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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澜与“汉民族形成问题争论”
2020年12月24日 14:25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张越 字号
2020年12月24日 14:25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张越

内容摘要:“汉民族形成问题”是史学界“五朵金花”之一。对六十余年前这场争论的来龙去脉、范文澜处理该问题的起因和态度,以及争论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意义等问题再作深入探讨,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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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民族形成问题”是史学界“五朵金花”之一。1954年范文澜发表《试论中国自秦汉时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一文,引起学术界对此问题的深入讨论。随着近年来更多相关史料的出现,更由于在全球化趋向影响下民族问题变得格外突出和敏感、国内外不同的中国民族史研究观点和研究模式不断涌现,有必要对六十余年前这场争论的来龙去脉、范文澜处理该问题的起因和态度,以及争论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意义等问题再作深入探讨。

  一、范文澜引发“汉民族形成问题争论”的起因

  在《学习》杂志1950年第2卷第1期和第12期上,先后有读者根据斯大林所说民族是“在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历史范畴”的观点询问汉民族是否是在近百年才形成的。这个问题由马克思主义史家刘桂五和荣孟源二人先后予以解答。二人都是在肯定斯大林民族理论的前提下,找出例证来说明斯大林也曾将资本主义之前的民族称为民族,再结合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和共同文化的“四个共同”定义,论证汉民族在秦汉统一后就已经形成了。随后出版的《学习》杂志第3卷第1期发表范文澜的《中华民族的发展》一文,文中的第二部分题为“汉族是怎样形成的”,其中明确指出:“嬴政建立起统一的中央集权的以汉族为基干的民族国家,这又是一个有极大重要性的历史事件,这可以说是伟大中国和伟大中华民族形成的开始。”范文澜此文并未涉及斯大林的民族理论,只是正面论证“以汉族为基干的”中华民族形成于秦统一时期。华岗的《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初版发行于1940年)在1951年出版了增订本第1卷,书中指出:“经过殷代以至西周之长期的历史融铸,到春秋战国时代,大约皆已渐次同化,而这到秦汉时代,便以汉族之名,出现中国和世界。”1954年4月,由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参事室编辑出版的《民族问题译丛》第2辑发表叶菲莫夫的文章《论中国民族的形成》,文章核心观点是:“中国民族曾具有半殖民地国家资产阶级民族所固有的许多特点,它是在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间形成的。”距叶菲莫夫文章在《民族问题译丛》发表仅仅时隔一个多月,《历史研究》1954年第3期刊出范文澜《试论中国自秦汉时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明确汉民族形成于秦汉时期的观点,引发中国史学界的激烈争论。

  从资历、威望、地位、影响等多方面因素看,范文澜或许是挺身而出的最合适人选。一般认为,范文澜此文是针对叶菲莫夫文章而撰写发表的,事实上并非全然如此。范文澜在1952年开始重新编写中国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范文澜获得较好的工作条件,得以广泛利用延安时期不能见到的图书资料和前人研究成果,重新编写中国通史。”“出版时虽曾题为《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但并非延安本《中国通史简编》的简单的修订,而是重新编写的另一部中国通史。”范文澜为这部重新编写的中国通史所写的“绪言”——《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问题》,已确定先期全文发表在《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集刊》第1集(1954年7月出刊)中。这篇长达4万字左右的“绪言”,目的在于纠正“旧本《中国通史简编》”的“缺点和错误”,包括范文澜对延安本《中国通史简编》中存在问题的自我批评(非历史主义的观点和叙述方法上的不足等)和“增加了一些新的观点”,其中以阐述古史分期中的“西周封建论”和汉民族形成问题等内容为重中之重。范文澜看到叶菲莫夫文章后,将此“绪言”中的第七部分“自秦汉起中国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做了个别的文字调整,并增设“中央集权国家即统一国家成立的问题”“自秦汉时起,汉族是否已经形成为民族的问题”两个二级标题后以《试论中国自秦汉时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为题给《历史研究》,文章比《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集刊》第1集提前一个月在《历史研究》(1954年6月出刊)发表。早在1950年10月,范文澜发表《中华民族的发展》一文,他就专门阐述“汉族是怎样形成的”这一问题,同时已经认识到用斯大林的民族理论解释汉民族形成问题与中国史家既有认知间的矛盾,看到简单套用斯大林民族理论解释汉民族形成问题时已经出现的偏差,范文澜有意识地把文章发到《历史研究》,进一步引发关于汉民族形成问题的讨论,当时绝大多数是反对他的观点的。

  对于众多不同意见,范文澜没有直接回应,而是在1955年《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1编再版时,将包含《试论中国自秦汉时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的“绪言”收入书中,这也表示他对自己的观点没有丝毫改变。刊载叶菲莫夫文章的《民族问题译丛》则在其第3辑(1954年8月出版)全文转载了范文澜《试论中国自秦汉时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一文。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即近代史所)在同年11月专门为此举办了一次学术讨论会,“讨论范文澜所长在‘历史研究’一九五四年第三期上发表的‘试论中国自秦汉时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的论文”。三联书店1957年5月将部分讨论文章结集出版(即《汉民族形成问题讨论集》),所收第一篇文章就是范文澜此文。作为“五朵金花”之一的汉民族形成问题讨论,尽管在当时并未形成统一认识,“这场论战进行了将近三年的时候,作为一个悬案而挂起来了”,也被后人称为“一朵被挂起来的金花”,但是上述举措说明汉民族形成问题讨论在各方面引起的高度重视。

  二、貌似与神似:汉民族形成问题争论的示范性意义 

  1951年,范文澜在《新建设》杂志发表《关于〈中国通史简编〉》一文,对写成于延安时期、被后人誉为“20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通史最著名的代表作”的《中国通史简编》作了“自我检讨”。文中重点想要表达的是:由于理论修养不够、材料不足、撰写时间仓促等原因,《中国通史简编》“写的不好”,对书中的“片面的‘反封建’和‘借古说今’所造成的非历史观点的错误”“因‘借古说今’而损害了实事求是的历史观点”以及“缺乏分析”“头绪紊乱”的叙述方法等不足作了专门讨论,他甚至措辞严厉地直言这部通史“不久就可以丢掉”。以《中国通史简编》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中的地位而言,这些“自我检讨”的指归实际上已超出《中国通史简编》本身,反映出范文澜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整体发展的学术期许以及对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存在的问题的反思态度。

  1957年3月,范文澜在北京大学历史系作题为“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的学术演讲,指出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教条主义,“把自己限制在某种抽象的公式里面,把某些抽象的公式不问时间、地点和条件,千篇一律地加以应用。这是伪马克思主义,是教条主义”。他在演讲中提出著名的“‘神似’‘貌似’说”。“各自的条件不同,苏联是那样结合的,是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是这样结合的,也是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苏联,做法不同,其揆一也,妙处就在这个其揆一也。”“只有反对教条主义,才能学会马克思列宁主义。不破不立,只有破,才能立。”范文澜适时抓住了汉民族形成问题表达自己与众不同的观点,此举除了证明汉民族形成于秦汉时期外,其背后还有“把普遍真理和当前的具体问题密切结合”以达到“学习马克思主义得其神似”的深层意图在内。汉民族形成问题之所以出现争议,其症结即在于套用斯大林民族理论论定汉民族的形成时期。范文澜发表此文的深刻用意当不仅在于申论汉民族形成于秦汉时期以否定叶菲莫夫的观点,而在于如何认识理论、运用理论。范文澜提出“历史的具体事实正是有和无的根据”,他在1949年以后重写中国通史、强调反对教条主义、要求学习马克思主义要“神似”,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居主导地位后的学术语境发生重大变化有关,特别是涉及诸如历史上的民族与民族关系、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发展特点与发展阶段、近代以来列强对中国主权与领土的侵掠等学术与政治密切相关的重大历史问题或历史事件,研究问题的学术视角是建立健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术体系,现实视角不仅未因学术视角的强化而有所削弱,在一些关键性问题上反而更为突出,类似历史上的民族问题等则可能上升到维护国家利益的层面。同时经过汉民族形成问题的讨论,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深刻地感受到反对教条主义和“不破不立”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中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对于中国史学而言,不论在何种语境下,范文澜所说的“历史的具体事实正是有和无的根据”至今依然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

  三、一般与独特:“历史的具体事实正是有和无的根据

  “汉民族形成”等中国历史上民族问题的相关阐释,一直是一个很复杂的历史问题。民国时期王桐龄《中国民族史》、吕思勉《中国民族史》、林惠祥《中国民族史》,基本认为汉民族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基本到秦汉时期确定。同样在中国通史撰述中,夏曾佑《中国古代史》、张荫麟《中国史纲》、钱穆《国史大纲》、缪凤林《中国通史纲要》以及作者11年之后出版的《中国通史要略》,也大致认为,汉民族形成于上古至周秦之际,到秦汉时期便已基本定型。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在阐释民族问题上另有特点。李达《民族问题》、杨松《论民族》主要是依据斯大林的民族理论,在理论和现实政治层面对民族问题进行论述,其重点不是讨论汉民族形成问题。吕振羽《中国民族简史》从史实出发阐述汉民族起源于上古、形成于秦汉时期的历史事实,在论及近代以后的民族问题套用斯大林“四个共同”的民族定义,将斯大林的民族形成“是与资本主义发生与发展的时期及地点一致的”观点贯彻于对汉民族的解释中,但显然很牵强。

  1949年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居于主导地位,汉民族形成问题得以凸显,破解这个问题成为当务之急。范文澜《试论中国自秦汉时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一文中用《礼记·中庸》托名孔子所说的“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的记载证明,“今天下”就是秦统一以后,“车同轨”对应于“共同经济生活”,“书同文”对应于“共同语言”,“行同伦”对应于“共同文化”,“长城之内的广大疆域”为“共同地域”。“依据上述原理来看中国历史,自秦汉时起,可以说,四个特征是初步具备了,以后则是长期的继续发展着。”但斯大林“民族是在资本主义上升时代发展起来”的定义对于汉民族形成于秦汉时期的结论来说,依然是一个明显的理论障碍。范文澜以“历史的具体事实正是有和无的根据”为学理原则,着重阐述中国历史发展的“独特性”。以突出中国历史的“独特”性,来回避当时的理论难点。但更重要的是,是明确应如何结合经典作家的相关理论阐述中国历史实际问题。

  关于汉民族形成问题的争论在当时因种种原因并没有得出一个趋同的结论性认识,但往后“越来越得人们的认同”,并最终明确汉族形成于秦、汉的历史事实。“汉民族形成于何时”问题看似已尘埃落定,但反映出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和史家对权威理论和观点的各种态度、对事实与理论和历史与现实关系的认知等,对回顾和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历程都有重要价值,对反思目前关于民族史问题的各种建构、解构论也不无启发意义。 

  中国历史上的民族问题是当下学术界的热点问题,围绕民族的定义、民族的称谓、民族的形成,对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所建王朝的解释,中国历史上的“华夷之辨”与“正统”之争,内亚游牧社会与南部定居文明的互动关系等问题,中外学者的旧见新说纷至沓来。对比60多年前的“汉民族形成问题争论”,一些中国学者对各种民族理论的“追随”或“创新”颇有似曾相识之感。范文澜在各种压力下以“学习马克思主义要求神似”的原则、结合斯大林民族理论论证汉民族形成于秦汉时期,申明“历史的具体事实正是有和无的根据”,时下部分学者在有意无意追随“新权威”和“新理论”的同时,一味突出历史上非汉民族入主中原后的非汉化举措及影响,“以有为无”地忽视或无视中国历史上“中国认同”的多重性、开放性和包容性特征。范文澜表示“中国近代史证明不曾形成过资产阶级民族”,当今有些学者则论证直到近代“民族国家”出现后才有“民族”存在,此前只有“族群”,也不存在“民族融合”,“以无为有”地用“想象的共同体”等概念取代统一多民族的历史叙事。范文澜在汉民族形成问题上运用斯大林民族定义的同时再三强调汉民族是在“独特的社会条件下形成的独特的民族”,今日一些学者却在“一般”与“独特”已不再成为问题症结的时候似反而忽略了中国历史“独特”的经验,将国外学界某些学者以其殖民扩张历史为基础的若干民族国家理论套用于对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历史和“中华民族”的解释体系中。范文澜指出“中国历史需要自己的努力”,一些中国学者则更看重“与国际接轨”而跟从外国学者“发现”中国历史。范文澜的观点带有当时学术语境的明显印记,然而如何看待中国历史上的民族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讨论过程中各方表达的认知与今天关于民族问题的研究未必没有关联。无论如何,范文澜所提示的“历史的具体事实正是有和无的根据”等学术原则,不仅没有过时,反倒是今天学者在讨论相关问题时应该铭记与深思的。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7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郭 飞/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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