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将从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及防疫政策的变化、经济结构调整、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所呈现出的总量矛盾和结构矛盾、青年失业状况、新就业形态等灵活就业模式的发展、低碳转型和全球产业链调整对企业用工的影响，以及经济下行期的劳动关系状况等方面，对2023年劳动力市场走势做出判断分析，并提出相应的促进就业政策建议。

　　关键词：劳动力市场；灵活就业；就业政策建议

　　2023年是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实施新的政略方针的第一年，也是落实“十四五”规划的关键一年。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推算，伴随老龄化加速，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和占总人口的比重将持续下降，预计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将从“十三五”末期的9.1亿人下降至2023年的8.8亿人。按照一般的经济增长和人口发展预测结果，劳动力市场总体呈现供需平衡的局面，还将出现劳动力供不应求的情形，就业结构性矛盾将取代就业总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但自从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特别是2022年第二季度以来，就业情形发生了急剧变化。针对2023年劳动力市场的新变化，在此提出以下七个方面的预判。

　　首先，新冠疫情大流行将使我国经济和企业遭受持续冲击，经济前景面临放缓和不确定性，从而导致周期性失业的严峻局面。借鉴一个根据失业水平判断宏观经济状态的“萨姆法则”（Sahm Rule），即最近3个月失业率平滑水平比过去12个月中最低失业率数值高出0.5个百分点，则意味着经济处于衰退状态，可以得出判断，在2020年第一季度、2022年第二季度和第四季度，宏观经济均处于周期性下行区间，存在明显的周期性失业。从企业用工情况看，国家统计局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和非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在上述同期也基本维持在50的荣枯线以下，其从业人员指数也保持一致走势。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对民营企业的调查，63.1％的企业认为疫情因素可能是影响2022年第二季度劳动用工的风险和挑战，占比高居榜首。政府在2022年末连续发布优化疫情精准防控的政策措施，使市场信心受到一定鼓舞。但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隐匿性强、传播快速，企业经营仍感到巨大的不确定性，对服务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影响尤甚，而这类企业恰恰是吸纳就业的蓄水池。企查查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11月末，餐饮企业本年度共注销吊销495457家，仅上半年注销吊销数据就超过了2020年全年。城市封控对外来农民工、货车司机和快递小哥就业也有不小的影响，以致使外来户籍人口城镇调查失业率在2022年第一季度末、第二季度和9月以来均高于城镇调查失业率和本地户籍人口城镇调查失业率。三年来疫情对经济社会和就业领域的“疫情综合征”逐步显现，疫情催生的“人员精简模式”可能成为未来的企业生产经营模式，导致用工需求减少。在未来一年，即便采取优化防控和有序开放的措施，疫情仍会对经济和就业产生长时间的不利影响。据估计，当第一波大规模冲击达到最高峰时，人群中的感染率可能达到60%左右。至于染疫将使多少劳动者劳动能力受到影响，目前还无从研究。

　　其次，经济结构调整重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产业迭代和技术进步对劳动力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也会对传统产业就业人群产生不利影响。一方面，国家支持专精特新企业发展，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构建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绿色环保等新的增长引擎，以推动产业的升级换代，需要大量高素质劳动力。另一方面，一些传统产业如房地产业的衰退导致钢铁、煤炭行业需求大减，企业纷纷减产停产、裁员降薪。加之未来坚持住房不炒、租购并举的住房政策，有估计认为需要三成钢企倒闭，才能保持正常经营，一些钢企的减员、降薪、停产在所难免。

　　第三，劳动力市场同样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的三重压力，既反映宏观经济下行中的总量就业冲击，也凸显出长期的结构性就业矛盾。据估计，2023届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为1158万人，同比增加82万人。因此，城镇新增就业须达到1200万人以上。在经济前景面临放缓和不确定性、周期性失业接踵而至的情况下，要完成上述就业目标的压力难以想象。结构性就业矛盾突出反映在制造业的用工荒问题上。根据人社部数据，在2022年第三季度全国“最缺工”的100个职业排行中，有58个属于“生产制造及专业技术人员”，其中车工、焊工排名前十。根据中智公司2022年调查，40%以上的高科技制造、能源化工企业面临常年的用工荒，汽车制造、机械设备、消费品制造企业主要面临特定时期，如生产旺季的用工荒，有不同程度用工荒问题的企业高达83%。但即便如此，也鲜有青年人愿意进工厂做工，原因主要是薪资待遇差、工作强度高、个人自由度低和缺乏晋升空间。深层次结构性就业矛盾还反映在经济结构和发展模式调整所产生的“创造性破坏”效应。由于创新型经济代替原有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新产生的就业岗位需要的技能，并不是市场上失去岗位的人群所具备的，以至于劳动力市场供需错配严重。

　　第四，青年失业率将继续居高不下，高校毕业生就业持续承压，成为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突出问题，也显示出结构性失业及相应的就业困难十分严重。2022年7月，16—24岁人口调查失业率高达19.9％，到10月仍然维持在17.9%（见图1）。与14.9%的2022年世界青年失业率相比，中国青年失业率明显偏高。主要原因在于：一是近年来高校毕业生总量快速增长。2022全国应届高校毕业生总量达到1076万人，同比增加167万人；而2023届高校毕业生比2022年再增加82万人。二是大学毕业生职业技能、工作积累和社会经验不足，以至于出现农民工群体比大学毕业生受欢迎、工资高的现象。疫情导致高校线下教学一再中断，实践、交流机会大为减少，致使其整体能力素质受到怀疑。三是高校专业设置滞后于经济发展的现实要求，而成长于生活富裕的一代青年，对职业种类、工作环境更为挑剔，他们更青睐金融、教育培训、互联网、文娱等服务业公司，对制造业则不感兴趣，因而导致供需错配。四是部分青年选择“稳就业”“慢就业”。他们有择业的战略缓冲区，有的还有着父辈创下的经济条件做支撑；有的则去考研究生、考公务员。2023年考研人数为520万人，同比增加63万人，再创历史新高。

　　数据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制作。

　　第五，新就业形态蓬勃发展，各种灵活就业模式将吸纳许多劳动力就业，是未来我国的就业主渠道之一，但灵活就业的发展尚不稳定规范。到2021年末，灵活就业人员已达到2亿人左右，其中共享经济平台从业者达到8400多万人。我国新就业形态的发展在世界范围处于前列，在从业者规模、服务覆盖范围和行业渗透率方面处于领先地位。目前在劳动力市场上规模较大的新形态就业者主要有四类：一是电商平台就业，主要包含在各类电商平台上开网店的创业者以及围绕网店运行的相关从业者，如网络主播；二是基于指定位置平台上的劳动者，如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快递员等；三是基于在线平台就业模式，支持有一定技能的从业者，如程序员、设计师、法律工作者、网络写手等借由互联网平台获取订单、开拓业务；四是基于社群经济（Community economy）的就业模式，以社群作为连接从业者与消费者的就业模式。目前，新就业形态已经涉及包括零售、贸易、餐饮、物流、交通、医疗、教育等各行各业，成为就业市场岗位创造的重要源泉。另据研究，2021年灵活用工人数约为全国企事业单位用工总数的27%。超过六成的企业使用灵活用工，超四成的企业采用与劳动者没有劳动关系的用工形式。在组织变革和技术革新的背景下，灵活用工的理念已被越来越多的企业所接受，且企业灵活用工岗位向专业性、技术性岗位扩展。从灵活用工的保障维度看，由于缺乏法律保障，灵活就业人员就业不稳定、收入不连续，工时过长，且缺乏必要的社会保障。

　　第六，劳动力市场也面临其他诸多新问题、新挑战。比如，企业向低碳生产方式转型和形成绿色工作的政策措施对企业用工的影响；西方国家与我国的地缘政治矛盾和科技安全战略导致其全球产业链重新布局，将在华企业向其他国家转移，并对我国高科技企业打压封锁，也将对就业产生不利影响。

　　第七，经济下行期的企业劳动关系将继续不稳定，劳动争议持续攀升，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面临严峻挑战。企业用工灵活化、“去劳动关系化”的势头正在蔓延。其表现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一是正在由服务业平台转向制造业。二是开始内卷化，不实行日工制则招不到人，其本质都是去劳动关系化，劳动者权益保障存在不少隐患。三是企业选择灵活用工与人力资源产业链的控制密切相关，并非都是出于劳动者的自愿选择。

　　收入分配格局有待进一步优化，中小企业面临经济发展难题和员工工资增长困境。我国仍有相当数量人口收入水平偏低。2020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29975元，意味着有一半人口月均可支配收入不到2500元。劳动报酬占比总体偏低，导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人均GDP的比值由2000年的0.48下降到2020年的0.45。工资收入分配差距较大且呈扩大趋势。仅从行业差距看，全国十九个行业门类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极值绝对差（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最高行业门类与最低行业门类年平均工资之差）由2016年的88866元，扩大到2020年的129004元。

　　数据来源：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历年统计公报制作。

　　劳动争议案件数量高位运行，劳动用工矛盾凸显。图2显示，疫情以来，各级劳动人事争议调解组织和仲裁机构办理劳动人事争议案件起数和涉及劳动者人数均持续大幅上升。到2022年第三季度末，全国劳动人事争议仲裁机构立案受理案件110.4万件，同比增长20.3%；涉及劳动者人数122.9万人，同比增长19.7%。当前和未来劳动争议呈现以下特点：一是劳动者趋于年轻化，普通劳动者居于主导。由普通管理类、技工类、服务类等岗位劳动者引发的劳动争议数量占据案件劳动者主体的多数比例。二是争议所涉行业分布广泛，中小微企业为主体。受疫情和经济结构调整影响，部分企业生产规模缩减，经营压力加大，争议案件在很多领域和行业均呈现高发态势。其中，电子科技类行业、建筑行业、传统制造业、餐饮服务业及快递零售行业等劳动密集型行业仍是劳动纠纷高发领域，中小微企业不规范用工行为较为突出。三是企业青睐灵活用工，劳动者权益保障问题突出。用人单位采用的灵活用工模式主要包括非全日制用工、劳务派遣、借调、劳务外包等，部分企业存在用工不规范、未履行法定义务，损害劳动者合法权益的情形。四是网络平台用工受瞩目，劳动关系存争议。从争议所涉平台的分布行业看，涵盖了网约车、互联网金融、外卖、代驾、快递、视频直播、家政服务等行业，劳动者的诉求主要集中在确认劳动关系、追索劳动报酬、解除劳动合同及其经济补偿金等。其中确认劳动关系的案件数量最多，显示互联网平台与从业人员之间法律关系的性质在未来仍将是劳动争议的难点和热点。

　　针对民生福祉存在的问题，党的二十大报告以共同富裕为目标，对今后一个时期的劳动保障政策做了系统阐述规划。主要包括：完善分配制度；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健全劳动法律法规，完善劳动关系协商协调机制，完善劳动者权益保障制度，加强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健全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等等。

　　建议坚持疫情优化精准防控的政策方针，有序开放经济社会活动。以民生保障为第一要务，最大限度地提振企业家的市场信心与复工复产，以利于就业优先战略的实施。以重大工程建设、以工代赈项目优先吸纳农村劳动力，促进农村劳动力就近就业，增强务工人员劳动技能，保障农村劳动力收入增长。千方百计促进大学毕业生就业，发挥中小企业吸纳就业作用，支持自主创业和灵活就业。鼓励更多毕业生报考重点领域和一线岗位，健全就业指导服务体系，有的放矢开展就业指导，引导毕业生从实际出发选择职业和岗位，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毕业生就业的良好氛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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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蔡昉：《中国面临的就业挑战：从短期看长期》，《国际经济评论》2022年第5期。

　　[3]莫荣：《努力实现稳就业保就业目标》，《经济研究参考》2022年第7期。

　　[4]聂生奎，刘军胜：《以深化企业工资分配改革推进共同富裕》，《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22年第5期。

　　[5]杨伟国，吴清军，张建国等著《中国灵活用工发展报告（2022）》，社科文献出版社，2021年12月。

　　[6]向晶，蔡翼飞：《“十四五”及未来中长期中国劳动力供需趋势及对策分析》，《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20年第2期。

　　[7]张成刚：《新就业形态大规模涌现已成趋势》，《环球时报》2022年11月8日。

　　（作者系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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