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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审美理想的文学“新人”形象
2021年04月08日 10:41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张柠 字号
2021年04月08日 10:41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张柠

内容摘要:从古今中外的文学史视野出发,从时代的呼唤出发,笔者认为我们的文学要塑造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新人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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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文学中的“新人”形象

  翻看世界文学史,我们对“新人”这个术语并不陌生。我们会立刻想到赫尔岑、屠格涅夫、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作家的名字以及他们笔下的人物形象。可以说,“新人”是19世纪文学的一个老话题了。

  1860年前后,俄罗斯作家和批评家就文学“新人”形象问题发生了争论。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俄国文学中“谁之罪”(赫尔岑有同名小说)的问题已经解决,接着需要解决的是“怎么办”(车尔尼雪夫斯基有同名小说)的问题。时代不需要幻想家,而是需要实干家;不需要语言巨人,而是需要行动巨人。以19世纪上半叶贵族知识分子为代表的“多余人”的时代已经过去,取而代之的是19世纪中叶兴起的、代表平民知识分子的“新人”的时代。俄罗斯作家和批评家都承认,文学中的“新人”形象这一范畴同时具有“社会理想”和“审美理想”的双重性。只不过赫尔岑在立足“社会理想”的基础上,更多地兼顾“审美理想”层面,车尔尼雪夫斯基则立足于“审美理想”而将目光指向了“社会理想”,使得其态度和立场,本身就具有历史演进的继承性。

  回到中国文学史,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学者赵园就开始将“新人”这一概念用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她将“新人”分为“广义的”和“严格意义的”两种类型。根据其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将严格意义上的“新人”形象定义为:“体现时代精神和前进方向的人”“有更自觉的使命感的人”“顺应历史要求的先觉者和实践者”。后面这一点,与19世纪中叶俄罗斯文学中的“新人”概念一脉相承,实际上就是塑造和呼唤“时代角色”和“当代英雄”,同样的也是指向一种“审美理想”和“社会理想”合二为一的诉求。而前面那一点,则是肯定了“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所出现的一般意义上的“新人”形象,及其价值和意义。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笔者主张直接将文学意义上的“新人”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类。广义的“新人”与文学史中的“旧人物”相对应,指的是作家通过艺术创造而形成的、具有独特性的人物形象。我们可以将其称之为“新人”或者“新人物”,这是从文学创作范畴来看的。广义的“新人”形象往往具有复杂的性格特征,体现出个性和共性的统一。对于我们来说,这些人物有些是学习的榜样、有些是可以批判的对象,其存在的合法性来源于艺术的真实性,而不一定是来自道德的正确性。狭义的“新人”是指特定历史时期的特殊艺术形象,这些形象是历史和现实的产物,体现出作家的“审美理想”和“社会理想”的辩证统一,具有理想色彩或表现出一定的预言性。狭义的“新人”形象是作家根据历史规律及其发展趋向,通过艺术想象加工创造的“典型人物”,其合法性不仅来源于艺术上的“典型性”,更来源于历史的合规律性及合目的性。需要指出的是,“新人”也能变成“旧人”。因为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历史的进步,一些“新人”形象往往被认为带有历史局限性和旧时代的一些特征,应当被后来的“新人”形象所替代。

  二、“新人”形象的特质

  文学艺术家在不同时代的文学创作中留下了众多独特的艺术形象,人们对其有各种理论命名和阐释。这里有两类艺术形象不得不提,他们对从不同角度认识“新人”形象大有裨益,可以为我们深入理解“新人”形象的特质提供重要参考和对比。

  首先,我们来看“新人”与“典型人物”的关系。在文学史中,不少作家同鲁迅一样,对于塑造“典型人物”比较拿手,其中包括一些“旧人”或“半新半旧”的人物形象,但他们在塑造“新人”形象的时候却捉襟见肘、并不成功。因此,“典型人物”有的可能成为“新人”,有的则不是。“新人”形象与“典型人物”之间并不能画等号,“新人”形象往往是更高意义上的“典型人物”。

  其次,我们再看“新人”与现代派人物形象的关系。就塑造“新人”形象而言,现代派文学思潮是一次偏离。从19世纪开始,这种偏离就出现了,有两种形象作为代表。一种是“生长性”终结的人。在当时的文学人物谱系之中,有一些人物形象在文学审美风格意义上具有典型性,比如包法利夫人等,但这些形象与“新人”并没有什么关系。另一种是“地下室人”。陀思妥耶夫斯基创造了“地下室人”的艺术形象,这是对“新人”形象的一次重大偏离。这次偏离某种意义上可以作为现代主义文学的先声。“地下室人”形象表达了对现实的极度不满和对那个时代的拒绝,这背后显示出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对“现代理性”和“人的神话”的深刻怀疑、幻灭乃至绝望。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概括出“新人”形象的一些重要特质。第一,“新人”形象具有“典型人物”的引导性特征,体现出历史和社会的“前瞻性”或“革新精神”。“新人”注重人物性格的描写,在特殊性和一般性之间,并不局限于人物性格的特殊性,也注重人物性格的一般性。也就是说,在偶然性与必然性之间,“新人”形象要将偶然性提升到必然性的高度。第二,“新人”形象具有浓厚的“时代色彩”,与社会环境之间有密切的关联性,是属于时代、属于社会的。“新人”形象带有时代重大问题和时代风尚的烙印,他们与时代精神具有相互阐释的可能性。从精神特质而不是艺术技巧而言,某种程度上说“新人”甚至具有某些时代“传声筒”的特征。第三,“新人”形象是属于现在而朝向未来的,具有强烈的“理想情怀”。这些形象对未来充满想象,心中怀有美好信念,为了将信念变成现实而体现出巨大的勇气和行动力。

  三、现当代文学的“新人”塑造问题

  在现代文学阶段,先后出现了两种“新人”:个人主义的“新人”与集体主义的“新人”,或者说启蒙的“新人”与革命的“新人”。二者大概以1925年5月30日的“五卅惨案”为界。“五卅惨案”后,工人罢工、抵制洋货的运动风起云涌。此后,启蒙文学的阶段基本结束,“而从现在开始,就是‘革命文学’的新纪元了。”启蒙文学与革命文学对“新人”的理解是大异其趣的。前者追求的“新”,主要是资产阶级民主、个人主义、男女平等、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等。后者追求的“新”,主要是工农大众的联盟、无产阶级民主、集体主义等。

  随着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文学史已经是革命“新人”的天下。进入当代文学的语汇中后,革命“新人”形象升级成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社会主义“新人”的要求,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经被毛泽东提出:“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的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唯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这就初步要求了“新人”无私无我的集体主义精神,斗争、进步的革命精神。在这种政治理想要求下,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赵树理笔下的小二黑、范灵芝,柳青笔下的梁生宝,杨沫笔下的林道静,欧阳山笔下的周炳,浩然笔下的萧长春,乃至后来路遥笔下的高加林和孙少平,这些社会主义的“新人”,相继登上了文学史。

  “新人”形象在今天仍然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也是作家们面对时代必须回答的问题。近年来,一些作家笔下出现了一批“新人”形象,显示出了一种可喜的“新人叙事”。孙慧芬的《寻找张展》中的年轻人张展,在父辈眼中是一个“非主流”的年轻人,他仇恨权力和特权阶级,不愿接近实际上虚伪、自私、相互利用的亲属,对社会的边缘人惺惺相惜。他将男孩青春期的生理性叛逆,发展为一种社会性叛逆。张展的生活态度是反成功学、反犬儒、反谋划、反道德约束的。他的思想踏足死亡的严肃领域,揪心崇高与卑微的辩证法。他反映了改革开放之后衣食无忧的年轻一代的精神境况:不再被“饮食男女”的需求操控,开始重新感到对于“意义”的饥渴。这类形象延续了以高加林、孙少平为典型的人物形象。这些农村的知识青年,在两个层面上有新的意味:一是相对于他们的根之所在地(农村)而言,这类青年是依傍着现代知识的人,是乡土世界里飞出的“土凤凰”。二是相对于他们初次“遭遇”的城市而言,城市决定了他们是否能够获得新的身份与空间位置。其实他们不过是渴望通过个人努力获得城市永久资格的群体。这些新的人物,或许还在探求的中途踟蹰前行,或许还有诸多的迷惘。但无论如何,他们都是我们这个时代问题的承载者,也是答案的求索者。从这些追求、探索甚至失败的人物书写中,也许一种文学的经验和力量在不断积蓄,也许我们所期待的“新人”即将呼之欲出。

  四、对“新人”形象的期待

  文学“新人”形象的出现是现代文明的产物。现代文明面向前方和未来,在尊重和分析传统的基础上勇于创新、积极开拓。我们所期待的“新人”形象的革新精神、时代色彩、理想情怀等多重要求,决定了塑造“新人”形象的高度和难度,使得“新人”成为社会和文学历史进程中的稀有元素。即便上文所提到的诸多形象,有些也只是塑造“新人”过程中的一种努力而已,并没有达到我们所期望的人物形象的高度。而如果缺乏“新人”形象,就会使得一个时代的文学黯然失色。从古今中外的文学史视野出发,从时代的呼唤出发,笔者认为我们的文学要塑造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新人形象。

  首先,“新人”是时代精神的传递者和践行者,他乐观积极而又具有年轻的心态,善于观察世界而又目标坚定、行动果敢,不会犹豫彷徨。他是生活的实践家而不是仅会沉思默想、缺乏行动的人。作为一个承载“审美理想”的艺术形象,“新人”不是“高大全”式的,也不是精神变形萎缩的,而是符合艺术形象的基本要求,具备充分合理的美学意义的人物。

  其次,“新人”是具有思想性的人物。他的思想从当代中国的现实土壤中孕育生成,汇集了时代问题、时代意识,聚集着各种信息。他是脚踏大地的活生生的人物,有着浓郁的现实基础和未来憧憬。他同时具有一种“磁吸效应”:周围的人、事、物不由自主地围绕着他转,在他周围形成各种生活和实践的细节、情节的丰富图谱,而这些细节和情节本身就促成了时代精神的凸显。

  最后,“新人”是具有“生长性”的人物。这种生长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新人”不断向自我、他人和世界提问,是善于发现问题的智者。他不断地追问和探询社会的真正有意义的问题,并力图通过自己的思考和努力提供答案、解决问题。二是“新人”伴随时代一起成长和前进。他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带着探索的勇气和激情吸纳时代的精神养分,不断丰富和完善自我,更以自己的行动改变世界。这样的行动者、探索者、实践家也是具有智慧风貌的“艺术形象”,而不是机械僵硬地图解概念的形象。

  改革开放初期的“新人”,如高加林、孙少平、孙少安,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已经过去。经过40多年的历史变迁,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里描写的缺吃少穿的景象不存在了,农村青年进城也不再是难题。面对新时代,我们的文学应该如何反映新的时代精神,“新人”又面临什么样的新问题,叙事该如何展开?这些都是摆在有抱负的作家面前的重要任务,也是摆在当代文学面前的新问题。笔者的长篇小说《三城记》也试图塑造“新人”形象。主人公顾明笛出生在20世纪80年代,受惠于改革开放,他面对的不再是孙少平那个时代“物质匮乏”的问题,而是“物质匮乏”问题解决之后青年需要思考的生活的价值和意义问题。这也是新一代甚至更新一代青年所面对的问题,这些问题推动他们寻找人生行动的目标,发现探索和实践的动力。他们的问题既来自脚下的土地,也来自于世界所面临的共同难题和新问题。未来的文学应当坚守审美理想的阵地,用艺术的力量让“新人”形象带着这些疑问重新出发,走在时代的大道上,不断地行动、探索、实践,追求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批评》2020年第3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张雨楠/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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