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学术话语体系自主建构的方法论自觉

　　在文明对话与国际交往中形成中国道路的学术表达，需要从现实出发的主体性呈现与方法论自觉。“只有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5月17日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站在历史和时代的制高点，对中国学术的基本定位和方法论自觉提出了要求。

　　历史性的实践证明，我们已经进入改写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改革开放新时期，进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期，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融入世界文明体系，产生了一系列推动这一进程的理论创新。这一系列的理论创新都是在变革的实践当中，在实践遇到的问题和矛盾中产生的，也是在破解与实践难题相对应的学术难题中产生的。因此，建构当代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离不开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历史的与时代的语境，可以说，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主体性来建构当代中国学术话语体系，构成了当下中国学术的基本语境。

　　现代性依然是基于历史逻辑和实践经验的建构任务。就其既有的规定性来说，虽然我们与西方并不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但是在这个建构任务面前，我们必须克服一种文化的障碍，超越用兴起于西方不同流派的理论板块来漂移或碎片化中国的成规。文化自觉，是以问题为导向，以创新为内在动力，以建构学术体系为目标的自主性活动。文化自觉所体现的特质，必然包含方法论自觉，确立起重新发现中国的历史尺度和价值尺度。在理论架构和历史具体的穿透性解释之间，历史观和价值观的确立当然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但更容易被忽视的是思想路径和研究路径的辨识。如果学术研究的议题设置和阐释模式还离不开对西方学术的路径依赖，那么方法论的反省和自我批判就是学术创新的重要前提。

　　中国学术进入原创状态需要进行前提反思，自我批判是学术研究的宝贵品格。它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对学术研究路径依赖的检讨。实际上我们并未认真从总体性上反思被西方哲学所重塑的思维方式，概念推演代替了实践分析。当我们真正面对现实问题时，却突然发现理论建构性能力的严重不足。

　　其二，对西方学术有效性的认识。西方理论的有效性问题，也是包括历史语境、制度语境和学术传统语境在内的跨语境的有效性问题。抽离语境的话语片断在语境转换中演化为具有本体的再生性质，必然消解的是民族的文化根系。

　　其三，新教条崇拜的方式和表现。以回归文本为研究目的，从文本中寻找问题，只要找到文本中的只言片语对应上独立旋转的自我意识，或者给自己的主观假设找到一个文本根据，把文献的历史和现实历史当作意义相同的东西而混淆起来，真理的探讨就结束了。

　　从学术期刊的视野，基于中国学术语境看学术论文的质量，存在研究层次、理论境界与学术评价问题。这是学术期刊编辑实践的时代要求和现实起点，从关乎学术期刊影响力和生命力的根本性上说，它决定了学术期刊的发稿方向。涉及学术期刊发稿方向的主题，需要在“评价体系—学术期刊—学术研究”的整体链条中确立观察角度和判断尺度。学术期刊作为一种互动性的学术活动不能脱离评价与研究两个场域孤立地展开。

　　二、限制知识性论文

　　不断重复的知识生产充斥我国学术期刊。一篇阐述马克思历史观视野中的剥削问题的论文颇有代表性。该论文先讲马克思在自己的著作中曾留下很多对私有制、剥削与统治的实质和残暴性，尤其是对资本主义私有制与资产阶级的剥削方式的揭露与批判，然后一一列举《资本论》及《资本论》草稿中的相关论述。《资本论》既是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批判，更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资本主义剥削的批判。然后继续举例：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资本本质的分析；对资本家利润的来源与资本家财富不断增殖的内在机制的解剖；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全部秘密，雇佣工人遭受剥削与贫困、异化劳动的压迫的惨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以及资本主义的最后的必然归宿。可以说阐释得清清楚楚，揭露得淋漓尽致，批判得不容辩解。接下来是重点，也是作者认为有新意的地方：同样是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是，“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经典著作中也曾为我们留下过不少对私有制以及阶级剥削给予历史性肯定与辩证分析的深刻论述与见解。”在引用了很多马克思的文本后作者得出结论：正因为如此，在理论分析的逻辑上，马克思的历史观如何看待与评价私有制的历史作用，也就内在地决定着它如何看待与评价剥削的历史作用。

　　这类论文不胜枚举。我们当然不能一概否定这类研究的价值，知识性论文对我们了解某个思想体系中的某个方面可以提供线索，对过去不熟悉的文本或者某个文本未予重视的某个环节可以得到彰显，还可以丰富我们对某个思想谱系的认知，甚至可以开拓学术视野。问题是学术界热情高涨地大量甚至批量地进行这类的知识生产，各种谱系，各个国别的丛书、翻译、介绍、综述占据了大量的学术资源，由此还产生了许多被马克思称为的“学术暴发户”。这类论文的作者“把他仅仅重复旧东西的地方也看做独立的发现；他所说的东西，对他自己说来都是新东西而且是被他当做新东西看待的”。这就是学术论文评价指标的局限性导致的后果。

　　在我们这样一个学术浮躁期，了解一下2013年11月25日《高等教育纪事报》发表的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比较文学教授托德·普莱斯纳的文章《欢迎为期20年的学位论文》也许是有益的。该文对人文学科未来发展提出了构想，认为在“硬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中，研究者常常关注“大问题”，如全球健康、水资源安全等。这些大问题的研究需要多学科、几代学者协同工作才能完成。普莱斯纳提出，人文学科应反省自身，本学科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是否存在需要几代人、跨学科持续研究的问题？例如，若将欧洲移民史作为一个为期20年的“大论文”，将涉及历史、地理、社会、文化和经济等领域的问题，种族、民族国家、历史流变、流动性、同化、身份、性别差异等与移民有关的问题都可以整合在这一大问题下。此外，这一项目还将面对多国家、多语言的问题，因此要想透彻研究将需要几十年的时间。

　　现在，功利化导向引发了更多快捷的研究方式，通过知识整合简便而快速地出成果。这类研究也由于拘泥文本而过于狭隘的研究议程，分散了学者的注意力，忽略了对人文社会科学本质的关注。

　　中国的学术要在国际上形成话语权，就必须从知识性论文的小格局和窄视野中提升出来，形成达到时代思想高度的大思维。马克思曾经这样批判过他那个时代的德国思辨哲学：“这些唱高调、爱吹嘘的思想贩子”以为他们无限地超越于任何民族偏见之上，他们根本不承认其他民族的业绩是历史的；他们生活在德国，却把法兰西思想德国化，还自认为自己是一个世界主义者。马克思的批评值得我们深思。

　　三、鼓励评论性论文

　　在中国学术生态中，评论场域几乎是空白，这一状态或氛围严重制约了中国学术的发展与进步。

　　批评性评论毫无疑问，会涉及对学者学术研究成果的评议，肯定其成果的学术价值，但更着眼于其存在的学理问题和理论缺陷，当然也包括解释限度。批评性评论必须扎根于拥有良好学术氛围的土壤，是学界进行学术交流、学术反思，推动学术发展的有益工具之一。

　　在我国，批评性评论一词常被看做新闻界用语，是新闻评论的一种，用于评价社会乱象与负面效应。而在学术界，由于缺乏平等对话、自由交流的精神，特别是行政化思维对学术的限制，正常的学术批评难得一见，一个结果是著名学者著作等身，学术界却不清楚这些学者到底提出了什么理论，创造了什么标识性概念，大量的学术成果陈列在管理统计的表格中，而在实际的学术交流中孤芳自赏、寂寞无声。更常见的是学术综述，对学术研究成果进行总结、展望，而缺少批评、反驳的理论自觉。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中国学术界并没有批评性评论期刊，但近两年，随着开展正常学术评价的意识觉醒，评论期刊也开始出现，并尝试有所作为。

　　年评性期刊的价值对推进学科发展而言意义重大。从借鉴意义上我们可以了解一下《美国社会学年评》的办刊目标和宗旨。《美国社会学年评》的使命和任务一直非常清晰，如该刊第一期《发刊词》中说，《美国社会学年评》创刊时，“社会学研究专业化趋势猛增，也产生了很多聚焦于不同主题的学术期刊。对每个社会学家来说，保持开阔的视野、熟悉了解整个学科范围里学术的进展，变得越来越困难。”《美国社会学年评》的出版“为社会学学术共同体提供了一个对社会学各分支领域不断进行总结评估的机会”。通过对相关研究证据分类、既有研究进行系统性的评估，通过确定评论的新领域，阐释、评估个人和学术团体的成果，从而推进具体领域和整个大学科范围内的社会学研究。

　　从反思的意义上看中国学术界，无论是从学者个人层面，还是学术期刊层面，学术批评都呈现一种缺席状态。杂志可以推动、引领学术之风气，“评论”类杂志，要勇于承担时代赋予的使命，推动学术批评的开展，在学术界营造一种学术批评的风气和潮流，推动学术理论的创新和思想的创造。

　　四、倡导思想性论文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我们考察一个时代的学术，在方法论上大体上应该是这样三个方面。一是考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术的发展轨迹，特别是表现为延续性的学术轨迹。二是积淀性的理论范式的形成。三是审视开拓性、创新性的问题域。

　　中国道路的世界影响从实践上正成为西方学术关注的对象，尽管充满了各种意识形态框架下的解读。社会制度、经济条件、综合国力、价值理念、历史进路、文化传统、政策制定过程等等，构成了现实社会实体之间的结构性差异，这可能会导致学术理念和理解上的差异以及政策差异，这种差异性限制了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的普遍意义和解释范围。这客观上就必然要求努力实现学术话语的转化；要求从世界本身的原理中为世界开发新原理，使划时代的学术体系的真正内容与产生这些体系的真实需要相一致；要求问题本身，必须从理解了的每一个与之相应的时代的物质条件和社会矛盾中被引申出来。在新的待解决的问题面前，批判性地审视既往关于中国历史和现实的理论思考，从一种策略性话语真正转变为一种主体性话语，转变为具有中国内涵的概念生成和思想体系创造，已构成当代中国学术的核心议题。对此学术期刊要形成自觉的导向作用，积极推进创造性思维以及这种思维的创造性成果。

　　中国社会科学要真正成为人类文明的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成为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学术一脉或一派，也就是说要真正走向世界，至少需要两个前提：一是要借助学术期刊的传播载体。二是形成学术自主性。反思和总结改革开放近40年的经验与问题，学界有一个共识：这就是与中国道路的历史独创性和世界性崛起相适应的理论自觉的问题。很显然，西方道路是人类走向文明的理想模式的神话已经被它自身的经济实践、政治实践所打破。那么中国将以何种现代性书写历史的新篇章，中国能否成为世界性的决定力量，承认中国道路的可行性是否构成了对以美国为代表的“战略性大国”的威胁，中国人走自己的道路是否就是西方之外的另一个示范？这就提出了一个严峻的问题：如何重新发现中国？发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代性质？中国道路有没有和能不能有它的历史独创性？中国能否在既定的资本的总体框架和统摄体系中打开缺口，在世界普遍交往中，在克服了民族的狭隘性和地域的片面性的基础上，开辟另一种现代化道路？在当今多元化世界，我们不是要颠覆以美国为代表的现代模式的典范意义，不是以“特色”论拒绝资本主义的一切优秀成果，而是在超越决定论和依附性的前提下，确立中国现代化道路探索的自主性及其主体性的实现方式，并寻找我们积极的、更加广阔的思想空间和发展空间。在现代性的中国内涵和理论建构这样的基本语境中，马克思主义的介入性和在场性正在于为中国现代性概念的生成和体系建构提供思想基础和价值导引。因此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的命运正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进方向，在于解决时代难题中如何实现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统一。

　　中国以现代化的创新实践重新书写了马克思主义的胜利，问题在于，能否用中国的学术话语解析中国的发展道路、发展理念和制度特点，形成中国标识性的概念体系和具有世界普遍意义的经典著作。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应该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积极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担负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历史远未终结，人类实现真正的解放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尚在探索中，我们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的社会制度的追求与探索提供中国方案；我们的学术界对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要作出无愧于时代的回应。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6年第4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禹瑞丽/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