这个隐喻意义的知识分子而言，流亡就是无休无止，东奔西走，一直未能定下来，而且也使其他人定不下来，无法回到某个更早、也许更稳定的安适自在的状态；而且，可悲的是，永远无法完全抵达，永远无法与新家或新情境合而为一。”[3](P48)许多知识分子在社会结构当中有自身固定的位置，从事某个具体的职业，过着安稳而规律的生活，但作为以发现知识、寻找真理为责任的人，知识分子需要在思想和精神上成为远离安逸生活、权力争斗的“圈外人”、“流亡者”。“流亡意味着将永远成为边缘人，而身为知识分子的所作所为必须是自创的，因为不能跟随别人规定的路线。”[3](P56)知识分子不能被权威和利益所左右，不能将自己固定在一个程式化的思维模式当中，而是要随时保持自由独立的思想。萨义德甚至认为“知识分子一定要令人尴尬，处于对立，甚至造成不快。”[3](P17)这类“具有批判精神的流亡者”，他们“活动的永恒目的是挑战、探索、正视和瓦解——也就是说，构成权力结构的一种重要的意识形态反抗力”[4](P247)。

　　(二)掌握文化资本的新阶级

　　随着公共教育体系的发展，各学科领域培养出一大批具备深厚专业功底的专家、学者，古德纳认为：“20世纪，在所有成为正在形成的世界社会经济秩序组成部分的国家中，一个由人文知识分子和技术知识分子①组成的新阶级，开始了与原先控制着社会经济领域的集团的竞争，这些集团由商人或政党领袖组成。”[5](P1)知识分子将自己掌握的文化、知识、技能作为资本，获取资源、权力和社会地位，形成了与旧阶级抗衡的新阶级，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凭借自己掌握的知识获得了重要的一席之地。“新阶级中至少有两种精英：(1)兴趣基本上是‘技术性’的技术知识分子；(2)兴趣主要在批判、解放、解释并通常具有政治性的人文知识分子。两种精英都利用详尽阐释的语言变体(elaborated linguistic variant)，且都信奉批判的话语文化，所以他们都在反抗旧阶级，尽管反抗的方式不同、背景有别、程度相异。”[5](P66)知识分子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变，正是知识领域的“现代性”变革，这种变革提高了“有机的知识分子”的地位，他们从乡村走向城市，从散落于市井逐渐集中到大学、研究所、工业企业和政府部门这类固定的机构当中。知识和文化的资本化使知识分子进入到社会的制度结构当中，与权力和地位发生关系，成为以文化作为资本的新阶级。

　　(三)复杂社会中的知识阶层

　　相对于知识分子是新阶级这样的说法，德国学者卡尔·曼海姆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他认为知识分子“处于各阶级之间，但它并不构成一个中间阶级。它当然不是悬在社会利益没有渗透其间的真空之中，相反，它包含了渗透到社会生活中的所有利益”[6](P149)。知识分子不直接参与到经济过程中，也不具有完全一致的利益诉求，更没有统一的政治观点。所以，我们可以发现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中广泛分布在社会各个阶级中，其职业角色可能是教授、商人、政府公务员、艺术家、作家等。知识分子不归属于一个阶级，“但所有知识分子群体之间都有一个社会学的联结纽带，这就是教育。教育使他们显著地连接在了一起。对共同的教育遗产的分享，会逐渐消除出身、身份、职业和财产上的差别，并在所接受的教育的基础上，把单个的、受过教育的人们结合起来。”[6](P147)教育是塑造知识分子身份的基础，也是知识分子最根本的一致性来源。正是因为知识分子接受过教育的训练，并在教育过程中不断提高自己对知识和文化的掌握能力，所以知识分子具有更大的思想包容性和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知识分子可以被理解为能够吸纳不同思想潮流，为各个阶级、群体之间思想交流和相互理解创造可能性的阶层。

　　无论是具有批判精神的流亡者，还是掌握文化资本的新阶级，抑或是复杂社会中的知识阶层，都不是知识分子的准确定义。“现代用语中很少有像‘知识分子’这样不精确的称呼。只要一提到它，往往就会引起涉及含义和评价的争论。”[7]如果把知识分子的理想特质归纳一下，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1)掌握大量文化资本，并能够熟练运用文字与符号表达自己的思想；(2)对一切约定俗成的现实永远持有怀疑态度，具有极强的批判精神；(3)超越专业和学科的限制，关心社会公共问题，并直接面向公众说话；(4)远离权力和金钱，对权威保持警惕，思想不受外在事物的压制。这四个方面分别代表了知识分子的四个特性：知识性、批判性、公共性和独立性。

　　二、消失在大学里的知识分子

　　现代大学中的大学学者与知识分子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二者之间却不能画上等号。关于知识分子的研究当中几乎都涉及大学学者，但不同观点之下的大学学者形象却千差万别。雅各比悲观地认为：“消逝的知识分子就消逝在大学里。”[8]

　　第一，从知识性的角度看，现代社会对知识精细化的要求加深，人类的知识被学科和专业划分开，过去那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已经成为神话，掌握整全知识的文化人被具体的专业学者所替代，他们的文化资本大多局限于学科和专业内，所运用的文字和符号也相对有限。班达认为知识分子的活动“本质上不是追求实用的目的，而是在艺术、科学或形而上学的思索中寻求乐趣，简言之，就是乐于寻求拥有非物质方面的利益，因此以某种范式说：‘我的国度不属于这世界’”[9]。知识分子的思维活动不局限于眼前的事物和实用的目的，而是思考终极的、形而上的问题。然而大学学者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知识分工，思考的范围是有限的。

　　第二，从批判性的角度看，“知识分子的职责是时时维持着警觉状态，永远不让似是而非的事物或约定俗成的观念带着走”[3](P26)，他们敏锐而充满怀疑的目光往往可以发现现实中有悖于真理和良知的事情，并提出许多挑战人们惯常认知的观点。对于从事科研活动的学者来说，批判的前提是“有条理的怀疑主义”②，科学工作者要对自己从事的科研活动时刻存有怀疑，不对已有的现成结果无条件地接受，这种怀疑是理性而审慎的，科学工作者必须通过规范的论证过程来有理由、有根据地怀疑，而不是胡乱否定。有条理的怀疑主义是学术工作者的信条之一，也是对大学学者的要求。学术范畴内的怀疑是一种态度，但在公共平台上的批判就是一种公民行动，可能使学者面临被制度排斥、被学术圈挤压、被利益集团攻击的风险。所以，知识分子被纳入制度的范畴，其批判性会有所减弱。

　　第三，从公共性的角度看，知识分子对公共问题始终抱有强烈的热情，同时，知识分子会直接面向公众发声。鲍曼认为：“‘成为知识分子’这句话所意味的，是要超越对自己的职业或艺术流派的偏爱和专注，关注真理、正义和时代趣味这些全球性问题。”知识分子积极地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并在其中充当社会良知的代言人，他们站在局外人的角度理性地考察公共生活，特别是对政治生活提出自己的看法和质疑，对政治当权者起到监督作用。知识分子逐渐职业化并成为大学学者之后，那么在一定程度上就被制度结构和学科分化所规范，学科之间的壁垒导致知识的整全性受到破坏，大学学者的关注点主要在专业范畴内而非公共议题，其思想观点更多的是在学术圈中流动，很难直接面对公众。

　　第四，从独立性的角度看，传统知识分子主要由文人、传教士、哲学家和艺术家组成，工作不受行政力量或市场力量的影响，他们构成的文化精英，在高贵的理想和关注来世的思想指导下，远离统治集团而显示出较强的自主性，并拥有很多可能是永恒而且固定不变的价值观[4](P15-16)。因此，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大多特立独行，精神上不从属于任何个人和机构。大学学者虽然从事文化传承、知识探究的工作，但身处制度化的大学机构当中，位于学科分化的某个具体单元里，是制度结构网络中的一分子。如果其身份再复杂些，他还可能是行政部门的领导、商业机构的成员、政府部门的参谋等，那么按照“位置决定立场”的迈尔斯法则，他很难做到独善其身，其思维和观点会受制于其所处的社会位置。“大学制度完全融入了权力结构之中，所以在所有领域和所有理论派别中的学术性输出将几乎肯定是符合权力逻辑和资源的牵制的。”[4](P145)大学学者不仅依靠大学制度生存，同时其思维方式和思想观点也受制度的影响，与传统的知识分子相比难以做到超然于世。

　　我们在讨论知识分子时不可避免地具有价值导向，始终有一个知识分子“应该”是怎样的潜台词。知识分子在人们的认知当中被赋予了道德意味和情感因素，特别是面对独立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的锐减，人们更是对知识分子的理想形象产生了膜拜，对知识分子的转化和消失感到痛心疾首。所以，当现代大学学者出现时，很难符合人们对知识分子的各种预期，也就有了“知识分子消失在大学里”的论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