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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简牍所见的律典体系
2021年03月31日 14:51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陈伟 字号
2021年03月31日 14:51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陈伟

内容摘要:近期出土的云梦睡虎地汉简和荆州胡家草场汉简,律篇均呈现明晰的分类,并出现《□律》《旁律》这样包含众多律篇的分类题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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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汉时期高度发展的律令典章,在传世文献中,只留下部分条文的只言片语,以及零星的相关记录。令人振奋的是,近期出土的云梦睡虎地汉简和荆州胡家草场汉简,律篇均呈现明晰的分类,并出现《□律》《旁律》这样包含众多律篇的分类题名。这为中国法制史研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对加深认识秦汉律典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一、汉简律典的两分结构

  2006年清理的云梦睡虎地77号西汉墓,与1975年发掘的11号秦墓,东西相隔约70米。两座墓都出土大量法律文献。睡虎地汉墓律典清理时可以清楚地看出是两卷并列,因而分作V、W两组。V组共有306枚简,以迁律的最后一简为中心、书写面向内收卷,盗律的篇题简位于最外端(从展启卷册的角度说,则是开头第一简)。盗律篇题简的背面写有“□律”二字,是这一卷册的题名。该卷包含15篇律文,依次是盗、告、具、贼、捕、亡、杂、囚、兴、关市、复、校(效)、厩、钱、迁等。W组共有544枚简,葬律最后一支简在卷册中心,也是书写面向内收卷,金布律的篇题简位于最外端,背面书写“旁律”二字,是这一卷册的题名。该卷中包含24篇律文,依次是金布、均输、户、田、徭、仓、司空、尉卒、置后、傅、爵、市贩、置吏、传食、赐、史、奔命、治水、工作课、腊、祠、齎、行书、葬等。根据同墓随葬的《质日》简册推定,墓主越人卒于文帝后元七年(前157),律典当抄写于此前一段时间。

  荆州市胡家草场12号西汉墓,2018年10月至2019年3月发掘,出土4000多枚简牍,律令简册为大宗,共3000余枚。其中律典3卷。第1卷未见卷册名,第2、3卷均用一支简题写卷册名,分别是“旁律甲”“旁律乙”。与睡虎地汉律不同的是,这3卷都设有目录,并记录律篇数,分别写作“凡十四律”“凡十八律”“凡十三律”。墓中所出与睡虎地秦简《编年记》类似的《岁纪》,记事止于“今”即文帝十六年(前164)。墓主大概卒于此年,律令的抄录也应在此前一段时间。

  根据胡家草场汉简整理者指出,第1卷与睡虎地汉简《□律》基本对应(为方便行文,以下在无须区分时,用“《□律》”兼指睡虎地汉简《□律》和胡家草场律典第1卷)。不过,胡家草场汉律缺“迁律”,因而只有14篇。在篇序方面,二者之间多数律篇的相对位置并不相同。通过分析旁律甲、旁律乙刊布的图版,显而易见的是胡家草场汉简与睡虎地汉简两种旁律诸篇的相对顺序多有不同。

  20世纪后半叶出土的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诸律篇,有学者认为属于并列关系。睡虎地汉简《□律》与《旁律》,胡家草场汉律第1卷与两卷《旁律》,显然分成两个大类。每个大类及其统辖的各篇,则明显构成两个层次。这两批律典形制、内容大致相当,年代相近,彼此呼应,当时律典中存在结构性的分类、分层,确然无疑。

  这里有一个伴生的问题,胡家草场汉简《旁律》分作甲、乙两卷,是否也属于具有实质性意义的划分。

  如前所述,睡虎地77号汉墓与胡家草场12号汉墓的下葬年代接近,两座墓中随葬律典的时代也大致相当。在这种情形下,两种《旁律》存在体系上差异的可能性,应该说不大。胡家草场《旁律》用简数如果达到672枚左右,分作两卷应该是适宜的。如然,胡家草场《旁律》作甲、乙两卷,就只是一种技术性处理,而没有律篇进一步分类的意味。

  二、汉律二分结构的时间沿溯

  上述两批明确呈二分结构的律典,集中在文帝时期。而时代稍早的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和更早的睡虎地秦律诸篇,如前所述,有学者描述为“并列”关系。这容易造成一种印象:律典二分格局的形成发生在文帝时期,或者是从《二年律令》行用的吕后二年(前186)之后至文帝之世的某个时间。

  《二年律令》出土时保存状况比较差。整理小组释文分为28篇,依次是贼律、盗律、具律、告律、捕律、亡律、收律、杂律、钱律、置吏律、均输律、传食律、田律、关市律、行书律、复律、赐律、户律、效律、傅律、置后律、爵律、兴律、徭律、金布律、秩律、史律、津关令。资料刊布后,在篇序层面有较多讨论,以下略作梳理。

  第一,在张家山汉简《出土位置示意图》对应于《二年律令》的C、F两组中,抄录贼律的简大多位于最外层(第1层)。而在简册状况保持较好的C组下半部,贼律简均在最外层。竹书题名多写在卷册首简或开始数简的背面。“二年律令”4字,写在属于贼律的简1背面。这枚简位于F组左上部第1层,很可能是简册自末端逆时针收卷(面对《出土位置示意图》而言)时的最后一简,亦即简册第一简,卷拢时“二年律令”4字朝外处于比较显眼的位置。结合这两点,贼律为《二年律令》首篇,应无疑义。

  第二,甄别后的具律简多位于C组的上部及下部右侧的第2层,在下部左侧由盗律接续。这显示,具律、盗律的顺序很可能与整理本相反,分别属于第2、3篇。甄别后的告律简,在C组下部的多位于第3层,应如整理本所示属于第4篇。

  第三,应归于复律的简,在C组上部第4层,还有与简195并列的简194;在C组下部,尚有主要位于第4层、原属杂律的简188—193,与处在篇末、题写篇名的简281衔接。由此推断,复律当位于告律、关市律之间,为第5篇。

  第四,关市律整理本包含简258—262,分布于F组下部1—4层,多在兴律的内层。姑且视为第6篇。

  第五,兴律整理本排在第23位,兴、杂、亡三律大致位于第7—9篇,具体篇次尚难确认。

  第六,整理本均输律含简225、226、227三枚。前二简均说到“津关”,或当归于津关令。剩下的均输律篇题简(227)位于C组下部第6层,左接钱律简197、198等。位于C组下部第5层的捕律篇题简(156)左接收律简174、175等。由此推定,这四篇应以捕、收、均输、钱为序,接在兴、杂、亡诸律之后。

  第七,津关令整理本放在最后。从确属该篇的简210、217、218及其篇题简224来看,置吏律可能与秩律、置后律相近。姑且与传食律、史律一起,列于秩律之前。

  第八,书写效律篇题的简353位于F组上部第3层,属于盗律的简80和属于贼律的简46在其左右。位于F组下部第4层的简347,其外层是杂律简183,内层是傅律简358,左邻钱律简208。位于F组下部第5层的简351,外层是钱律简208,内层是行书律简276,属于傅律的简359、358在其左右。从这些迹象推测,效律应在钱律之后、行书律之前,而不可能过于偏后,大概是在钱律与傅律之间。

  综上所述,《二年律令》的篇次大致如下(“‖”表示其左右律篇先后不确定):贼→具→盗→告→复→关市→兴‖杂‖亡→捕→收→均输→钱→效→傅→置后→爵→行书→徭→置吏‖传食‖史→秩→赐→津关→户→田‖金布。

  《二年律令》实际篇次虽然看似无序,却与睡虎地汉律、胡家草场汉律在基本层面类似,如果这些推测大致无误,睡虎地汉简、胡家草场汉简所见律典的两分结构,在《二年律令》时代可能即已存在。

  睡虎地秦律大约抄录于秦统一之前,包括《秦律十八种》《效律》《秦律杂抄》三种律文抄本和《法律答问》。《秦律十八种》篇名有田、厩苑、仓、金布、关市、工、工人程、均工、徭、司空、军爵、置吏、效、传食、行书、内史杂、尉杂、属邦。《秦律十八种》以及单篇抄录的《效律》,都属于事律的范畴。在睡虎地汉律和胡家草场汉律中,关市律、兴律、效律均与罪律诸篇同卷,这里却只与田、厩苑等事律同编,全然未见罪律之篇出现。

  《秦律杂抄》所见律名11种,即除吏、游士、除弟子、中劳、藏、公车司马猎、牛羊课、傅律、敦表、捕盗和戍律。《二年律令》简150—151云:“数人共捕罪人而当购赏欲相移者,许之。”岳麓书院藏秦简也有类似律文。而《二年律令》简154—155云:“吏主若备盗贼、亡人而捕罪人,及索捕罪人,若有告劾非亡也,或捕之而非群盗也,皆勿购赏。捕罪人弗当以得购赏而移予它人,及诈伪,皆以取购赏者坐臧(赃)为盗。”可见秦汉时并非一概排斥捕人相移,而是禁止在因职务行为捕获罪人不予购赏的情形下,把所捕之人转到别人名下以冒领的行为。如然,捕盗律可能是对亭卒的相关规定,与《秦律杂抄》中的其他律一样也属于事律。

  《法律答问》以问答形式,对秦律的一些条文、术语及律文的意图作出解释。其中引述有律文,但未言及律名。张伯元否认囚律在《法律答问》中的存在。至少涉及十多个律篇解释的实际编次,大致有两种可能:或者是罪律与事律的相关条文各自集中,或者是两类内容错杂。只有后一种情形下的特定排列,才会形成睡虎地汉律、胡家草场汉律那样独特的两分结构。睡虎地秦律中不大可能存在汉律那样的两分格局,却不排除罪律、事律各自集中成文,甚至分别成卷这样另外一种两分结构的存在。

  汉代资料在前述三种外,还有张家界古人堤出土的东汉木牍律目应予关注。古人堤木牍律目由3个残片缀合而基本复原,正面分7栏书写。看完整缀合的红外图版,第1、2栏残存多个“盗”字,属于盗律条目的可能性很大。第2栏最后一列原释为“杀人□□”似是“教人可□”。如然,可与《二年律令·盗律》简57关联。第4栏第3列“诸上书”以后,直到第7栏最后一列,大多可以确认为贼律条目。值得注意的是,第3栏第6—8列可释作:“盗出财物。诸有责(债)。诸诈绐人。”分别与《二年律令·关市律》简74、187、261关联。这3个律篇都处于《□律》之中,因而古人堤律目很可能沿袭了西汉前期律典的两分结构,或者至少部分保留有与《□律》类似的律篇布局。在律目木牍背面,记有一个月的历表。开头部分称:“五月朔小,戊戌一。”查历表,建武三十二年五月大30天,而光和三年五月小29天。符合五月小、戊戌朔初一条件的,只有后一个年份。律目的抄写年代应与相当,约在东汉后期灵帝光和年间(178—183)。

  三、《□律》《旁律》的历史属性

  《□律》《旁律》划分的依据何在,它们与史载的律籍概念有无对应,颇难索解。看《□律》,容易让人联想到萧何九章律,然而其间实不无窒碍。

  在传世文献中,萧何“作律九章”之说始见于《汉书·刑法志》,而对篇名的最早记述则出自唐初成书的《晋书·刑法志》。《□律》与《晋志》所载萧何律九篇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点,即均以罪律为主,兼收事律;并且后者的篇名大多见于前者,显示彼此关联密切。不过,除篇数多少有异之外,萧何律九篇中的户律并不在《□律》之中,而是隶属于《旁律》,这成为二者的显著区别。

  《晋志》所载《法经》六篇之一的“网”原书作“網”。中华书局本校勘云:“《唐六典》注‘李悝《法经》六篇,一曰囚法,四曰捕法’。《晋志》中的网律很可能是亡律之误。

  《晋志》载《魏律序》:“旧律因秦《法经》,就增三篇,而《具律》不移,因在第六。罪条例既不在始,又不在终,非篇章之义。故集罪例以为《刑名》,冠于律首。……凡所定增十三篇,就故五篇,合十八篇,于正律九篇为增,于旁章科令为省矣。”所谓“旧律”,通常认为即萧何律九章。《晋志》所述萧何律九篇包括户律,恐怕也不排除误记的可能。在兴、厩二律外,《□律》中还有关市、效、复、钱四篇事律。作为萧何律九章中的另一篇事律,或许是这四律中的一种。

  由于以罪律为主的《□律》中包括的若干事律与全部由事律组成的《旁律》诸篇难以从内容上找到划分的缘由,如果上述九章律全部位于《□律》的推测不误,则《□律》诸篇有可能如九章律一样,是因为由萧何主持编定,在汉朝开国建政中起到重要作用,因而具有特别的地位。或许萧何在汉二年作律九章,以九种当时急用的罪律、事律代替粗疏的约法三章;在高帝五年(前202)天下大定后进一步编次相关罪律和事律,从而形成《□律》的规模,奠定了他在汉朝立法史上的重要地位。《汉书·宣帝纪》注引文颖曰:“萧何承秦法所作为律令,律经是也。”被汉人看作“律经”的,或许就是《□律》。

  在旁律方面,虽然有“旁章”“傍章”在字面上对应,问题也比较复杂。《晋书·刑法志》记萧何定律九篇后接着写道:“叔孙通益律所不及,傍章十八篇,张汤《越宫律》二十七篇,赵禹《朝律》六篇,合六十篇。”又载《魏律序》称魏律十八篇“于正律九篇为增,于旁章科令为省矣”。《晋志》记叔孙通益萧何律所不及而作傍章的意境,与《□律》《旁律》的关系贴合。旁律有朝、腊、祠、葬、外乐等篇,又与《史记·叔孙通传》记其制定朝仪的事迹呼应。然而,《晋志》把朝律六篇记在景帝、武帝时人赵禹的名下,与胡家草场《旁律》中已有朝律的事实相悖。因而应可认为:旁律与旁章、傍章的“旁(傍)”辞义可能相通,旁章、傍章的概念大概也与旁律有关,但三者并不等同。

  《旁律》应该相对于《□律》而言,指《□律》以外的律篇集合。但《旁律》的其他一些律篇是否也在此前后形成,《□律》《旁律》的划分是否在此前后即已出现,目前还难以作进一步推论。

  四、几个相关问题

  当代学者对于秦汉律的某些评价,除了当时未看到后来才出土的资料之外,恐怕也有观察角度的原因。以下对几个相关问题试作辨析。

  一是篇次与条次。当时至少在御史、廷尉等官署,必定存有完整的律典。《史记·萧相国世家》:“沛公至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汉书·礼乐志》:“今叔孙通所撰礼仪,与律令同录,臧于理官。”即可概见。目前比较成系统的律典都出于墓葬,它们带有各自的时代特征。而且竹简上往往可见删削、改写的痕迹,有的律条还可与遗址所出文书印证,因而这些简册可以相信是实用律典的抄本。另一方面,由于简牍时代文献制作、流传不便,有的抄本也许源自多个单篇或者包含若干篇的底本。不同抄本的篇次差异,还有一个原因:对于基层吏员和普通民众,不同律篇的区分及其次序的实用价值不大。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一篇内诸律条的次序是比较确定的。

  二是变动与确定。有学者指出,秦汉律是“不断增减的开放性体系”。前文所述囚律在汉初出现和收律在文帝时消隐,乃是律篇的增减。针对律典的不断修订,《秦律十八种·尉杂》简199规定:“岁雠辟律于御史。”里耶秦简也一再出现雠律令的文书。对律令安排频繁校勘,显然是要让各地各级官署执行的律令与中央所作的修订保持一致。岳麓秦简中,编号卒令乙卅二的令文还对新律令的生效时间作出规定:“新律令下,皆以至某〈其〉县、都官廷日决。故有禁,律令后为辠名及减益辠者,以奏日决。”

  三是引述与解释。看岳麓书院藏秦简奏谳类文献和张家山汉简《奏谳书》,审断过程中各方辩论的活跃,让人印象深刻。《奏谳书》案卷21中,女子甲丈夫新亡,竟在守丧时与男子丙发生奸情。在国家最高审判机关廷尉官署讨论时,廷尉、正始、监弘、廷史武等三十多位官员“致次不孝、傲悍之律二章”,决定“完为舂”。廷史申则力排众议,否决用重刑。

  《奏谳书》与岳麓书院藏秦简奏谳类文献,是秦汉奏谳制度的孑遗。岳麓书院藏秦简记云:“制诏御史:吏上奏当者具傅所以当者律令、比行事固有令。以令当各署其所用律令、比行事曰‘以此当某’。”通过《奏谳书》案卷16的例子,表明上级官署可以方便地核验下级官员对法律理解、执行是否准确,并把最终解释、裁定的权力掌握在作为立法者的中央手中。

  《□律》与《旁律》的划分,难以从律篇内容、类别方面加以说明。西汉立国之初,最先重启或者新定的律篇,应该是国家需求紧迫、政治家最为关切的部分,而这些律篇包括全部罪律和一些重要的事律,可以说符合历史逻辑和基本的法理逻辑。

  由于简牍时代抄本的特性,墓葬出土的律篇并不等同于秦汉律典的全貌。至少在御史、廷尉官署必定保藏有内容完整、篇次有序的律典全本。通过在各级官府中持续进行“雠律令”以及确定新律令生效的时间,可以把对律令不断修订可能造成的紊乱尽量加以控制,使律典得以在动态中保持内容的相对确定和执行尺度上的全国统一。活跃的法庭辩论和规范的奏谳制度,有助于法律的正确理解和实施,并把最终解释权控制在中央立法机构手中,从而比较有效地保障国家、社会的正常运行。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1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郭飞/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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