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荷兰开展的成人教育促进弱势群体社会融合成效评估,通过搭建理论框架、建构评估指标体系、编制评估量表等一系列活动,首创成人教育促进弱势群体社会融合成效评估工具——SIT工具,实现了成人教育与弱势群体社会融合的有力对接。荷兰的SIT工具为我国建构成人教育促进弱势群体社会融合成效评估体系提供了参考范式和思维框架。
关键词:荷兰;成人教育;弱势群体;社会融合;成效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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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荷兰开展的成人教育促进弱势群体社会融合成效评估,通过搭建理论框架、建构评估指标体系、编制评估量表等一系列活动,首创成人教育促进弱势群体社会融合成效评估工具——SIT工具,实现了成人教育与弱势群体社会融合的有力对接。荷兰的SIT工具为我国建构成人教育促进弱势群体社会融合成效评估体系提供了参考范式和思维框架。
关 键 词:荷兰 成人教育 弱势群体 社会融合 成效评估
作者简介:徐君(1962- ),女,浙江浦江人,浙江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研究员,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成人教育基本理论研究;杨晨,浙江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4)。
随着金融危机的加深,没有职业技能的成人逐渐沦为弱势群体,被社会所排斥,生存境遇堪忧。社会排斥不利于社会公正与团结,制约着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维度的可持续发展。成人教育在增进社会融合,帮助弱势成人充分参与社会,承担社会责任方面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2011年,欧盟开展EDAM项目(Education Against Marginalisation,教育反抗边缘化),首次实现和构建了旨在促进弱势成人社会融合教育项目的评估框架,为成人弱势群体的社会融入提供了新视角。作为项目参与国,荷兰通过搭建理论框架、建构评估指标体系、编制评估量表等活动开发了一套成人教育促进弱势群体社会融合成效评估工具——SIT工具(Social Inclusion after Transfer,迁移后的社会融合)。该工具基于培训迁移理论(Transfer of Training),研究弱势群体经过成人教育后,将所学知识、技能、态度、情感等迁移、运用于日常生活与工作,促进其社会融合的效果及影响因素。本文通过分析荷兰SIT工具的开发背景、评估指标体系、特点、实施结果等,有针对性地借鉴经验、反思不足,为建构我国成人教育促进弱势群体社会融合成效评估体系提供参考范式和思维框架。
一、SIT工具的开发背景
欧盟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截止到2012年11月,欧盟失业率水平达10.7%,即共有约2 600万公民处于失业状态。[1]社会排斥成为欧盟多方面日益严重的威胁。欧盟深刻意识到:若许多人被排斥在分享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成果之外,排斥在社会服务和社会关系参与之外,社会秩序会变得更加两极化与不平等,最终对所有人来说更加不稳定。[2]面临经济重建及国家深陷危机的局面,欧盟出台了一系列反社会排斥政策和项目。“社会融合”概念相伴而生,并凸显出成人教育促进弱势群体社会融合的重要作用。
欧盟是当代“社会融合”概念的诞生地,也是最早开始社会融合实践的地区。[3]自1957年《罗马条约》签署以来,欧盟逐步关注社会融合领域的政策制定。1974年,欧洲议会首次通过致力于提高弱势群体生活和工作条件的社会行动项目。2000年,里斯本会议促使欧盟国家达成共识,“将欧盟打造为世界上最具活力和竞争力的知识经济共同体,促进欧洲经济可持续发展、扩大就业机会和增进社会融合。”欧盟视2010年为“消除贫穷和社会排斥的欧洲年”,发表了社会保护和社会排斥联合报告,开发出测量社会融合的共同指标,并寄希望于成人教育,将其视为社会融合的助推器与有力杠杆。
尽管成人教育的重要性已深入人心并被提上欧盟议程,但这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是人们赋予成人教育的应然期望,其实然成效并未经过相关实证研究。若无法揭示并彰显成人教育为何以及怎样帮扶弱势成人融入社会,那么成人教育促进弱势群体社会融合的研究就很难深入到弱势成人、成人教育者、教育政策制定者以及社会公众认识的核心层面,其存在价值将会被忽视、被质疑。鉴于此,2011年欧盟开展了EDAM项目,旨在通过成人教育改善参与者的生活质量,促进弱势成人社会融合,提高成人教育的实效性。该项目要求参与国(荷兰、比利时、德国、奥地利、意大利、罗马尼亚、希腊、丹麦)开展调查研究,开发成人教育成效评估工具,以掌握弱势成人参与教育后社会融合变化状况。荷兰率先实施评估研究,并开发出SIT工具,为后续欧盟八国的评估研究提供了工具支持与经验借鉴。
二、SIT工具的理论框架
SIT工具的理论框架主要建立在培训迁移理论和社会融合相关理论基础之上。
(一)培训迁移理论
为了解受训者如何将培训所学运用于日常生活与工作,人力资源开发领域开展了大量有关培训迁移的研究。许多研究基于美国学者鲍德温(Baldwin)和福特(Ford)的迁移模型,把培训迁移的影响因素归为受训者、培训设计和工作环境。[4]培训迁移研究的对象大多是高技能水平雇员,很少关注低技能水平员工。研究目的主要是为了学员的职业发展和企业绩效水平的提高,不是基于社会融合方面的个人成长。尼加曼(Nijman)曾以低技能水平员工为对象,研究弱势成人的培训迁移问题,提出低学历成人培训迁移的7个影响因素:个人特征、动机、组织支持、迁移气氛、迁移设计、工作和学习环境。[5]SIT工具综合以上研究,对培训迁移模型进行改编修订,以适用于成人教育领域。
SIT工具采用CIPP培训效果评估模型,由情境(Contextual)、投入(Input)、过程(Process)和成果(Product)4个评估级别构成。SIT工具的投入评估和过程评估指标包括培训迁移的影响因素,结果评估指标是培训迁移的成效——社会融合。SIT工具侧重探究过程评估与结果评估之间的关联性,即成人教育与弱势群体社会融合之间的关系及影响因素。
(二)社会融合相关理论
社会融合可视为个体尝试控制、处理资源和服务,参与社会活动,保持良好社会关系,体会到包容感与认同感的动态发展过程。基于交互作用论和社会情绪选择论,社会融合由激活(Activiation)、内化(Internalization)、参与(Participation)、联系(Connection)4个维度构成,这与德洛尔(Delors, 1996)提出构建学习型社会的四大支柱相匹配,即学会求知、学会做人、学会做事和学会共处。
交互作用论(Interaction Theory)认为:个体及其情境构成一个整体系统,个体功能是一个积极、有目的的动因。[6]个体在学习环境中具有重要作用,正是由于个体和环境的交互性,才触发行为改变。一方面,环境是行为变化的决定因素;另一方面,个体受内在驱动,具有自我决策和自我规划能力。
劳拉·卡斯滕森(Laura Carstensen)提出社会情绪选择论(Socioemotional Selectivity Theory, SST)。她将人类的社会目标分为知识获得目标(Functional Rewards)和情绪管理目标(Emotional Rewards)。前者以获得知识为目的,人们在与他人的社会互动中,相互观察和了解,从中获取信息并学习赖以生存的社会技能。后者旨在管理情绪状态,关注生命的意义和情感的亲密性。[7]Carstensen认为,随着增龄,老年人更关注获得人际交往带来的情感回报,而不是获取知识。不难看出,弱势群体既有获得知识、技能以应对日常生活的知识性目标,又存在增强与他人沟通联系、排遣孤独、树立自信等个人情感性目标。

图1 社会融合过程之间的平衡
图1所绘坐标系的4个限域可反映弱势群体的社会融合度。社会融合是通过个体与社会的交互作用,获得情感和知识满足的过程。既包括个体层面的融合(激活和内化),也包括社会层面的融合(参与和联系)。激活和参与可视为增加功能性知识和技能,解决日常生活困境的过程。如灵活运用电脑、加入社团等。内化和联系是描述达成情绪管理目标的过程,一方面体现在自信心、决断力等个人感受能力的增强,另一方面体现在获取更多社会联系和人际关系的改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