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文萃
【文萃】班布日:元朝君臣关系“主奴化”再辨析
2020年01月03日 15:00 来源:《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8年第5期 作者:班布日 字号
关键词:元朝;君臣关系;主奴化;辨析

内容摘要:

关键词:元朝;君臣关系;主奴化;辨析

作者简介:

  在以往的研究中,多认为元朝君臣关系因为引入了“漠北旧制”而出现主奴化的情形,大臣自认为是皇帝家奴,对皇帝人身依附严重,因此导致诸多严重后果。

  当然,史籍中关于蒙古大汗或元朝皇帝对于臣子的绝对权威确有很多记载,比如元朝宰相对皇帝少有封驳之权,元代臣子尤其是宰相被皇帝处死的现象也非常之多。似乎可以论定,元代君臣关系是主奴化的,对于皇帝权威臣子毫无制衡能力,皇权恶性发展。

  然而,如果纵观中国古代皇权演变的历史,虽然元朝皇权扩张较之前代确实比较明显,但其扩张仍是沿着中国政治历史的趋势前进,并非突变,也说不上是恶性。元朝君臣关系中存在的“漠北旧制”也并不能简单视为奴隶制下的主奴依附关系,而是一种贵族式“伴当”关系的延续。这种君臣关系与中原政权的集权制雇佣式君臣关系的并存和互融,导致了元朝特有的皇权政治形态。

  一、蒙古“旧制”中的君臣关系

  要探究大蒙古国时期的君臣关系,应关注《蒙古秘史》中有关君臣之间关系的记载。成吉思汗确实非常注重臣子对于君主的忠诚。在他制定的《大扎撒》中,将成吉思汗本人及其黄金家族定为合法的统治者,并规定了汗统传承的方式和制度,强调忠于可汗、正主的思想,将之作为最高的道德。在其创业征战期间也以多种形式多次提出对忠诚的至高要求。不过,这种忠诚并不是单方面的要求,在臣子付出忠诚的同时,君主对其也要予以尊重、信任。

  《蒙古秘史》中,可汗的近臣被称为“伴当”和“友伴”,这些人便成为日后的“斡脱古·孛斡勒”,也就是皇帝最为信任的“世袭奴隶”,因为“立过值得嘉奖的功绩”而有着“[蒙恩的]权利”。“斡脱古·孛斡勒”与其说是奴隶,其实更像是“家人”。这样的人与主家之间的关系,与亲人无异。这样的“家人”,主人不能随意责打,更不用说可以随意处死。

  可见,蒙古“旧制”中的君臣关系是一种贵族式的契约关系,与春秋时代的君臣关系和西方中世纪贵族关系可相比拟。

  蒙古传统的所谓“主奴”关系,并非人们从一般意义上所理解的完全性的依附关系,大臣对君主既有服从的义务,也有自己相应的权利。而在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之后,为了集权化,对于君臣之间忠诚的要求凸显,成为一种较为单方面的义务。不过,因为强大的传统力量和制度惯性,这种集权始终未能达到中原王朝那样的程度,即使在忽必烈效仿汉法建立元朝之后,所谓“漠北旧制”的贵族式君臣关系仍然影响巨大。

  二、元代君臣关系的演变

  在大蒙古国时期,虽然经过成吉思汗的集权化努力,但“由黄金家族成员的世袭兀鲁思组成的国家,就像是个以大汗为家长,以各有家产的亲族为成员的父权大家族。这是比较典型的父权封建制”。大蒙古国“虽然形式上权力和帝国归于一人,即归于被推举为汗的人,然而实际上所有的儿子、孙子、叔伯,都分享权力和财富”。对于国家重大事务,如选立新汗、惩处宗亲显贵,都必须由宗王、勋戚、重臣们召开“库里勒台”共议决定,“如果任何人由于骄傲,自行其事,想要当皇帝,而不经过诸王的推选,他就要被处死,决不宽恕”。

  大蒙古国向元朝的演进过程,也是贵族式君臣关系向集权制雇佣式君臣关系演变的过程。元世祖忽必烈得以即位,主要是依靠大蒙古国的东道宗王,也就是成吉思汗四个弟弟家族的支持。而在建立元朝后,忽必烈对东道宗王大力抑制。在打击宗王的同时,忽必烈将“库里勒台”选汗制度改为立储制度,在制度上终结了包括宗王在内的臣子对皇位继承的发言权。

  而在官员的任命上,虽然忽必烈不得不坚持中书丞相由四大怯薛家族担任,但另立尚书省,以阿合马这样的媵臣出身的官僚执掌大权。这虽然是为了提高理财的效率,但同时也有着藉此夺“中书、勋旧之权”的用心。

  当然,忽必烈的举措虽然试图将贵族式君臣关系向集权制雇佣式君臣关系转变,但毕竟元朝是蒙古族建立的政权,而其统治的却是包括中原、内地在内的广大区域以及众多民族,皇室完全放弃旧有关系而采用雇佣式君臣关系,会让皇室势单力孤,有很大的不安全性。在推进中央集权制的同时,也不得不考虑蒙古的传统。对于国家大政,皇室自可排斥对皇位有威胁的宗王,但必须重用以“斡脱古·孛斡勒”为代表的勋戚。因为他们具有传统的羁绊,而这种羁绊,又正好与集权雇佣式君臣关系相抵牾。

  三、从元代宫廷与政府组织看元代君臣关系

  元代官员首重“跟脚”,也就是出身。而中书宰辅,更是“大根脚”方能出任。所谓“大根脚”便是“斡脱古·孛斡勒”,代表是成吉思汗时期所定的“四大怯薛长”家族,他们几乎垄断了中书丞相的职位。

  “斡脱古·孛斡勒”对于皇室而言,并非毫无权利、予取予求的奴仆,大蒙古国建立之前,便已经确立了主仆之间类似家人的羁绊关系,这种关系建立在臣对君忠诚,而君对臣信任尊重的基础之上。有元一代,相权颇重,君相关系一直比较明显地体现着“委任责成”的特点,便是以此为基础的。

  皇权与相权之间本是合作共存的关系,皇权须借助相权实现对国家的有效统治,相权为皇权服务,并被赋予管理国家政务的权力。元代实行特殊的怯薛入仕乃至入相制度,因为怯薛身为皇帝近侍,出身又都是功臣勋贵子弟,尤其能入相者更是“斡脱古·孛斡勒”,也属于皇帝私人,因此,元代出现了内外朝一体、内外朝之争消弭于无形的情况,避免了皇权与相权之争导致的政治动荡。

  至于以怯薛入相,宰相再无封驳之权,只能无条件尊行皇帝意志,这被视为君臣主奴化的特征,乃至于将廷杖制度也归结于元朝,这种看法也有所偏颇。纵观有元一代,宰相以外朝首脑的身份公然封驳皇帝圣旨的情形确实没有出现,但是因为“内外一体”,皇帝的意志往往在形成圣旨之前,便已经被宰相所抵制。

  元代对于大臣的处置,往往有“杖”刑,亦即杖责。元代的杖刑是“宽刑”“轻刑”的表现,对于原本应死刑的罪责,用杖责来顶替。

  杖责作为一种彰显皇权的“法外之刑”,从东汉明帝刘庄“政事严峻,故卿皆鞭杖”开始,历朝历代均不能免,这是皇权的特性所决定的。元代的情形并没有多么严重,而且并未形成制度,只是个别时期的个别情况。这与明代实行的严格而广泛的廷杖制度是不一样的。认为明代廷杖是学习元朝的说法,其实并没有实际证据。

  结语

  元朝的皇权,相对于前朝确实有所加强;君臣之间的制衡,相对于宋朝也确实有所减弱。不过,这是中国皇权政治发展的结果,元朝只是承接这一结果,而非造成这一结果。所以,参看蒙古早期家主与家人之间的关系,将元朝君臣关系视为主奴化的看法是值得商榷的。

  大蒙古国时期的贵族式君臣关系与中原雇佣式君臣关系经历了抵牾、融合和适应的过程。在元朝逐渐儒化的过程中,曾经的贵族式君臣关系与中原雇佣式君臣关系日趋合流。

  元代中后期,臣子对于君主的忠诚,逐渐从贵族式的情感忠诚转变为儒化的、被赋予高度使命感的绝对化忠诚;未能接受儒化的蒙古勋戚,随着时间的推移、情感羁绊的淡化,忠诚随之减弱,而接受儒化者,则更为坚贞。

  因此,将中国在明清时专制主义皇权极大提高的原因归结于元朝,不仅忽视了中国皇权政治的发展轨迹,也忽视了贵族式君臣关系与雇佣式君臣关系的不同,将皇权共性特征视为元朝皇权的独特性特征,是值得商榷和探讨的。

  (作者单位: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8年第5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李中平/摘)

 

作者简介

姓名:班布日 工作单位: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张彦)
W020180116412817190956.jpg
用户昵称:  (您填写的昵称将出现在评论列表中)  匿名
 验证码 
所有评论仅代表网友意见
最新发表的评论0条,总共0 查看全部评论

回到频道首页
QQ图片20180105134100.jpg
jrtt.jpg
wxgzh.jpg
777.jpg
内文页广告3(手机版).jpg
中国社会科学院概况|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简介|关于我们|法律顾问|广告服务|网站声明|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