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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实之归应细审
2020年06月29日 09:50 来源:解放军报 作者:杨欢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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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书如扫尘,一面扫,一面生。”大凡与文字打交道的人,对校对的细致、枯燥和防不胜防都深有体会。北宋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述了如何整治校书官敷衍塞责的事,令人在会心一笑之余也产生一些思考。

  “旧校书官多不恤职事,但取旧书,以墨漫一字,复注旧字于其侧,以为日课。”说的是以前的校书官大多不尽职责,故意把旧书中的某个字用墨汁涂抹,然后再将被涂抹的字注在一旁,这就算一天的工作了。后来,皇上发现这样不行,便规定不准“墨漫”,只能用红笔将需要改正的字圈起来,并且要在卷末写上校书官的姓名。变“墨漫”为“朱围”,让那些不负责任的校书官再也混不下去了。

  “严考课之法,审名实之归,用人必考其终,授任必求其当。”这是明朝政治家、改革家张居正的一句名言。明朝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提到,以前考核官员太过粗疏,有的官员虚言浮术,爱兴伪事,业绩平平,却得不到惩戒。后来吏治部门在考核官员时就要求,官员凡有浮躁浅露、才力不及这两项缺点的,一律降级使用,有的甚至降两级三级。

  明孝宗时,为了扭转官场中拖沓怠惰的风气,专门向地方官员发布指令:“凡尔有司,莫非天职,勿以一事不修为无损,勿以一民不获为不足忧,勿以一郡一邑不安为无害于治。”当时对官员政绩的考察,都一再强调“务得实迹,不可偏听枉人”,干部的进退去留,主要看政绩和口碑。正是靠这种勤政务实之风,开创了历史上为人称道的“弘治新政”。

  金朝晚期人刘祁在《归潜志》中讲到,士大夫做官,应该以公心处之,事自理,民自服。现实中却不是这样,比如,有些官员在自家大门贴上告示:“无亲戚故旧,不见宾客,不接士人”。有的县令竟然夜盖纸被,朝服弊衣,以示清廉。

  一个人品行之良莠、作风之虚实,还是得论其事功,并不取决于一些外形之物抑或外在形式。盖纸被子一定是清廉吗?官员都有和职级相对应的生活保障,不可能穷到盖纸被的境地。倒不如盖着暖和的被子,好好休息,养足精神,以充沛的精力投入工作。

  对于这些沽名钓誉的作秀之举,除了有“识得破”的眼力,还要有“动刀子”的魄力。清朝的嘉庆皇帝,认识到当时的官场积弊在于“为政全无实心,爱民全无实惠”,把勤政戒惰、推行实政作为“新政维新”的重点。亲政之初,便有不少官员因为欺上瞒下、玩忽职守而受到批驳和惩戒。嘉庆帝一生倡俭反奢,官员为了迎合他也跟着装模作样。然而,风头一过,立马故态复萌。一位皇族中的官员就私下写道:“今上复以恭俭率天下,故在朝大吏,无不屏声色,减驺从,深衣布袍……以自诩其节俭。”

  清初石成金在《嘉官捷径》中谆谆告诫当官者:“德政歌谣,以及长生禄位、万民衣帽、生祠碑碣等件,俱是近时滥套。当官即十分廉明清正,亦是本等应为之事,须力辞诸件,不可喜此以召诮谤。”明清都有禁止“上言大臣德政”的规定:无论名门官吏或平民百姓,如有上书歌颂执政大臣“美政才德”者,若非希图引用,便是奉报私恩,必定视同“奸党”,务要穷究上书阿附大臣的原因。若被歌颂大臣知情的,以同罪论处,不知者不坐。然而,严苛的制度依然管不住官员玩“民意秀”的冲动,晚清之时,作秀之风益盛。

  军队是要打仗的,而打仗是硬碰硬、实打实的较量,容不得半点飘浮和虚假。“吹大的气球最怕针”。各级领导干部和机关应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不采华名、不兴伪事,所作的每一项决策、所干的每一项工作,都必须是对战斗力有益的事,必须经得起时间和战争的检验。坚决不做背离战斗力标准的无补之功、无益之事,真正把功夫下在重实战、谋实效、求实绩上。

 

  (作者单位:63936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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