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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甲午陆战研究中几个问题的辨析
2019年12月17日 09:12 来源:《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 作者:邱涛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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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认真辨析相关史料,我们就会发现,甲午战争研究中过去曾被定案的某些史实,如今似有重新提起讨论的必要。以第一阶段的平壤战役为例。清军前敌统帅叶志超稍作抵抗,便弃城逃回国内。对此,学界的主流观点是:当时平壤城内军储充足,叶志超宣称装备不足,是为临阵脱逃开脱罪责。然而认真检讨平壤城内清军弹药给养,可知,叶志超所陈并非虚言,清军的确没有做好备战。再如,依克唐阿历来被认为是怯战将领,可史料显示,他的部队武器装备之差,根本无法应对当时战争的需要。而徐邦道,历来被认为是敢于抵抗的将领。可仔细考察便知,此人军事素养较差,算不上称职的将领,根本不能承担前敌重任。说清政府要为甲午陆战失败承担责任,这一点也不为过。但具体下来,究竟是政府中哪些人应该负责?要负怎样的责任?甲午陆战失败是由于前线将领的贪生怕死?还是后方决策者的政策失误?这些都需要对史料做艰苦的考索才能给予说明。

  关键词:甲午战争/ 平壤战役/ 徐邦道/ 近代军事素养/ 军械

  作者简介:邱涛,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关于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学界主流观点认为,归根结底是清政府的腐朽无能和对外妥协。这种观点当然是正确的。不过,这个结论过于模糊,没有说明清政府中究竟是哪些人要为战争失败承担责任,而责任者各自要负怎样的责任。以往的研究对前线清军将领颇多指责,留下的文字详细而生动;对后方决策者的批评,却是笼而统之,语焉不详。笔者通过分析史料,对以往一些已被“定案”的“史实”再作检讨,希望用史学的方法,把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对外妥协”作具体的呈现。

  一、平壤战役中清军军储与叶志超的逃跑问题

  甲午战争中,平壤战役被认为是战争第一阶段最关键的战役之一,是中日两国陆军的首次大规模决战。正因为它是一场关键之战,所以研究成果较多。众多论著都会涉及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平壤战役期间,清军前敌统帅叶志超在“平壤军储丰厚”的情况下,弃城而逃,“狂奔五百里,渡过鸭绿江,退入中国境内”①。研究论著一般认为在平壤战役中,双方打得很激烈,清军武器弹药充足,日军在竭力进攻不果的情况下,已处于弹药粮草行将告罄的窘态,如果不是叶志超畏敌怯战,战局不应该是历史上呈现的那样。

  这样理解是否可信呢?我觉得其中有很多问题仍需探究。

  首先要指出的是,作为甲午陆战关键战役的前敌总指挥,叶志超不顾大局,仓皇撤离平壤前线,在日军的追击下,狂奔五百里逃回国内,无论有多少说辞,都不足以开脱其罪责。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依据史料,还可做更加具体的探讨。

  平壤战役有两大主战场,一是城南,二是城北。在城南,清军顽强抵抗,双方处于胶着状态。而在城北,牡丹台和玄武门被日军攻陷,这里是平壤城的制高点,日军布置火炮和兵力,准备一举攻下平壤内城。日方的《日清战争实记》记载:日军在9月15日(农历八月十六日)凌晨发起总攻,“午前八时三十分”,“终于把牡丹台上的敌军(即清军)全部赶走,顺利地占领了牡丹台”,“佐滕大佐见牡丹台已被我军攻占,遂向玄武门冲击,终于打破了坚固的平壤城的一角。我军已经攻占了牡丹台这个险要之地,俯视着平壤城,攻破了玄武门,逼近了主城,势如破竹,几乎所向披靡,欲立即入城”②。显然,平壤清守军受到严重威胁。叶志超与各将领商议,认为:“北门之咽喉(牡丹台、玄武门)既失,子药又不齐全,转运不通,军心惊惧,设敌军连夜攻打,何以防御!不如暂弃平壤,增彼骄心,养我精锐,再图大举,一气成功。”③这一史料出自驻守平壤的清军主要将领卫汝贵的得力幕僚栾述善之手,此人当时随驻平壤,当是他亲闻亲见或得自卫汝贵转述;在平壤陷落时,栾述善被日军所俘,这是他在日本大阪狱中所写,此时所作不必为人隐讳,故从史料来源和真实性上可靠性均高,很能说明实情。

  如果说攻防要地失守,就放弃阵地,叶志超这种“畏敌怯战”的做法,肯定是丧失了一名军人的基本职责,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但是,叶志超在决策时提出“子药又不齐全,转运不通,军心惊惧”也很致命,因为近代战争中是否有充足的武器弹药,其意义之重大,是不言而喻的。

  那么,平壤城守军的武器弹药,究竟是如学者们所说“军储丰厚”、极为充足,还是如叶志超所说“子药又不齐全,转运不通”呢?

  学者们通常认为,这是叶志超为自己临阵脱逃而编造的借口,理由是平壤清军的军火储备很充足。这是秉承了学界认为甲午战前清政府的军火储备丰富、清军装备总体上占优的流行观点。这一观点所依据的一大核心史料,是甲午战争爆发前夕翰林院编修曾广钧所上呈文。

  曾广钧这一呈文描述了战前清军制造、购买军火的情况:“中国后膛枪炮之多,甲乎天下。各局制造购办不可悉举……名目虽繁,约分三等。上等者:曰快利,上海制造局所新造也,所出不多,尚难尽用。曰毛瑟,德国所造,远界二千五百码。曰德国马梯尼,远二千二百码。以上二种,江南军装局存储极多,弹子亦复不少。……曰单响哈乞开司,远界二千码,广东官兵多用之。曰黎意五子连环递放,远界二千五百码,福建、广东、江南皆用之。以上皆上等也,宜名曰甲枪。中等者:曰英国马梯尼,机括稍窒,及界亦远。曰十三响云者士得,极界一千二百码,药力亦弱,此二种中国购置亦复不少,各军正在使用,宜名曰乙枪。最下者为林明敦枪,系美国极旧之式,乃上海制造局自同治十二年起造,至光绪十五年止,所造至百余万杆,除已发各营外,实存六十余万杆,弹子称是。此枪后膛走火,又易炸裂,又不甚准。最劣之品,宜名曰丙枪。查中国甲枪已属不少,足敷陆军之用,但毛瑟、德国马梯尼弹子,中国现不能造,惟黎意枪子上海制造局能造之,应令前敌交绥各军纯用黎意枪,其毛瑟及德国马梯尼,前者已购之弹子尚属山积,应令绿营练军及长江水师用之,俟弹尽时再议更换。其乙枪既有瑕疵,宜暂令未练之绿营及云、贵、川、陕、甘肃、湖南等练军用之,亦俟弹尽再议更换。……其丙枪直为无用之物,宜弃之,或义民欲用者,亦可择其不炸裂、不走火者假之。其格林炮及十二生的过山炮,皆平原利器,暂时无用,故不备论”④。

  作为后世研究者依据的核心史料,曾广钧呈文的内容是否准确?这是关键!事实上,这篇呈文内容错漏百出!

  曾广钧的呈文开篇就说清军后膛枪炮的战略储备“甲乎天下”,那将欧美各军事大国置于何地?如果说这是一种虚荣心作怪的自我吹嘘,那么,他将英国所造亨利·马梯尼枪误为德国所制造等一系列错误,就完全暴露了他对于枪械的无知,实际上是一个冒充军事内行的门外汉。其次,大部分枪械的射击距离被他夸大了一倍左右,如呈文中称黎意枪射程能达到2500码,将该枪的最大射程夸大了一倍以上;单响哈乞开斯枪的尺表射程,也被他夸大了一倍,说成2000码;在这一系列夸大的数字中,他的表述稍显可靠的两种毛瑟枪的射程,也被分别夸大了450码和900码⑤。而且,射程固然重要,但不是衡量枪械好坏的唯一标准,此外还必须考虑装弹量、膛压、射速、来复线、枪械使用寿命等衡量标准。以此来衡量,哈乞开斯步枪只是单发枪,从各项枪械指标来衡量,都不能算到甲枪(即质量性能最佳的枪械)范围里。至于林明敦中针枪,当时中国最大的兵工厂——江南制造总局(沪局)自同治六年(1867年)五月起生产,至光绪十六年(1890年)停产该枪止,20多年间,总共生产了各种型号林明敦枪4万余枝⑥,是曾广钧所云“上海制造局所造至百余万杆”的1/25。即便其他各局有仿制,限于生产能力⑦,想要在甲午战前达到“实存60余万杆”枪支,无异痴人说梦。

  那么,研究者能根据曾广钧呈文等材料,得出清军武器弹药储备充足、装备精良的结论吗?能据此准确估计战争中枪炮、弹药的消耗速度,得出清军武器装备足以支撑这场战争的结论吗?显然不能。曾广钧的呈文认为,清军弹药存储的绝对数量相当丰富,用他的话说,就是“尚属山积”,但“山积”到何种程度?所谓“山积”的子弹中,有多少是新制的、合格的产品?又有多少是因存储时间过长或质量问题,而变质的废品?曾广钧是外行,不会计算和辨识,只能是含糊其语。而以往研究者也多忽略了对实战中弹药消耗速度等问题的具体考察,导致对清军弹药储备的研究出现重大误差。

  关于平壤战役时清军军火储备的实际情况,我们可从以下两条重要史料来展开分析。

  一条核心史料是办理盛军前敌军械委员、亲历了平壤实战的邱凤池在战后(光绪二十一年七月初四日)的一道奏折。邱凤池具体经办了驻防平壤城的清军主力之一——盛军的军火后勤保障,该奏折报告了其战前和战时向平壤运送武器弹药的详细情况,有助于了解甲午陆战中枪、炮、弹药的消耗速度和平壤军储的具体情况。该折说:(1)“卑职于去岁(光绪二十年)六月十八日,随队由新城登轮,解运七生脱半炸弹一千二百颗,两磅威敦过山炮弹一千二百颗,四分五径小格林炮子五万粒,哈吃开思兵枪子四十五万粒,云者士得马枪子五万粒,旱雷壳八十个,电箱七具,电线计长六英里,炮药三千磅。以上各件,两次均解运到平壤城,设局存储”。(2)“自去岁八月十三日午前与倭寇接仗,鏖战四昼夜,共计发给各营七生脱半炸弹八百五十颗,两磅威敦过山炮弹九百颗,四分五径小格林炮子五万粒,哈吃开思兵枪子二十六万七千粒有奇,云者士得马枪子二万四千粒,炮药一千七百四十磅,埋设旱雷二十四个,外叶军门借拨哈吃开思兵枪子十万六千粒”。(3)“仅存哈吃开思兵枪子七万七千粒有奇,云者士得马枪子二万六千粒,七生脱半炸弹三百五十颗,两磅威敦过山炮弹三百颗,炮药一千二百六十磅(存在平壤城被倭寇所得)”。(4)“各营每炮自带炸弹五十颗,每枪自带枪子一百五十粒,尚不在卑职解运数目之内。于八月十三日战至十六日,计四日内,约施放枪子七十四万粒之谱,炮弹二千八百余颗之谱”⑧。

  这是驻防平壤城的一支清军——盛军6000人(占平壤清军总数近一半)的装备情况。如果孤立地看这些数据,可以得出卫汝贵所率盛军,乃至布防整个平壤城的清军,武器装备精良且弹药充足的结论。但计算下来,就会发现邱凤池运送到平壤的各种枪械的弹药55万颗,6000名盛军人均92颗,加上他所说不在其解运数目内的每枪自带配子150颗,人均242颗子弹,与清军已经形成惯例的每枪配1000颗子弹(最低配置也是单枪500颗子弹)的标准相去甚远。邱凤池还运去各类近代火炮的炮弹2400颗,以卫汝贵盛军配备的过山后门炮20尊计算,平均每尊配弹120颗,加上原有配弹50颗,共计170颗,也与清军习惯的每炮配弹200颗的低标准(晚清火炮配弹的高标准达到每炮1000颗)有不小的距离,何况盛军所拥有的火炮是平壤驻军火炮的主力,这种状况必然会影响清军官兵的战备心理。结合日军在平壤战役中的战利品清单来分析,还会发现清军的重武器——火炮很少,也从一方面再次证明清军军储丰厚之说站不住脚。在日军缴获的35门各种火炮中,只有12门75毫米克虏伯山炮(日军称“七厘米克虏伯山炮”)、4门75毫米克虏伯野炮(日军称“七厘米克虏伯野炮”);而日军仅一个元山支队就拥有与整个平壤清军相同数量的75毫米克虏伯炮,虽然日军数日以来发射的炮弹也是2800发左右,但其拥有的75毫米克虏伯炮数量却是清军的3倍以上⑨。清军和日军火力的对比,火炮攻击的有序性,以及同等火力下的打击效率,不言自明。

  如果邱凤池的奏折还不足以说明整个平壤守军的军火储备情况的话,那么,正好可结合另一条核心史料,就是日方文献所提供的平壤战役结束后的缴获物资清单,基本可以明确经过9月15日的激战后,平壤守军的军火余存情况。

  在这一清单中可以看到,日军在平壤战役中共缴获清军步枪子弹56万发、炮弹840发⑩。从绝对数量来看,清军遗弃的枪炮子弹数量是惊人的,但枪弹分配必须考虑军队人数,如果平摊到平壤前线清军1.3万人头上,则会发现清军人均弹药数量少得可怜,人均仅有43发子弹。平壤前线,卫汝贵部还配有过山后门炮20尊,马玉崑毅军配带小炮6尊,左宝贵领有陆路军炮6尊,叶志超有小炮8尊,按这40门火炮计算,将日军缴获的840发炮弹平分,每门只能分到21发炮弹(11)。

  当然,还有一个关键内容,就是弹药的日均消耗量问题。根据邱凤池的奏折,可知守卫平壤的清军在八月十三日至十六日总共消耗子弹74万发、炮弹2800发。即使不考虑实际作战情况,按平均数计算,每日也要消耗18万发子弹、700发炮弹。而平壤战役的实际情况是,日军真正的总攻只有9月15日(农历八月十六日)凌晨四时三十分到午后二时左右这大半天时间,清军在此后休战时乘夜撤离平壤,日军在9月16日上午顺利占领平壤城,也就是说,已消耗的74万发子弹、2800发炮弹,大部分实际是在抵御日军这大半天总攻中消耗掉的(12)。

  那么,如何来计算平壤战役中清军弹药在抵御日军大规模进攻中的日均消耗量?

  一种算法是,按上述情况来估算,叶志超撤退时所遗弃的56万发子弹,顶多能抵御一天同等规模的日军总攻;另一种算法是,如果按照身居战阵的袁世凯的估算,200发子弹不到10分钟就会消耗掉(13),56万发子弹恐支撑半天都很勉强。至于840发炮弹,用不了一天也会全部打光。看似绝对数量上的充裕,所谓“山积”的清军弹药储备,实际上却掩盖了清军弹药储备相当匮乏的真相。故叶志超清军的仓皇撤逃,至少有一个因素是估算了枪弹不足以坚守平壤城。清军官兵日常养成的习惯和意识中,单枪配弹的标准是1000发,像平壤战役最后(按被缴获的子弹计算)每枪只能配备50发左右的子弹,怎能“敷用”?

  这样看来,被研究者据为核心史料的曾广钧呈文所说的弹药“枪子尚属山积”,根本不能作为清军武器弹药储备充足的依据,由此可见国人对战备认识的粗疏;而根据日军缴获的清军枪炮弹药来看,确实不足以支撑清军击退日军对平壤的进攻。而且,清朝平壤守军的粮草供应同样告急,当军机大臣、户部尚书翁同龢看到叶志超报告平壤“军粮五船在大同江为敌劫去,存粮不敷五日”的奏折后,发出了“此师殆哉”的哀叹(14)。当时清军没有建立像日军那样沿途设立兵站保障运输供给的近代军队后勤制度,而依靠一条原始、拖沓的后勤补给系统,武器粮草补给极为困难。这一具体史实说明叶志超没有谎报军情,也说明腐败无能的清政府,无论是最高掌权者慈禧太后,还是秉中枢权力的军机大臣们(礼亲王世铎、武英殿大学士额勒和布、东阁大学士张之万、兵部尚书孙毓汶、工部左侍郎徐用仪、户部尚书翁同龢、礼部尚书李鸿藻、礼部侍郎刚毅、恭亲王奕訢),以及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掌握清政府主要军工厂和外购军火事务的封疆大吏,根本没有为争取这场战争的胜利做好充分准备,其实他们也没有这个能力。但这不能成为叶志超这一前敌主帅“怯战”而仓皇撤离,导致他所指挥的这支中国陆军主力全军崩溃、一发不可收拾的理由,更不能开脱他对甲午战败应承担的历史罪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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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邱涛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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