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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丁酉战争爆发后的明军战略与南原之战
2019年12月06日 08:22 来源:《安徽史学》2017年第6期 作者:陈尚胜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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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丁酉战争爆发后,明朝迅速做出了再次援朝御倭的决策,并重建军事指挥体系,进行战略部署。南原之战是丁酉战争爆发后明军在朝鲜遭遇的首场战斗。南原之战的失败,不仅在于南原的明军主将杨元个人轻率寡谋,还在于朝鲜水军在闲山岛海域的覆没使南原失去屏障,还在于邻近明军与朝鲜军队缺乏相互配合与援救,更在于明军的战略失误以及相关决策者的急躁心理。不过,也正是南原之战的失利,明朝及时调整了援朝御倭的军事战略。

  关键词:丰臣秀吉/ 朝鲜/ 邢玠/ 杨元

  作者简介:陈尚胜(1958- ),男,安徽潜山人,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

  1597年初,明朝与日本和谈失败,丰臣秀吉决定发14万大军再征朝鲜①。于是,丁酉战争(朝鲜称为“丁酉倭乱”,因为1597年为明朝以及朝鲜的干支纪年“丁酉”年;日本则称为“庆长之役”)爆发。明朝在得到朝鲜求援使的信息后,经过朝廷大臣会议决定应援,并迅速形成援救朝鲜的战略,南原成为明军钳制日军北上的重要战略据点。然而,明军不久就在南原之战中失利。关于南原之战,韩国学者李熙焕与郑永泰进行了专门细致研究②。不过,上述研究侧重于朝鲜义兵与日军的兵力,以及这次战斗的全过程,但文中对明朝史料使用不够充分,因而对明军的研究分析还有不足。所以,本文拟在他们研究的基础上,专门探讨:一、明朝对日政策调整与战争指挥体系重建;二、明朝援救朝鲜的军事战略安排;三、关于南原之战及其失败原因问题。我们认为,从明朝方面对再援朝鲜的军事战略安排与南原之战进行深入考察,或将有助于从抗倭主力一方揭析丁酉战争的发展进程。

  一、明朝对日政策调整与战争指挥体系重建

  要考察明朝在丁酉之役发生后所形成的援救朝鲜的军事战略安排,我们有必要了解明朝对日政策调整过程。因为在丁酉战争爆发前,明朝一直在与日本议和,明朝内部还围绕着册封日本、要不要允许日本朝贡进行争议③。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十二月初四日,蓟辽总督孙鑛(全称为“总督蓟、辽、保定等处军务、兼理粮饷、经略御倭、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上报的朝鲜国王关于日本将会派兵再侵朝鲜咨文④,使明朝朝廷了解到日本的新情况。实际上,朝鲜早在十一月间就派出请兵奏闻使郑期远来向明朝皇帝奏报:“伏乞圣慈,特命该部,作速区画,调集大势兵马,星夜前进,一面搬运山东等处附近粮饷,及时救济。臣再照,贼之所畏,唯在舟师。仍兼调浙、直、福建等处舟师,协同小邦闲山等处水兵,邀截海口,断贼后路,水陆并进,期于一举扫荡,不胜幸甚。”⑤只是朝鲜请兵使节郑期远在第二年(万历二十五年)正月才抵达北京,孙鑛则把朝鲜情况先行报告。

  在万历皇帝接到朝鲜使节郑期远奏报的次日(二月初五日),就“集廷臣会议倭情。时朝鲜陪臣刑曹郑期远痛哭求援。辽东副总兵马栋报:倭将清正领兵骑舡二百余只于正月十四日到朝鲜岸,至原驻机张营驻劄。给事中徐成楚言:海舡一只小亦不下百人,今称二百余只兵当不减二万余众,防御事宜亟当早图。乃下廷臣会议。”⑥从这条史料看,万历皇帝对于朝鲜的这次请兵求援事特别重视。不过,当时兵部尚书石星一心与日本议和⑦,在正月二十五日还曾否定了朝鲜的求援请求。“朝鲜国王李昖以倭情紧急请救。兵部言:此奏乃去年十一月以前事,是时册使未回。日本以朝鲜遣使官卑礼薄,不纳。其使归报,有仍欲索要王子等语。今杨方亨奏报,封事已竣,止是责备朝鲜礼文。已经覆议,令沈惟敬调戢矣。其请兵一节,宜敕朝鲜自为提备,不得专恃天朝救援。得旨:行朝鲜国王修备、修睦,以保疆土,毋得偷安起衅。”⑧文中的“兵部言”,显然系当时担任兵部尚书的石星意见。而万历皇帝在这时仍相信石星,要求朝鲜睦邻日本。

  然而,到了正月三十日,明朝言官开始弹劾石星以及支持石星的内阁首辅赵志皋,万历皇帝的态度开始有些暧昧:“兵科署科事刑科左给事中徐成楚疏论兵部尚书石星,因言辅臣赵志皋雷同欺蔽。”于是,赵志皋上奏辩解:“东封一事,始于经略宋应昌之请,尚书石星许之,言官争之,事几成而欲败。赖圣断查究言官,而议论姑息,倭使既至,破封不已。”在他看来,日本已同意议和,虽然其在“釜山之兵未撤,(只)为索朝鲜之遣使”。而徐“成楚必欲兴兵动众,以开祸端,诚不知其何心也?疏入,不报。”⑨就是说,赵志皋的上疏解释,并未得到万历皇帝的明确表态。进入二月份,明朝科道言官论劾赵志皋和石星的上奏活动则出现一起又一起⑩。在遭到言官论劾的巨大压力下,石星于二月十五日曾“请自往朝鲜,谕两国就盟退兵”。但万历皇帝不许(11)。到三月份,在言官们继续参劾石星和前往日本正使杨方亨回京奏报册封始末的情况下(12),万历皇帝于三月二十日下旨:“尔等既言石星欲息兵省饷,但轻听误国,情有可原,姑革职,候旨定夺。”(13)石星之所以屡受科道言官的论劾,据韩国学者车惠媛的研究揭析,其中与朝鲜使节在北京活动一些明朝大臣有关,从而在明朝政界形成一股反对石星议和误国的强大舆论力量(14)。不过,石星遭政治清算,作为当时藩属的朝鲜使节所起作用应该不大,关键还是日本再侵朝鲜,已经突破了明朝君臣所设定的朝鲜安全底线(15),也就意味着力主和谈的石星必遭政治遗弃。

  在这期间,万历皇帝接受吏部的推荐,先后调整了兵部以及负责援朝御倭事务的官员。二月十五日,任命原延绥总兵麻贵为备倭总兵官(16)。二月二十六日,万历皇帝“命兵部侍郎李祯署本部印务”(17)。三月十五日,任命“山东右参政杨镐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经理朝鲜军务”(18)。同时,由于曾持怀疑对日议和立场的蓟辽总督孙鑛在丁酉战争爆发后萌生退意(19),万历皇帝于三月二十九日“升兵部左侍郎邢玠为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总督蓟、辽、保定军务,兼理粮饷、经略御倭”(20)。经过近一个半月的人员调整,明朝重新组织了丁酉倭乱后援朝御倭战争的指挥体系。

  与此同时,明朝在兵部左侍郎李祯的主导下,迅速部署了向朝鲜的调兵计划。二月十一日,李祯提出:“援兵请于宣(指宣府镇,位于今河北宣化)、大(指大同镇,位于今山西大同)、蓟(指蓟州镇,位于今河北迁西)、辽(指辽东镇,位于今辽宁辽阳),挑选七千名。其应募浙兵三千七百余名,令督臣即于本镇募用,以省劳费。省、直水兵陆续调发。”(21)万历皇帝于当天就批准了李祯的调兵方案,兵部决定首先调发蓟镇兵3785名,再调发辽镇兵3000名火速入朝(22)。朝鲜文献也记载,“是年五月初九日晚,麻提督(按:指总兵官麻贵)抵辽阳,十八日向鸭绿江东发,兵止一万七千人。提督题请济师,经理(按:指杨镐)疏请,募兵川、浙,并调蓟、辽、宣、大、山、陕等处兵。又谓朝鲜惟闲山水兵稍劲,请更调福建、吴淞水兵,而亦督刘綎率川汉兵六千七百,以待后日继援。统数前后征发十四万二千七百余名矣。”(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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