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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萃】马长山:网络空间治理中的公民文化塑造
2019年06月28日 09:46 来源:《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 作者:马长山 字号
关键词:网络空间治理;公民文化建设;自我行为规制

内容摘要:

关键词:网络空间治理;公民文化建设;自我行为规制

作者简介:

  进入国际互联网的二十多年来,中国互联网获得了迅猛发展,并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状态。这不仅大大方便了人们的生活,促进了经济发展,也为人们提供了广阔多元的自由空间。`但与此同时,网络犯罪、网络谣言、网络安全等问题也日益凸显。因此,如何规制网络发展,推动网络空间治理就成为法治建设的重要环节。其中,网络公民文化建设尤为关键,这也正是党的十九大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战略部署的必然要求。

  一、“网络公民”与网络空间治理

  近年来,中国网民凭借新技术和国际化的网络平台冲破了传统体制的封闭刚性和制度限制,在“虚拟—现实”双层空间的互动交融中拓展了政治参与空间,展现着日益觉醒的公民精神和日益提升的公民参与能力。互联网在民主监督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参与社会治理的多元主体已经渐次涌现,政府与民间的良性互动正不断激活治理体系和制度向善的力量,理性在公共治理中的分量正逐步上升。网络民主化、法治化已成为“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动力和支撑。

  然而,网络空间并非是完美的乌托邦世界。网络环境允许一个人与志趣相同的人迅速取得联系,不过,欺骗与不和的机会也同样存在。特别是网络犯罪、网络事件、网络安全等问题有增长蔓延的趋势,这给网络空间和社会秩序带来了巨大的风险和挑战。国家应充分保护“网络公民”的权利和自由,但同时,如果所有公民的行为都仅以自利为导向,拥有民主、法治国家和自由秩序的社会不可能存续。因此,公民不能逃避社会中个人的和共同的责任,因为毕竟这是民主秩序赖以生存的基础。

  2016年6月,教育部、司法部和全国普法办专门发布了《青少年法治教育大纲》,并将其确定为“全面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础工程”。而党的十九大报告又作出“提高全民族法治素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全新战略部署,因此,加强公民文化建设成为网络空间治理的重要环节。

  二、网络空间的自我行为、重叠性共识与制度认同

  网络时代的到来,创造了一个既依托于、又超越于物理空间的网络空间,并形成了网络空间特有的秩序问题。其中,自我行为、重叠性共识与制度认同问题凸显,对法治秩序的形成影响深远。

  (一)网络空间的自我行为规制

  一方面,一些肆意的自我行为冲击了法律规制的底线,特别是网络犯罪必须受到规制;另一方面,网络上“赢者通吃”的竞争方式一旦开始,惯性或锁定效应就会介入,从而赋予现已创建的网络以相当大的权力。这就需要国家基于公共利益、公平正义和社会秩序的考量来进行必要的干预。

  政府权力与私人权利都不是“天使”,二者需要恰当的互动与平衡,才能建立起多元治理的法治秩序。特别是在互联网时代,互联网空间所造就的自由“飞地”大大增进了人们的自我赋权领域与能力,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的秩序风险。这固然需要国家立法外在性、制度性的拘束,但同时也需要确立内在性、自律性的“网络公民”精神与品格规约,从而实现对网络空间自我行为的有效规制。

  (二)网络空间的重叠性共识

  人们在物理空间和虚拟空间的“双层同构”过程中,一方面,社会成员不再受时空地域等物理条件的限制而更加分散化、个性化、自由化;另一方面,社会成员基于共同兴趣爱好、甚至是一时话题的共鸣而迅速集结,呈现规模不确定、匿名互动、自由表达等特征。在这些集结场域,要么是互相撕裂和论战,要么是相互强化和印证,从而促发一定的群体极化现象。

  在全球化、信息化和科技革命不可逆转的背景下,我们必须顺应新的时代要求,重塑公民意识和公民品格。最关键的是,要建立健全网络民主规制机制,推动双重空间的民主化、法治化同构,最大限度地抑制群体极化现象和群氓意识蔓延,促进社会成员在公共领域中进行平等对话和理性互动,在求同存异中形成“重叠性共识”,从而培育网络公民文化,形成有效的法治秩序,为法治国家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三)抗争事件中的制度认同

  任何社会都会有抗争行为,近代以来,抗争行为已成为公民政治参与的一种生活表现,在转型国家则更为明显。随着中国进入改革深水区和转型关键期,各种社会利益冲突和矛盾集中展现出来,因此,社会抗争活动(常常表现为群体性事件)就难免会爆发。社会抗争与国家性变迁之间一直难以实现良性互动。国家对抗争权利的承认和抗争者对国家的认同之间也就出现了某种背离,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彼此信任度都明显降低,社会抗争的频率和强度便日渐加强。

  由于互联网的出现使抗争者在一定程度从技术层面突破了代议民主的限制性条件,使直接民主成为可欲的目标。这就为民粹主义创造了条件,并通过互联网的“放大效应”使少数派权力貌似享有普遍的“民意”,进而转化为“多数人的暴政”,使网络民粹主义和多数人的暴政相互助长,从而扭曲民主的精神实质和现实途径。“法治国家”必须引导公民自觉遵守法律、努力工作和有所克制。为此,国家本身必须树立良好榜样,教育公民正确理解他们的义务和权利;了解少数服从多数和思想自由并不等于无政府主义。因此,塑造公民文化和公民性品格,规制公民的理性抗争活动,促进国家承认与社会认同的良性互动,成为构建转型期法治秩序的一个重要环节。

  三、塑造网络公民文化,促进网络空间治理

  基于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现实国情,不太可能采取自由主义、社群主义、多元主义和伦理主义的公民教育模式,而更适合选择共和主义的公民教育模式,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指引下,塑造适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民族复兴需要的公民文化,进而促进网络空间治理秩序和法治国家建设目标的实现。

  其一,确立适应网络空间治理法治化要求的公民文化建设导向。国家关于网络空间治理的公共政策、制度规范和治理机制应该广泛吸纳网络公民参与其中,进行必要的诉求表达、公共讨论、民主协商和咨询论证,从而按照网络空间的内在规律来制定网络空间的游戏规则,促进网络空间的自我行为规制,达成重叠性共识、价值与制度认同,推动网络空间治理的参与分享、权利保障和民主进步。

  其二,建立网络空间治理的多元自律参与机制。互联网空间治理既面临着公权力与网络空间主体之间在规制上的复杂博弈,也存在着互联网空间内部多元利益主体之间的复杂权益边界。因此,除了在国家网络空间治理政策、制度规范和治理机制中的网络公民参与外,互联网空间自律机制中的民主参与也是必不可少的。只有在具有自治公民身份的条件下,在开放、共享参与的、正规的政治渠道中,因特网才可以创新政治实践.

  其三,培养公民精神与法治素养,形成网络空间治理的法治文化氛围。青少年是网络空间中最为活跃的群体,因而,他们的思想意识和精神品质如何,无疑对网络公民文化建设具有决定性影响。党的十九大报告作出“提高全民族法治素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进而“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的战略部署与要求,这样,就需要积极探索公民法治教育的新方法、新路径、新模式,让每一个青少年都能形成良好的公民意识和公民性品格。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培养青少年的公民精神与品质,从而为网络空间治理提供良好的法治文化氛围,强化网络空间的自我行为规制、重叠性共识和制度认同,推进网络空间的共建共治共享和法治化秩序的形成。

  (作者单位: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8年第4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李中平/摘)

作者简介

姓名:马长山 工作单位: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张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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