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2024年的经济工作进行了系统部署，强调要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不断完善落实“两个毫不动摇”的体制机制，充分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应该说“两个毫不动摇”中，“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一直是毫不动摇的，“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在制度、政治、法律、政策等方面都有保障。民营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都超过了“五六七八九”，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
鉴于此，《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才特别强调，要“加强理论研究和宣传，坚持实事求是、客观公正，把握好正确舆论导向，引导社会正确认识民营经济的重大贡献和重要作用，正确看待民营经济人士通过合法合规经营获得的财富”。如何从理论上论证民营经济人士依法合规经营获得财富的合理性，从而进一步正确处理消灭剥削与保护私有财产、发展民营经济之间的关系，这既是党中央、国务院向经济学界提出的重要课题，也是明年深化重点领域改革的理论要求。
改革开放伟大实践推进具有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价值理论创新。要引导社会正确认识民营经济的重大贡献和重要作用，正确看待民营经济人士通过合法合规经营获得的财富，必须突破传统政治经济学的羁绊，创新价值理论。为此，我们的学术团队，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潜心研究，创立了反映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广义价值论，揭示了非劳动要素通过提高劳动生产力从而增加使用价值量进而创造价值的机理。
马克思认为，不论财富的社会形式如何，使用价值总是构成财富的物质内容。在我们所要考察的社会形式中，使用价值同时又是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由于价值来源于对交换价值的抽象，而交换价值不过是一种使用价值同另一种使用价值相交换的量的关系或比例，相互交换的使用价值量的变动必然引起价值量的变动。根据马克思关于经济范畴的物质内容与社会形式的辩证法，在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中，使用价值是财富的物质内容，价值是财富的社会形式；没有无物质内容的社会财富，也没有无社会形式的物质财富，社会财富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
根据广义价值论所揭示的一般原理，人类社会之所以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进化为分工交换的商品经济，主要动因是追求比较利益，也就是分工交换的收益大于自给自足的余额，而均衡交换比例正是根据比较利益率均等原则确定的。我们以均衡状态下所耗费的总劳动时间作为价值尺度，根据均衡交换比例依次推导出单位商品价值量、部门单位平均劳动创造的价值量和部门总劳动创造的价值量，从中发现：无论是单位商品价值量，还是部门单位平均劳动创造的价值量，抑或是部门总劳动创造的价值量，都与部门综合生产力正相关，从动态角度看，则与全社会总和生产力的增长率正相关，这实际上是把马克思劳动生产力与价值量正相关原理的适用范围从单个生产者扩展到了整个部门和社会。
部门综合生产力和社会总和生产力是由劳动、资本、土地、技术、管理、知识、数据等多种生产要素决定的，可以依次分解各种生产要素对各部门综合生产力和社会总和生产力的影响，进而得出对各部门和全社会价值总量的影响。由此，我们揭示了包括非劳动要素在内的所有生产要素参与价值创造的内在机理。任一生产要素数量和质量的变化，都会引起绝对生产力水平的变动，并进而引起部门综合生产力和社会总和生产力的变化，最终引起各部门总劳动和全社会总劳动创造的价值量的变化。由此可以认为，非劳动要素不仅参与使用价值创造，而且同样参与价值决定。
广义价值论为党的十六大以来确立的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奠定了价值基础。党的十六大确立了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提出，要“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党的十八大到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则反复强调要完善由要素市场评价要素贡献、按要素贡献决定要素报酬的分配机制。广义价值论揭示了部门综合生产力和社会总和生产力与价值量正相关的基本原理，从而阐明了非劳动生产要素在价值决定中的作用，这就为我国各种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制度和机制奠定了坚实的价值基础。
基于广义价值论的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理论，为保护私有财产、发展壮大民营经济提供了理论依据。根据广义价值论和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理论，可以对剥削重新加以定义。所谓剥削，就是在利用他人拥有的生产要素时所付的报酬低于其贡献，其实质是对他人要素贡献的无偿占有。判断剥削与否的标准是报酬与贡献是否一致：如果一个人的报酬低于其贡献就是被剥削了；如果其报酬高于其贡献就是剥削了别人；如果报酬与贡献一致就是按贡献分配，既不存在剥削，也不存在被剥削。因此，以要素贡献为基础的非劳动收入不应被视为剥削。消灭剥削和发展非公经济可以并行不悖。我们完全可以在旗帜鲜明地反对剥削的同时，理直气壮地发展民营经济。理论界需提高站位，进一步从理论上论证了民营经济人士通过合法合规经营获得财富的必然性与合理性，从而真正为保护私有财产和发展壮大民营经济提供更坚实的理论依据。
（蔡继明，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第十三、十四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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