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1949年以前的研究中法战争是由越法战争演变而来的国际争端,它起源于法国觊觎越南北圻,最后以北圻沦为法国殖民地而降下帷幕。继之,沈奕巨在《学术月刊》1961年第6期上发表《评牟著〈中法战争〉——和牟安世同志商榷中法战争的几个问题》一文,就人民群众在中法战争中的作用、中法战争的发展阶段、抵抗派的形成和作用、几个论证不确和引证史料有误的问题发表了不同看法。3.创立研究机构60年代以后广西之所以在中法战争史研究方面取得较多的成果,得益于广西通志馆中法战争史研究组的成立。3、4期合刊)、《清朝争夺在越南的宗主权》(越南《历史研究》1990年第5期)、《1883-1885年中法战争的根源》(越南《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注:后两篇译文载广西中法战争史研究会编《中.
关键词:战争史;研究;刘永福;学术;论文集;史料;战役;越南;广西;评价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黄振南 广西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南宁 530022
中法战争是19世纪晚期的一个重要历史事件,战火熄灭以来,有关这一事件的研究工作绵延不断,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但受某些特定历史因素的影响,研究时起时落,有时甚至鲜有成果。与近代中国其他重大历史事件的研究相比,这个领域的研究还比较薄弱,对战争另一方法国的研究就更为不足了。认真回顾战争爆发至今中法战争史研究的历程,总结研究中的经验与教训,对今后这一领域研究的发展很有必要。
一、1949年以前的研究
中法战争是由越法战争演变而来的国际争端,它起源于法国觊觎越南北圻,最后以北圻沦为法国殖民地而降下帷幕。这场战争先在越南打响,然后波及中国本土,并在中、越同时展开。重要的是,战事原本仅涉及中、法、越三国,但英、德、美、日、俄等列强却为各自利益打算盘,以不同的方式插手其间。正是中法战争的这一特性,交战双方对这场战争的关注均非一般。即在越法战争进行期间,法国就有人对它作了描述、记录和研究。越法战争演变成为中法战争乃至战事结束后一段时间内,法国人的研究兴趣有增无减。中国情况亦然,中法战火燃起以后,便有人着手集聚研究素材,以期研究这场战争的进程,剖析这场战争的得失。但由于各种因素制约,在以后的数十年间,中法战争史研究并没有在中国发展起来。这种状况,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都没有实质性的变化。所以,这段时间应视为中法战争史研究的准备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国学者主要做了如下几方面的工作。
1.收集整理史料
中法战火正酣,张荩臣推出了《华洋战书初编》(1卷,北京三益斋1884年刊印)一书。该书主要收录中法开战以来清朝最高统治者颁布的上谕和群臣的奏议,是研究战初清廷朝野对战争的态度及朝廷决策过程的第一手资料。同期由王子芹辑成的《越法战书》(4卷,上海王氏1884年刊印),收录更为宏富,除上谕、奏折外,还有告示、传记、黑旗军将领刘永福的战图及越法战事的记载。越法战事资料占有很大的比重(全书共4册,有3册为越法战事资料),是该书的一大特色,它为了解中法战争的演变过程提供了丰富的史料。中法战争结束后,刘名誉所辑《越事备考》(11卷,桂林慕盦氏1895年刊印),主要收录邸抄和报刊,内容既有中法战争事实的叙述,又有时人对这场战争的看法,便于读者了解全貌。
严格地说,以上资料整理工作尚处于单兵独马零敲碎打之中,所辑资料自然不够完整、全面,质量不高。进入20世纪以后,这种状况才有了较大改变。(注:当然,这时仍有上述资料整理方法存在,如陈裕菁利用《申报》辑成《中法战事文件汇辑》(《史学杂志》第1卷第5期及第2卷第2期,分别为1929年11月和1930年5月)等。)其中贡献最大的,首推30年代故宫博物院组织人手进行中法战争原始档案的整理,并于1932年出版了22卷的《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一书。此书辑清朝军机处所存上谕档、电寄档、洋务档及录附奏折而成,是史料价值很高的第一手档案。遗憾的是,抗日军兴,《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的选编工作被迫停止。所幸后来此项工作得以继续,是为以故宫博物院档案馆名义选编的《中法越南交涉资料》,凡90万言。两书为姊妹篇,可惜后者未能付梓,仅在50年代中国史学会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第5-7册中辑入其不及1/2的文字。
1948年,北新书局出版了阿英编的《中法战争文学集》,辑入中法战争时期的文学作品,这是颇有价值的史料。中华书局于1957年12月重版该书。
2.出版回忆录及文集
与同时期的法国参战者相比,中国的中法战争亲历者撰写真正意义上的回忆录却少得可怜。与此大致相类者,有两本书值得一提。一是唐景崧的《请缨日记》(8卷,台湾布政使署1893年刊印)。中法战争期间,唐氏目睹时艰,以吏部候补主事身份,抱忧国忧民心绪,主动请缨赴越参战。这部日记较详细地记录了作者赴越经过及中法战事。因原稿大部分失诸战火,今人所能见到的,乃战后作者在残缺日记基础上补充而成。名曰“日记”,实为日记与回忆录的混合体,或称日记体回忆录。因其中有追记的部分,故记述不免舛误,但作为为数不多的中国参战者留存下来的文字,其史料价值仍不容低估,尤其是研究中法战争陆路东、西两线战场方面。二是黄海安据刘永福晚年回忆写成的《刘永福历史草》(正中书局1936年版)。黄氏乃黑旗军首领刘永福的家庭教师。此书是他记录刘永福口述黑旗军对法作战经过而成,是研究中法战争史的重要资料。还有必要提及《中法马江战役之回忆》和《马尾江观战记》两文。前文系署名“采樵山人”者撰写的回忆录,发表于1932年福州协和大学福建文化研究所编印的《福建文化》杂志第1卷第2期上。名曰“回忆”,实则采自传闻之作。后文乃美国海军军官罗蚩的见闻录,由李青崖译出,发表在1936年10月出版的《逸经》杂志第16期上。此两文篇幅都不长,且前文多有与史不符之处。(注:俞政:《〈中法马江战役之回忆〉不可信》,《江海学刊》1982年第5期。)
此外,当时为官京都或身膺疆寄、出使他国等要员的文集陆续出版,大大丰富了中法战争史资料的内容。如翁同龢《翁文恭公日记》、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曾国荃《曾忠襄公全集》、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等关于中法战争全局,张树声《张靖达公奏议》及《张靖达公杂著》、彭玉麟《彭刚直公奏稿》、胡传钊《盾墨留芬》、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李秉衡《李忠节公奏议》、冯子材《军牍集要》(又名《冯宫保军牍》)等关于两广防务及陆路东线战场,岑毓英《岑襄勤公遗集》、唐炯《成山老人自撰年谱》等关于云南边防及陆路西线战事,欧阳利见《金鸡谈荟》、薛福成《浙东筹防录》、刘秉璋《刘文庄公奏议》(又名《刘尚书奏议》)等关于浙东办防及石浦、镇海兵事,张佩纶《涧于集》、刘铭传《刘壮肃公奏议》等关于闽台诸战,曾纪泽《曾惠敏公遗集》等关于交战国外交,邓承修《语冰阁奏议》等关于中越疆界勘划……都是十分宝贵的历史资料。可以说,没有这些人留下的文字,后人要完整地认识中法战争的本来面目是难以想象的事。
3.初步研究的成果
在中法战争结束后的半个多世纪里,人们对这场战争的研究总的来说比较冷清。但并不意味着没有人从事这项工作。而且,有些研究还卓有成效,向为学界首肯。
自从20世纪初罗惇曧撰写《中法兵事本末》和《越南人泪谈》(分别载于1913年出版的《庸言》杂志第1卷第7-8号及第14-15号)之后,学者对中法战争的整体认识进一步深入。到了1937年,吴悫在《广西边务沿革》一书(缺版权页)中设“中法甲申之役”一章;何慧青《援越抗法光荣史》一文在《逸经》杂志第31-36期(1937年6-8月)上连载,可见中法战争这段不寻常的历史已被纳入学人的研究视野。
这一时期,各报刊还发表了一些从不同侧面研究中法战争的专文,如喜马拉雅《法人对广西之包围政策》(《南风报》1911年5月15日)、佚名《中法战役阵亡将士》(南宁《民国日报》1932年12月11日)、佚名《谅山战前》(南宁《民国日报》1934年10月2日)、惜阳《纪甲申中法战事玛王关前谅山之捷》(《人文月刊》第2卷第9期,1931年11月15日)、王泗原《甲申旧语》(桂林《大公报》1944年1月25-28日)等。关于中法和约的研究成果如佚名《中法越南商约签字》(《国闻周报》第7卷第20期,1930年5月)、赵康节《缔结中法越南商约的回顾》(《民族》第3卷第9期,1935年9月)、杨茂章《中法条约与西南之关系》(《西南国民周刊》1932年第5-7期)等值得一提。
在这一时期中法战争史研究中,人物评价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而在众多中法战争历史人物中,黑旗军首领刘永福是热点人物。除前述《刘永福历史草》外,重要的还有李健儿《刘永福传》(重庆商务印书馆1944年版)、黄萍孙《刘永福》(重庆正中书局1943年版)、唐伟《民族英雄刘二传》(注:刘永福排行第二,故被称为“刘二”。又因“二”字粤语音“义”,故又被称为“刘义”。)(广西省政府编译委员会印行)等专著记其生平事迹。而沃丘仲子《近代名人小传》(崇文书局1919年版)、佚名《古今名将全史》(大陆图书公司1922年版)、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部政治训练处《广西民族英雄略》(1935年编印)、赖彦于主编《广西一览》(广西印刷厂1935年印)、梁乙真《民族英雄百人传》下卷(三友书店1942年版)、韩棐等《中国民族英雄列传》(中华书局1947年版)、复兴出版社编辑部《中国历代名人录》(该社1948年版)等书中,均有刘永福的单篇传记。此外还有多篇发表在当时报刊上的资料和论文,如《刘永福战书》(南宁《民国日报》1935年10月27日)、《刘永福檄文》(南宁《民国日报》1935年10月28日)、《刘永福》(《申报周刊》第1卷第1期,1936年)、张履贞《刘永福之生平》(南宁《民国日报》1934年8月19日)、罗香林《黑旗军刘永福略传》(《中国新论》第1卷第1期,1935年4月)、蒙起鹏《刘永福传》(《广西普及国民基础教育研究院日刊》第485号,1936年6月)、王孝风《黑旗军刘永福》(《学习生活》第3卷第4期,1942年9月)、中山客《刘永福》(广州《越华报》1949年8月1日至9月18日)、施明《民族英雄刘二》(《少年之朋》第1卷第5-6期)、张健甫《从日寇进占越南想到反法抗日的刘永福》(《前锋月刊》第2期,1941年2月)、徐盈《追念刘永福》(《新中华》第1卷第2期,1943年2月)等等。
其他诸如冯子材、苏元春、陈嘉、唐景崧等与中法战争关系密切的广西籍人物,也有不少论著涉及。有一点需要说明,这一时期广西学人对中法战争史给予特别的关注,许多成果出自他们之手,这跟广西与越南为邻,因地缘之故而成为中法战争陆战场大后方至有关系。
言及早期的中法战争史研究成果,不能忘了30年代邵循正先生那篇优秀的研究生毕业论文《中法越南关系始末》。该论文是一部学术价值颇高的著作,于1935年由清华大学出版(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再版)。作为中国第一部研究中法战争史的学术专著,该书在研究方法、资料挖掘等方面都得到学术界的好评。有人甚至认为,该书代表了我国中法战争史研究的最高成就,迄今尚无人企及。(注:参阅张振鹍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法战争》第1册,中华书局1996年版,“前言”第2页。)
从收集、整理资料到利用这些资料进行初步的研究,新中国成立前的这些工作为后来的中法战争史研究工作做了充分的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