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李志峰，武汉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所长、教授；高慧，武汉理工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生，武汉　430070；张忠家，长江大学党委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　荆州　434023

　　内容提要：知识生产方式正在发生重要变化，表现出知识生产的情境化、集体性和跨学科协同性，知识生产的主体多元性和组织多样性，知识生产的社会责任性和杂合式的质量控制标准等特征。知识生产方式的变化对大学科研的理念、目的、地位、组织结构、科研评价等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以兴趣主导、以学科为基础、“为知识而知识”的知识生产方式已经不能完全满足当代知识生产的内在复杂性及大学科学研究自身发展的需要。知识生产模式的现代转型打破了既有的大学科学研究的学科依附壁垒，改变了大学科学研究的组织方式。因此，基于国家和社会需求导向的跨学科协同研究等多种知识生产模式，成为个体自由探索研究之外的重要研究范式和大学科学研究的必然选择。

　　关 键 词：知识生产模式 大学科学研究 模式创新

　　20世纪，大学毋庸置疑地成为知识生产的关键机构。就新知识的生产而言，现代社会还没有创造出任何可以与大学相提并论的机构。[1]当前，大学的知识生产方式呈现出一些新特征，如知识生产跨越了学科界限，组织方式变得“灵活”和“随机”，目标更加明确具体，等等，这些特征预示着大学的科学研究模式正在发生重要变化。在知识生产方式发生重要变化的时代背景下，以学科为中心的、具有稳定组织边界的、封闭的、象牙塔式的大学知识生产方式，在面对国家和社会重大需求、科技综合化、社会问题复杂化的挑战下，已经越来越无法适应知识生产方式的现代转型和满足时代发展的需要。因此，大学创新知识生产模式成为当代大学科学研究范式转变的必然选择。

　　一、知识生产模式现代转型的理论基础

　　二战之后，知识生产演变理论不断涌现，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知识生产演变理论主要有小科学与大科学理论、模式1与模式2理论、学院科学与后学院科学理论等。虽然这几组理论描述的知识生产演变过程和表现形式各有不同，但其共同目标都明确了知识生产现代转型的新趋势。

　　(一)从小科学到大科学：现代科学研究的历史发展

　　1962年，耶鲁大学教授、著名的科学史专家戴雷克·普赖斯在“培格莱姆”讲演会上发表了四次讲演，论及科学自身的社会效应，在此基础上完成《小科学，大科学》一书。他在此书中首次提出了知识生产的小科学和大科学概念，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小科学与大科学理论。

　　普赖斯认为，大科学与小科学是相对应的。从小科学时代到大科学时代转变过程中，知识生产的规模、科学评价、交流方式、科研目标、科学家的社会地位及报酬等方面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就知识生产的规模而言，大科学时代比小科学时代具有更强的知识生产能力，能够产生更多的科学成果；在科学评价方面，大科学时代的科研协作难以评定每个人的学术贡献，而小科学时代的科学评价犹如“一把滑动的计算尺”，对所谓的“出类拔萃”进行等级评价；在知识交流方式方面，大科学时代的“科学通勤”①成为知识交流的重要方式，通过科研合作由人到人来交流知识，而不是小科学时代主要通过发表文章来进行学术交流；在科研目标方面，大科学时代科研协作和无形学院的出现以及良好科研设施都是为着科研的特殊目标而发生效应的，具有明确的目的性。简而言之，大科学是指在人、财、物三方面投入巨大的大规模科技研究活动，是相对于那种“私人资助的、以增长人类知识为目的、以个人兴趣为主导的自由研究”的小科学而言的。从历史的视角来看，大科学是小科学发展的必然结果，科技活动的大融合与科技转化的周期越来越短也使得“集约型生产”和高效率的大科学成为现代社会的必然选择。

　　(二)从模式1到模式2：现代科学研究的范式转变

　　知识生产模式的产生和转换具有历史连续性。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正式知识生产组织如大学和科研机构等的扩张和分化，国家科技政策的强有力牵引，国家和市场对于科技成果的强大需求使得传统的以学科为基础的知识生产方式已经不能够满足国家和市场的需要，因应时代发展的需要，“从所谓的以科学为基础的学科‘模式1’转变为以研究为基础的应用‘模式2’”[2]成为必然选择。正是由于历史发展的必然，1994年，迈克尔·吉本斯等六位在科学(政策)研究领域杰出的学者，在分析知识生产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以及知识生产对高等教育机构与市场影响的基础上，提出了知识生产的模式1和模式2理论。

　　在模式1中，设置和解决问题的情境主要是一个特定共同体的学术兴趣所主导；在模式2中，知识处理是在一种应用的情境中进行的。模式1的知识生产是基于学科的，而模式2是跨学科的。模式1以同质性为特征，而模式2则是异质性的。在组织形式上，模式1是等级制且倾向于维持这一形式的；模式2则是非等级化异质性的，且是多变的。与模式1相比，模式2的知识生产担当了更多社会责任，且更加具有反思性。模式2涵盖了范围更广的、临时性的、混杂的从业者，他们在一些由特定的、本土的语境所定义的问题上进行合作。[3]

　　从模式1到模式2，是现代科学研究的重要转型。首先，从模式1到模式2，反映了当前对知识生产的新模式的需求。科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即布鲁诺·拉图尔描述的“科学”的文化向“研究”的文化的转变。科学与社会之间的辩证关系已经转变成共谋关系。[4]其次，模式2宣告了一个新的科研模式的出现。知识生成于“应用的语境”和各种各样的组织中，跨学科性越来越显著，传统的以学科为基础的同行评议体系被一些经济的、政治的等额外标准所代替。

　　尽管吉本斯等人的理论对理解和指导当前大学科研组织形式及科研活动提供了创新的视角，也较为准确地把握了现代知识生产方式的变迁特征，但并不能够说，模式2就可以完全取代模式1，如果完全从模式2出发去描述概括当前及未来知识生产的全部形式和特征，就未免失之笼统与偏颇。没有模式1也就没有模式2，科学是源，应用是流。传统的以学科为中心的知识生产方式(模式1)是模式2的基础和内在动力。现代知识生产方式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尤其是大学的知识生产方式，模式1更为重要，在模式1基础上开展模式2的知识生产是现代知识生产方式的必然趋势。如果忽视模式1，过分强调模式2，现代知识生产将不可持续，也就很难更好地服务国家和市场的需要。

　　(三)从学院科学到后学院科学：现代科学研究的发展逻辑

　　对于当代科学的新变化，英国著名的科学家、科学哲学家齐曼也在其2000年出版的著作《真科学》一书中进行了全面考察。他在吸收了“模式2”和“学术资本主义”等一些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学院科学与后学院科学理论。齐曼认为，学院科学是一种高度个人主义的文化，是一种脱离世俗利益的纯探究活动，也是人类世代传承的一种主流文化形式，遵循的是默顿所描述的CUDOS②规范。而后学院科学是学院科学在“应用语境”下运转的新的知识生产模式和新的生活方式，是学院科学向产业领域的延伸，体现出PLACE③的特征。简言之，后学院科学指的是一种“在科学组织、管理和执行方式中的彻底的、不可逆的、世界范围的变化”[5]。

　　从学院科学到后学院科学，实现了大学科学研究发展的逻辑转换。首先，科学已经发展到一个无法依赖个体独立工作来解决突出问题的阶段，成为一种集体的活动，研究者们共用设备并合著文章。而且，科学家关注的实践和基础问题在本质上都是跨学科的，需要集体的努力，设备复杂化也使研究朝着更集体的行动模式发展。其次，科学活动的指数增长已经到了“财政的上限”，科研可用的资源总是有限的，导致了对于责任和效率的要求，科学家面对的实现更明显的“物有所值”和“资源问责”的压力不断增加。另外，科技政策加剧了对资源的竞争，使得大学和企业的联系更紧密，而且资金越来越多地来自研究合同。[6]

　　二、知识生产模式转型的特点与大学科学研究的新变化

　　普赖斯和吉本斯等六位学者与齐曼的知识生产方式理论虽然表述各异，侧重点也各不相同，但却存在着共识：即知识生产模式正在发生改变，科学系统处在转型中，研究议程正在发生变化，科学与其他社会因素之间的互动日益密切。相对于传统的知识生产所表现出来的基于学科的、由学术兴趣所主导的、同行评议的等特征，“大科学”、“模式2”和“后学院科学”这几种理论显示了知识生产方式转型的一些新趋势。

　　(一)知识生产的情境化，使得科研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语境依赖性，更强调知识的效用

　　随着科学研究地位的凸显，大学越来越依赖科学研究来提升院校的声望，而面向国家和工业界需要的研究由于受到科技政策的引导和院校获得资源的强大动力影响正在成为研究者们关注的焦点，强调知识的应用性是一种越来越突出的趋势。科学的很多专业领域已经进入“定向”阶段，在这个阶段中，战略性地引导科学研究朝着所设想的拟定目标发展成为知识生产的新趋势，对于国家和市场的语境依赖越来越强。基本科学知识被鼓励应用到实际问题中去，科学被强制征用为国家研发系统的驱动力和为整个经济创造财富的发动机。[7]基于应用情境的知识生产，一直面临着不断的谈判、协商，直到各个利益相关者的利益都被兼顾为止，并且从知识生产的一开始就被期望能对工业、政府等有用。知识的效用成为科学研究重要的评判标准。

　　(二)知识生产的集体性和跨学科性，使得科研成为一种集体的、团队的活动

　　新的知识生产更多的是跨学科或超学科的组织模式，学科之间的沟通合作日益频繁和深入。沽丁曾提出，以专业化和混合构成的学科发展是任何科学实践的典型，知识生产从来不会孤立地产生，它总会涉及其他学科的要素。[8]知识生产的集体性和跨学科性，不仅预示着不同学科之间的合作，还预示着科研是一种集体的、团队的活动，它们在共同的目标指引下获得学科和知识生产的共同发展。科学高度综合化使得个体独立开展研究工作以解决重大科学问题越来越困难，个人主义的研究文化正在被多学科团队合作文化所代替。

　　(三)知识生产的主体多元性和知识生产的组织多样性，使得科研的协同成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

　　“‘知识’产业的增长，不仅带来‘知识’员工的增加和‘知识’生产场所的涌现……新兴的‘知识’机构正在兴起……更激进的变化目前正在进行中。”[9]知识生产场所的不断增多反映了知识生产主体的越来越多元化，同时，跨学科所形成的知识生产组织的异质性、多样性必然要求科研协同组织的形成。因此，整合积聚研究人员、经费、知识等资源和多方力量以达到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协同研究应运而生，并成为一种新的主流的研究范式。

　　(四)知识生产的社会责任性，使得研究者对于其工作的社会后果越来越警觉

　　知识生产以社会发展和为人类服务为目标，促使人们对于科技发展对公共利益造成的可能影响越来越重视，知识生产的社会责任感因此而日益增强，研究者不能只关注研究本身而置其社会后果于不顾。社会问责在知识生产过程中的渗透，使得研究者对于研究结果的阐释和传播甚至对于研究问题的选择都表现出了高度的敏感性。

　　(五)知识生产的杂合式的质量控制，使得科研的质量标准越来越高，同时要接受“阅听人”④不同标准的质量验收

　　面向国家和社会需要的现代知识生产的质量标准既要包含科学的自身标准，还要满足经费资助者的质量目标，这就导致知识生产的质量必然受到科学和市场杂合式控制。科学研究的独立性和保持对市场的一定距离是科学研究的基本原则，但面向市场需要的研究则要求和市场紧密结合，因此，既要满足科学发展自身的需要，又要满足市场的需要，使得大学科学研究的质量标准越来越高，质量控制越来越复杂。为了获取研究资助，大学的研究者不得不与不同的“阅听人”共同讨论、互相选择以实现各自的质量目标，“阅听人”以各自不同的标准对研究质量及研究意义进行判断和验收，从而不可避免地导致科学研究满足“客户”需要成为当代科学研究的时代话语。知识生产的跨学科性及其参与者的异质性，围绕着现实问题的应用情境，不同的参与者基于其代表的社会责任和利益诉求，将所需知识的特定要求以不同的方式反映在知识生产过程中，从而使得知识生产方式在整体上呈现出一种开放性、动态性和协同性的特征。知识生产模式的变革不仅影响知识生产的过程，同时也涉及如何评价知识生产质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