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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萃】杜睿:重构与反叛——五四“新女性派作家”再解读
2019年04月12日 14:37 来源:《前沿》2019年第1期 作者:杜睿 字号
关键词:新女性派作家;重构;反叛;自我书写

内容摘要:

关键词:新女性派作家;重构;反叛;自我书写

作者简介:

  五四新文化运动无疑让沉睡在封建时代的女性觉醒起来,由于和“人的解放”同样重要的“妇女解放”的提出,让五四的女作家们有了崭露头角的机会,同时也给五四文坛注入了女性文学的新鲜血液。在此基础上,许多女性从闺房走向学堂,拿起纸笔或是书写,或是控诉,让“妇女解放”和女性启蒙从这批女性作家开始。“五四”时期的女性写作呈现出了多元化的状态,其中包括冰心、凌叔华、林徽因、庐隐、丁玲、白薇等人。而在这批女性作家中又将激进地反抗封建传统,更加彻底和决绝地坚持男女平等和女性解放的作家归入“新女性派”作家群,这批作家包括庐隐、丁玲、白薇、石评梅和冯沅君。

  五四新女性派作家们又是生活在特殊的社会环境中的一批女性,她们不仅受到了来自家庭的传统教育,还接受了新思想和新文化的洗礼,因此在她们的身上又打上了很明显的中国烙印,她们的作品中有西方女性主义作家没有的文化特色。

  中国特殊的社会结构和儒家文化的长期统治已经让妇女形成了被动、随从的做事态度,她们在争取妇女解放之时必须先争取“人”的解放,而混合在“人”的解放中的妇女解放失去了纯粹性,掺杂着政治和民族的色彩,这又是五四新女性作家女性写作的特色所在,正是这份和西方女性主义写作者的不同之处,才让她们具有了中国特色。

  “白色墨汁”与自我书写

  新女性派作家们在进行写作时有意回避男性中心话语,尝试开辟一处为男性作家不熟悉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中新女性作家可以以自己的话语方式进行抒写,不必受男性中心话语的干扰,也让她们找到了一种相对熟悉的写作方式。

  “白色墨汁”在埃莱娜·西苏那里是指一种性别写作,它代表一种女性特有的写作,这种写作是区别于男性作家写作的。西苏在提出“白色墨汁”这一名词时旨在打破德里达建立的一整套逻各斯语言系统。新女性作家们对妇女的评价绝不是男性笔下的那套标准,同时她们通过“白色墨汁”来抗拒男权文化对女性写

  作的束缚。西苏强调的是用女性的性别和身体来反抗男权文化,是一种平等的对话,而新女性作家群则是借助“母亲”实现对妇女的重新评价。

  五四风行的人性解放和女性解放都只是表面上的理论和口号,并没有深层次地挖掘妇女苦难的根源,也没有一个解决妇女出路的良方,和西方妇女自觉意识到自身地位的不平等、迫切要求改变这种不平等的地位不同,中国的妇女解放在众多男性的簇拥中开始,却并没有得到多少中国下层妇女的支持和响应。

  中国最早的新女性们自然会在无法摆脱固有语词习惯和努力创造新的属于女性自己的话语特权之间产生巨大冲突,只有在不断地前进中才能有所突破。新女性派作家早期的小说内容上都带有明显的自传性,语言多以抒情和呐喊为主。

  相比男性作家的作品,她们在语言表达上趋于激烈和感性,或许正是她们强烈的抒情色彩和内心宣泄,让新女性作家们的语言留存了某种独特性。五四的女性是叛逆的女性,从妇女解放口号的高喊开始,她们已经经历从“父亲的女儿到女人”的身份转变,而在作品中尽力回避那些宏大的主题,抒写女性熟知的趋向情感型的婚恋主题,不能不说是她们对话语权要求的刻意所为。

  当时的五四大多数女作家都在她们的作品中表现出矛盾和苦闷的心情。这种

  为情感的哭泣绝不是郁达夫式的无病呻吟,而是被家庭、社会和自己内心所缠绕的苦闷。这是男性作家不曾进入也不可能进入的话题,这是只为女性所熟知的话题。她们的作品中充满矛盾和斗争,文本语言是对经验的认同和认同之后的无奈、苦痛。这种焦虑和苦闷是新女性作家们所独有的,甚至在同时期的闺秀派作家

  群中也没有这种极端的宣泄和斗争,她们似乎要把积集在心里的那种郁闷全部发泄出来,用文字和语言向男权社会宣战,这同样也昭示了她们争取自己话语空间的努力。

  新女性派作家的女性精神同盟

  “五四”女作家第一次在创作中大量抒写了女性之间的同性情谊,以同性结盟的姿态反叛了封建礼教对女性角色的限定,开拓了文学表现生活的一个崭新领域。五四女作家笔下的女性情谊主要有三种形态,一是青年女子之间的真挚友情,二是女性同性恋,三是受男权伤害的女性之间相互同情。

  新女性作家们不仅实践着她们对婚姻自由权的向往,而且在很多方面都和西方女性主义的理论有相似之处,她们的作品中深深隐藏着她们对男女平等的追求以及她们更深层次的女性反抗,并不仅仅包括婚姻和恋爱自由的追求。特别在她们的作品中有女性精神同盟的追求,并且她们也试图实现她们和女性同伴相濡以沫的愿望,虽然这一愿望因为强大的社会压力最终失败了,但是她们这种以反抗男权为目的的女性精神同盟却是以女性独立性为基础的。

  新女性派作家在她们的作品中表达出的思想,她们之间有一个共同点,即都认为男性的爱是不可靠的,是虚伪的,甚至是带有欺骗性的。对于男人来说,女人无疑只是肉体和性的代名词,她们在小说中表达出了对男人强烈的不信任甚至是厌恶。

  新女性作家是开始有女性意识和女性反抗精神并通过作品大胆表露出来的第一批女性,虽然她们没有西方女性主义那种系统的理论作指引,也没有大规模的女权运动为铺垫,但是她们在被动的选择中能够一步步走向主动,并且在作品中努力摆脱菲勒斯中心主义构建自己的话语模式,通过“双性同体”的写作态度完善自己的作品,并且能够以母性的“白色墨汁”正视被男权文化忽略了几千年的母辈,甚至开始在作品中表达她们有意识地建立女性精神同盟达到政治反抗的意义,这些都是和西方女性主义的理论不谋而合之处。这说明新女性作家群的女性反抗意识和西方女性主义理论有互通之处,她们的作品支撑着她们的观点和想

  法,也为后来的中国女性主义者们做了一些铺垫。但是她们毕竟是处在特殊的环境和地域,落后的社会经济和专制的封建政治让她们在反抗的同时打上了浓厚的中国烙印。

  “苦闷”与“抗争”

  新女性作家的作品往往是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写出内心的真实想法。她们不会回避自己的内心,而是直面自己内心深处的矛盾和苦闷,她们的作品往往更加直白更加暴露,新女性派作家大多经历过家境从富裕到贫困,或是在与家庭的抗争中出走。

  她们的苦闷不同于郁达夫的病态的苦闷,她们更多地表现自己作为一个女人在男权社会中“牢笼”心态,既想要挣脱,又无法摆脱。因为她们有了自我意识,意识到自己“他者”的生存地位和需要改变的生存处境。她们不是“哭穷和哭性”的一类人,而是在情感与理智中难以抉择。无法被社会理解和认可让她们感

  到悲观甚至绝望,这种不理解不仅来自社会和家庭,甚至有来自自己的另一面,又加上她们对爱情的不信任让她们有一种难以言说的苦,是性别意识觉醒之后的矛盾与挣扎。

  她们的作品中自我抒写的意识很强,往往把自己的内心苦闷加诸作品中,甚至是不加掩饰的。对自己不幸身世的怜悯,对社会的失望,让她们在悲苦中绝望,甚至以死来表达她们对社会的反抗。新女性派作家们认识到社会无法改变的现状和女性自身的处境,想要摆脱却又无能为力,处于进退两难中的新女性们选择逃避,用逃避世俗来达到对世俗的反抗。

  纵观新女性作家的写作,可以看出几位新女性作家在自己的作品中都抒写着内心的苦闷,她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对妇女所受的苦难描写出来,更重要的是她们不仅要求在婚姻和恋爱上实现自由、平等,而且她们要求精神上的独立和平等,包括争取一间自己的屋子、女性精神同盟的建立以及女性在写作中力图摆脱菲勒斯中心话语所做的努力,她们对妇女出路的深入的思考,有别于男性作家简单的要求经济独立,毕竟她们也是女性,能够感同身受地体会妇女所受的苦难和如何争取自由解放,新女性派作家对中国的女性写作和其后的发展都做出了不可低估的贡献。

 

  (作者单位:陕西省社科院文学所。《前沿》2019年第1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韩卓吾/摘)

作者简介

姓名:杜睿 工作单位:陕西省社科院文学所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张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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