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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萃】宋宽锋:“反向格义”的纷争与中西哲学比照中的本质主义迷误
2019年06月28日 16:37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9年第1期 作者:宋宽锋 字号
关键词:反向格义;本质主义;中西哲学史研究

内容摘要:哲学研究不同于哲学史研究,而国内哲学界的现状则是哲学史研究占据主导地位,真正意义上的哲学研究却相对稀缺。哲学史的研究方式可以区分为两种,即“哲学史家的哲学史研究方式”和“哲学家的哲学史研究方式”,而“哲学史家的哲学史研究方式”显然是国内学术界哲学史研究的主导取向。古今中西的争执和纠结与国内哲学界以“哲学史家的哲学史研究方式”所进行的中西哲学史研究如影随形。

关键词:反向格义;本质主义;中西哲学史研究

作者简介:

  哲学研究不同于哲学史研究,而国内哲学界的现状则是哲学史研究占据主导地位,真正意义上的哲学研究却相对稀缺。哲学史的研究方式可以区分为两种,即“哲学史家的哲学史研究方式”和“哲学家的哲学史研究方式”,而“哲学史家的哲学史研究方式”显然是国内学术界哲学史研究的主导取向。古今中西的争执和纠结与国内哲学界以“哲学史家的哲学史研究方式”所进行的中西哲学史研究如影随形。

  一、难免相互参照,未必“反向格义”

  作为“反向格义”概念的提出者,刘笑敢说:“‘反向格义’或许可以分为广、狭二义。广义可以泛指任何自觉地借用西方哲学理论解释、分析、研究中国哲学的做法,涉及面可能非常宽,相当于陈荣捷所说的‘以西释中’。狭义的‘反向格义’则是专指以西方哲学的某些具体的、现成的概念来对应、解释中国哲学的思想、观念或概念的做法。”

  就刘笑敢强调“反向格义”的特征是研究者用自己不太熟悉的西方哲学来理解和解释自己更为熟悉的中国哲学而言,我们可以说,刘笑敢所说的“反向格义”根本就不是“格义”,或者说,它不是什么“反向的格义”,而只能是一种“反常的格义”。这种“反常的格义”乃是一种迷误性的“创造性诠释”。一方面,它把外在于中国传统哲学文本的一些问题和观念强加于它,从而扭曲和遮蔽了中国哲学的本来面目;另一方面,这种“反常的格义”虽使中国传统哲学家及其哲学变得摩登和时髦,但它只不过是把当代西方哲学界的某些热门话题、概念和理论投射在中国传统哲学文本之上,而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创造性诠释。

  不难看出,刘笑敢提出“反向格义”的说法的问题意识并不是很清楚。实际上,相关的争论关涉的并不是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中“要不要借用西方哲学”,而是西方哲学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对于这一问题,学者们的普遍态度是反对把西方哲学作为标准和依据来分析、衡量和肢解中国传统哲学的概念和思想,但却普遍地认可西方哲学作为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参照系及其可能的积极效应。

  反过来,在西方哲学史的研究中,中国哲学也可能作为尺子、镜子和窗子产生影响和效应。同时,作为研究西方哲学史的中国学者,我们不同程度上有所了解和把握的中国哲学,作为一种参照系,在西方哲学史研究的过程中一直都是在场的。不仅如此,在中西哲学相互参照的基础上,我们也常常能够从中国哲学获得一些研究和解读西方哲学的文本和思想的角度和问题,这些问题常常是西方学者所忽视或不够重视的。

  二、中西哲学比照中的本质主义迷误

  在中西哲学史研究的过程中,我们难免会在中西哲学之间进行比照,而在对中西哲学进行比照的时候,对我们影响最大的、最具误导性的思想前提就是本质主义。当我们面对“哲学是什么”这一问题之时,总是不由自主地去思考和探寻所有被叫做“哲学”的东西所共同具有的性质。但是,这种所有哲学共同具有的性质或者本质却并不存在。

  其实,不仅所有被叫做“哲学”的东西并不具有共同的性质或者本质,而且我们所说的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印度哲学等也并无共同的性质或者本质。但是,在中西哲学的相互比照中,我们却常常有意无意地趋向于本质主义的思想方式。依据本质主义的思想方式来理解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就是把“中”、“西”都看做本质主义意义上的整体。

  对中西文化或哲学的本质主义理解的另一方面的表现,就是以本质主义的方式来理解中西哲学或文化之间的差异。当研究者对中西哲学或文化之间的差异作出了本质主义的理解的时候,通常就会趋向于有关中国哲学或文化的“特质”论说。本质主义的中西哲学或文化之差异观及其“特质”论说具有不可克服的内在缺陷,主要表现为它不能合理地解释中西哲学或文化之间的差异。它不能诉诸历史的情境或环境的中西差异来解释中西哲学或文化之间的差异,因为历史的情境或环境的中西差异不具有本质性的意义。

  我们不妨反思一下这种本质主义的中西哲学之差异观及其“特质”论说对于中西哲学史研究所带来的消极影响。首先,毫无疑问,有关中国哲学的“特质”论说,对于中国哲学(史)的学科建构和中国哲学传统之价值的确证,的确产生了积极的效应,而且,在某种程度上,“特质”论说也增强了中国学者投入继往开来的哲学创构的信心和热情。但是,“特质”论说也极易蜕变为某种自卑心理的防御装置和智识傲慢的修辞学。其次,“特质”论说自然会使研究者更为自觉地关注、阐发和突显中国哲学传统相关的方面和特性,但这种强调常常会趋向于过度和放大。不仅如此,对“特质”的强调也同时意味着对“非特质”的方面和性质的忽视、遮蔽和贬低。再次,“特质”论说易于使我们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中走向一种自我陶醉和自我封闭的境地。我们知道,所谓“特质”,总是“人无我有”,退一步讲,也是“人有我优”。而这样一来,至少在“特质”的方面和范围内,“我”向“他者”学习的必要性就不存在了;拿“他者”的对应方面来与“我”的“特质”相比照,映衬出的也只是“他者”的劣势和“我”的优长,由此得出的结论也是“他者”应该向“我”开放和学习。

作者简介

姓名:宋宽锋 工作单位:陕西师范大学哲学与政府管理学院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张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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