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是一门通过实物材料研究古代人类生活的学科。1949年以后，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中国考古学立足本土实践，在构建具有自身特色的研究体系方面取得积极成就，尤其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考古学的实践探索与理论建设获得长足发展。但是，有关中国考古学发展的成就与问题，目前除了若干一般性讨论，以及从某个侧面进行的分析之外，尚缺乏理论层面的整体考察。本文试图运用“范式”与“范式变迁”的概念对近数十年来中国考古学的发展状况及学科发展中的问题进行反思，并就如何推进中国考古学范式变迁，加强中国考古学学术话语体系建构提出若干思考。

　　一、范式与考古学研究的范式

　　1964年，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出版《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其中提出后来广为流传的“范式”与“范式变迁”概念。库恩说：选择这个术语，是指某些普遍接受的科学实践范例——这些范例包括定律、理论、应用、仪器设备等在内——它们为特定统一的科学研究传统提供基础模型。

　　值得注意的是，库恩所说的范式是针对自然科学而言的，更准确地说是针对物理学而言的。我们一般把考古学视为人文科学，最多不过是将其视为跨越自然、社会、人文的边缘学科。考古学研究领域很长时间并没有采用这一概念，在采用范式概念之前，考古学界在分析自身学术发展时，采用的是其他方式。直到在晚近出版的《考古学理论手册》（Handbook of Archaeological Theories）中，才明确将范式作为统领的划分标准。考古学界对范式概念的接受经过了一个渐进的过程。范式的概念较好地把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结合在一起，是目前探讨考古学思想发展较为合宜的视角。实际上，除此之外，很难找到一个更完美的途径。

　　《考古学理论手册》重点介绍了当代考古学中的八种代表性范式：文化历史、过程、后过程、生态、进化论、历史—古典、马克思主义以及能动性，其中文化历史、过程与后过程是最主要的三个范式。从时间上看，文化历史考古范式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形成，过程考古学于20世纪60年代形成（其源头可追溯到30年代），后过程考古学则出现于80年代。三个范式前后相继，此消彼长，而且在不同地区之间的发展状况有所差别。不同范式之间可能存在互补关系，尤其是那些“子集”范式，它们从不同理论视角出发解释考古材料，并行不悖。

　　这么说的话，我们是否泛化了范式呢？这要取决于范式是否可以定义特定的考古学研究形态。首先，范式要具有理论框架——概念纲领，引导且约束研究材料的获取、分析与组织，进而回答研究者所希望解决的问题。其次，一个成熟的范式需要具有相应的起支撑作用的理论方法，支撑理论方法使概念纲领可以真正发挥作用。最后，范式还应包括相应的实践体系。概念纲领、支撑理论方法、实践体系三者共同构成考古学研究范式的内涵。

　　还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考古学研究范式是考古学学科发展的产物，而考古学发展总是处在一定的背景关联之中，因此，我们需要从背景关联之中来把握考古学研究范式的形成及变迁。考古学研究发展的背景关联分为内部关联与外部关联两个层次。内部关联指的是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之间的相互作用，也就是范式所包含的内容。外部关联指考古学与社会背景、时代思潮以及相关学科发展或科学基础之间的互动。由内、外关联中不同层次因素构成一种分层—关联的方法论框架，在这种框架中应用范式的视角来考察中国考古学研究的发展，更有利于从总体上把握其发展趋势以及内在发展脉络，同时兼具理论深度与足够宽阔的视野，而不至于陷入零碎的发现或事件罗列之中。

　　二、中国考古学研究范式的形成

　　从范式视角衡量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一方面需要考察中国考古学研究的历时性发展，另一方面需要关注中国考古学研究的共时性差异。审视中国考古学发展历程，在范式形成之前便受到一些关键因素的约束，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科学方法与材料的不足。二是理论思考能力的问题，即不习惯抽象提炼、概念追问以及逻辑思考。三是知识资源的不足。

　　20世纪80年代初苏秉琦发表“区系类型”理论，标志着文化历史考古范式的正式形成。苏秉琦在考古学文化概念的基础上细化出区系类型，进而建立起华夏文明渊源的文化历史框架。尽管中国考古学的工作比柴尔德类似的工作晚了半个多世纪，但是以苏秉琦为首的一代中国考古学家做了一项前人未做的工作，即真正把中国考古学研究提升到了范式的高度，中国考古学从此有了自己的理论、方法与实践体系。从80年代至今，文化历史考古无疑是中国考古学研究的主流范式，这是由此间中国考古学发展的实际情况所决定的。

　　考古学研究范式的形成还离不开学科外部关联，也就是社会背景、时代思潮与相关学科发展。在西方考古学中，文化历史考古范式的形成与欧洲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密不可分，通过“考古学文化”追溯本民族早期的历史，也是为了满足现实社会增强民族身份认同的需要，考古学文化的概念即因应这种需要而诞生。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建构是在20世纪开始的，这项工作至今还在进行之中，这也就是文化历史考古范式在中国考古学研究中仍占据主流的原因之一。

　　从相关学科发展的角度看，西方考古学的文化历史考古范式在形成过程中得到人类学的理论支持，考古学文化概念中的“文化”就来自于人类学。在西方考古学向功能主义的转型过程中，具有功能主义特征的人类学、社会学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相比而言，中国考古学受历史学影响更大，中国考古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超越古史传说，重建史前史。文化历史考古范式能够很好地满足这个目的。而中国社会科学中人类学与社会学的发展相对滞后，无法对考古学形成如历史学那样强大的影响。这也是文化历史考古在中国考古学中长期居于垄断地位的另一个原因。

　　三、中国考古学研究范式的多样性

　　文化历史考古的范式可能是中国考古学研究中最有代表性的范式，但不是唯一范式，甚至不是最早的范式。

　　（一）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考古学研究

　　新中国成立以来，作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指导理论，马克思主义对推进考古学等学科的实践和理论进步发挥了积极意义。文化历史考古大家柴尔德就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马克思主义也是过程考古学的思想来源之一。同样，立足于后现代主义的后过程考古学与马克思主义也有许多关系。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与考古学的三大主要范式都有交叉。对中国考古学而言，马克思主义是中国考古学研究的基本指导思想。中国考古学界具有代表性的研究者都强调马克思主义对中国考古学研究的指导作用。但是，从考古材料到马克思主义是有一段距离的。考古学者不可能把马克思主义直接用于考古材料的具体分析，而是需要先从考古材料中推导出古人行为与古代生活，也就是考古学的核心任务，“透物见人”。苏秉琦有关华夏文明起源过程的构想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完成的，这里我们看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文化历史考古之间的互动。

　　（二）功能主义考古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考古学发生新的转变，如果用一个词概括的话，“功能化或功能主义”是比较合适的。所谓功能主义考古就是从功能关系角度探讨古代社会的运作，而不是仅仅关注考古材料的时空特征。功能主义在中国考古学中出现的背景不同于欧美考古学，后者在发展的时候还没有过程考古，而中国考古学是与过程考古乃至后过程考古一起平行发展的。就像中国社会马赛克式的发展一样，中国考古学研究也呈现出镶嵌式的发展模式。尽管中国的功能主义考古没有全面上升到过程考古的层面，但是它已经部分采用了过程考古的主张。

　　（三）古典—历史考古

　　西方近代考古学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传入中国，而中国考古学在本土的前身乃是传统的金石学。除金石学之外，丰富、系统的文献资料还为历史研究提供了材料保证，中国历代学者前后相继，形成悠久的历史研究传统。正是在金石学与历史研究传统的双重影响之下，中国历史时期考古由此形成一个范式，我们称之为“古典—历史考古的范式”。历史考古的研究对象是有文献辅助的实物材料，或者按后过程考古学的说法，是另一种文献——一种可以反复解读的东西。所以，就概念纲领而言，我们说中国考古学中还存在一个“古典—历史考古的范式”。

　　四、中国考古学研究的文化历史考古范式约束

　　文化历史考古起源于新石器—原史考古领域。理论、方法与实践的贯通，使得文化历史考古的范式得以成立。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在探讨考古学发展时需要考虑到，近代考古学的来源包括三个分支，除了上面所说的新石器—原史考古，还有旧石器—古人类考古，以及从艺术史兴起的古典—历史考古。从中不难看出三个分支存在不同的理论渊源，同时由于面对的遗存不同（如旧石器时代考古中多石器与动物化石，古典考古中多艺术品），适用的方法也多有不同。研究目标同样如此，旧石器考古以探索人类起源与进化为目的，古典—历史考古以文化传承为目的，而新石器—原史考古多与探索民族起源、文明起源的问题相关。正因为如此，当代考古学的范式中，过程考古学多用于旧石器考古研究，而后过程考古学更偏重于古典—历史考古。

　　有意思的是，在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在新石器—原史考古中成熟的文化历史考古范式对另外两个领域的考古学研究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施加了强大的约束。旧石器考古并不是一个适合运用“考古学文化”概念的领域，其材料特征不足以构建如新石器—原史考古中那样明确的考古学文化单位。中国旧石器考古中经常运用“人群迁徙”、“文化传播”、“文化交流”一类的概念，以石器特征作为标志，追根溯源都立足于“考古学文化”的概念。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文化历史考古作为一个主流的范式对不适用于“考古学文化”概念的领域也产生了明显的渗透与约束。

　　同样的情况也存在于古典—历史考古中。比如在汉唐考古中，根本不需要“考古学文化”的概念，但是文化历史考古范式的约束仍旧普遍存在：一是类型学的分型定式的普遍化，不论是否需要，所有的报告中都会详细描述；二是以文化历史为中心的研究取代了古典—历史考古对于文化意义的关注。

　　文化历史考古学有点像中国考古学研究的“潜规则”，成果出版、项目申请、学术会议交流等都会牵涉其中，一个不符合这个话语体系的表达就可能自动被排除在外，因为考古学术圈不能理解它。文化历史考古不仅具备概念纲领、支持理论、有相应的方法与实践（考古材料），还有与之相辅相成的学术体系（表达、评估、社交关系网络等），因此很容易影响到其他两个考古学分支领域。当然，我们也需要肯定文化历史考古在建构系统的考古材料时空框架方面的重要作用，它是进一步研究的基础。作为文化历史考古两大支撑理论方法的考古地层学与考古类型学，对旧石器考古与古典—历史考古同样有用。考古学文化的概念对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研究及历史时期边疆地区的考古研究也是适用的，但从当代中国考古学走向范式变迁的背景下看，相对于贡献，文化历史考古的制约性是主要的。

　　五、走向中国考古学的范式变迁

　　（一）他山之石：英美考古学的范式变迁

　　20世纪30至50年代，格拉汉姆·克拉克的生态考古、柴尔德的古经济学方法以及戈登·威利的聚落考古等已在实践层面上为过程考古学奠定了基础。经过差不多三十年的过渡，英美考古学完成了从文化历史考古向过程考古学的范式变迁。英美考古学的这次范式变迁背后存在重要的外部关联条件，包括社会背景、思想基础与相关学科发展三个方面。从英美考古学范式变迁的经验来看，范式变迁是一个学术批评、反思与实验的过程。考古学家不能孤立地看待考古学，甚至不能孤立地对待学术，考古学家虽然研究过去，但仍然生活在现实社会之中。从学科内部来看，范式变迁是全方位的，是可以从任何一个方面开始发生的，因此，需要考古学家全方位的关注与努力。

　　（二）中国考古学范式变迁的可能

　　中国考古学对文化历史考古的反思始于20世纪80年代。考古学者开始强调研究古代社会，强调中国考古学应该由物质文化史研究转向古代社会复原研究。当前西方考古学已经出现范式多元化趋势，诸如生态、进化论、能动性、性别、马克思主义等范式带来新的思路，让我们思考中国考古学研究范式变迁时不再拘泥于文化历史考古、过程考古与后过程考古三个主流的范式，开始考虑其他的可能性。审视中国考古学的历史与现状，不难发现它已经具有属于多种范式的研究内容，只是没有如文化历史考古那样达到范式的高度。从发展中国考古学的角度来说，我们需要增强理论领域的探讨，把实践与理论结合起来。要做到这一点，一方面需要从包括哲学在内的相关学科中引入可资利用的理论，尤其是发掘这些理论的考古学意义；另一方面，需要在考古学研究实践中进一步提升研究的理论意义，而不能止步于对材料的获取以及对时空信息的了解。

　　（三）促进中国考古学研究范式变迁的策略

　　范式变迁是学科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不可能人为安置或刻意设定。当前中国考古学处在开放的环境中，对包括英美考古学在内的西方考古学的了解是畅通的，除了有相当数量的学者在西方学习之外，国内学者也很容易接触到西方考古学的期刊与著作，同时，考古学研究的国际合作也比较普遍。在学习与借鉴西方考古学过程中，西方考古学所发生的范式变迁不可能不影响到中国考古学。事实上，在对照西方考古学的发展时，中国学者也在不断反思中国考古学。

　　当我们谈及不同范式时，总不免以新旧而论，仿佛新的就是好的，旧的就是坏的。推动范式变迁的实质不是新旧之争，而是要推动范式的多元化，真正应该反对的是范式的唯一化，并不是这种范式更正确，而是因为它能够更好地与学科的外部、内部关联相协调。当前，中国考古学发展最为迅速的领域莫过于新技术与方法的应用，新的考古实验室在不断建立，这是令人鼓舞的发展。随着从考古材料中提取到的信息的增加，也必将推动考古推理的深入，从古人的生计上升到社会乃至意识形态层面去。从发展人文的考古学的角度来看，需要指出的是，人文的灵魂是思想，而非考据，尽管考据有助于去伪存真，增加研究材料的科学性。从西方考古学的发展经验来看，考古学所采用的人文思想都来自社会学、哲学、人类学等相关学科，这就要求考古学者了解人文思想。

　　推动中国考古学范式变迁，是构建中国考古学学科体系的必由之路。尽管中国考古学有近百年的发展史，但是它在理论、方法与实践体系构建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如果中国考古学重视基本理论建设的话，在文化历史考古范式之外，至少还可以增加古典—历史考古及功能—过程考古两个范式，形成立足于中国历史与文化、理论与实践创新基础之上的中国考古学学术体系。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2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齐泽垚/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