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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萃】李长中: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的“文本转向”
2019年03月26日 10:02 来源:《内蒙古社会科学》2018年第3期 作者:李长中 字号
关键词:批评;少数民族文学;文本转向

内容摘要:文学批评(包括文学史研究)作为一种价值评价活动,是批评主体调动一切手段/方法尽可能接近批评对象并对之加以分析、判断与引导的活动,是一种面向批评对象的意义生产活动,批评的公信力、阐释力与审美感知力等都要通过对批评对象较为完整而恰当的言说予以彰显/验证。“批评过剩”与“批评匮乏”作为一种悖论却在本土批评场域日渐繁荣,制约着一种健康的、良性的、系统性的本土批评经验的生成。“文本转向”作为化解本土批评焦虑且作为一种及物批评的路径选择,是一种在诗学与修辞学中间转换,是在文学性、语境化与理论之间寻求某种平衡的批评行为,是契合“理论之后”批评理论生成规律的,是契合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及其批评现状的,是“及物”或“中的”批评的根本。

关键词:批评;少数民族文学;文本转向

作者简介:

  文学批评(包括文学史研究)作为一种价值评价活动,是批评主体调动一切手段/方法尽可能接近批评对象并对之加以分析、判断与引导的活动,是一种面向批评对象的意义生产活动,批评的公信力、阐释力与审美感知力等都要通过对批评对象较为完整而恰当的言说予以彰显/验证。只有立足于文本,批评才能言之有物、有的放矢;通过批评,文本方得以呈现其美丑,标示其殊异。

  “批评过剩”与“批评匮乏”作为一种悖论却在本土批评场域日渐繁荣,制约着一种健康的、良性的、系统性的本土批评经验的生成。在很多情况下,对他者话语的非语境化、非历史化与非主体性移植或套用,使得本土批评者有意或无意间忽视了对他者话语的语境化考察和理论旅行有效性的理性审视,本土文学实践所潜隐的独特生活气息、民族精神、族群意识、文化记忆及叙事经验等出现了集体性失语。随着“强制阐释论”的盛装出场,尽管本土学界已开始对西方话语知识生产逻辑/范式展开批判性反思,并力求在西方话语挤压或围追堵截中提出中国方案、表明中国立场、发出中国声音,问题却依然没能得以根本解决。若从“批评过剩”现象生产的内在逻辑看,“批评过剩”凸显的恰恰是“批评匮乏”的问题。批评越是“过剩”,其“匮乏”问题越是严重,批评越是“匮乏”,其“过剩”问题越是彰显,二者就以如此悖论性逻辑作用于本土批评实践。重内容解读轻文本分析、重思想评述轻艺术赏鉴、重作家研究轻作品透视、重理论规训轻经验感悟、重文献材料轻作品现场,“文本研究”顺势成为当代文学批评的“软肋”。

  “中国语言文学”意指中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学,少数民族文学学科是相对独立的学科之一。囿于学科意识的淡薄及其学术史自觉建构意识不足,少数民族文学批评亦未能超越中国文学批评现场“批评过剩”与“批评匮乏”症候的整体论格局,本土少数民族文学地方性叙事经验、文本形态、文体表征或美学源流及其生产脉络等却在批评操演中沦为非在场者,在批评对象的选择与言说能力、批评话语资源的鉴别与阐释能力,抑或本土批评的理论创新与建构能力等层面,遭遇极大的信任危机。

  在批评者看来,少数民族作家因受制于非母语写作、媒介传播、知识结构、文学素养等问题,其创作很难企及全球通行的伟大或经典作品的高度,只要能写出民族文化风情,呈现出“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民俗礼仪、人物肖像等就足够了,不必谈什么少数民族“文学”。少数民族文学或局限于内容摘要式的批评或沉溺于少数民族作家或文学“应该”如何、“必须”怎样、“注意”什么等的空泛化批评,无不是从主观结论出发,从原有期待视域出发,认识路径出现了颠倒与混乱。

  笔者提出“文本转向”问题,是指少数民族文学批评不能以本土文学实践作为验证他者话语合法与否的材料,也不能按照批评者的“期待视域”对少数民族文学文本进行盲人摸象式的评判。在“中国经验”渐成全球通用性话语之时,探究多元一体背景下“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经验”生成及其参与“中国经验”形构的路径或方法,以彰显“中国经验”多民族文学批评的丰富与深度。

  “少数民族文学”概念的发明/创造源于一个潜在的话语参照——“主体民族文学”。如何通过具体文本的分析与阐释,敞开少数民族文学文本之“异”(相对于主体民族文学而言),构拟了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的基础性工作。少数民族文学批评需要“返回少数民族文学文本现场”,探究其“容纳和表现的民族特质”生成及其知识谱系,透视其独特的文体特质、语言技艺、文本结构、叙述体式及其潜蕴的文化生态等,批评必须在这个基础上展开。

  就少数民族文学而言,与主体民族作家普遍缺乏诗性思维与宗教信仰及万物有灵论不同,人神共在的诗性文化、沟通人鬼神的巫术文化、诡秘神奇的宗教文化等至今存留并形塑着少数民族作家的文学生活。与书写传统相对成熟发达的主体民族不同,边缘族群作家的文学传统较为薄弱且普遍缺乏现代性意义上的书面文学资源,丰富发达的民间口头传统作为一种“隐性文本”形塑着他们的文学观念、艺术形态、价值表述、审美意识与叙述方式等。

  民间口头传统与现代文学观念、神性思维与理性意识、宗教信仰与科学素养、文化再现与审美表述等的交叉混杂,导致少数民族文学叙事多以多线条交叉的空间并置结构打破传统观念中的“结构完整”观,以多文体嵌入混杂方式颠覆传统观念中的“文体纯净”观,以母语与汉语交叉运用、母语思维与汉语表述相互交织等方式推翻传统观念中的“语言典雅”观等,呈现出与主体民族文学相异的“过渡性文本形态”。批评者要学会尊重、调动原有的知识储备与理论修养,“返回少数民族文学文本现场”,在与文本对话中检讨已有知识或经验的不足,以主动自觉的主体意识挑战先前的文学观念、批评标准与话语惯性,将文本重建为对话着或生成着的主体。

  当前,学界总是要求作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问题,却对批评者需要“返回少数民族文学生活现场”、还原其文本生产历史现场、深入其文学生活底部等问题缺乏应有的重视。没有扎根于文本的阅读经验,批评者很难对批评对象进行深入细致而周严的分析、判断与评价,就很难辨别其美丑是非、优劣短长。所以说,一切批评都应建立在对文本的透彻了解与文本认知经验的基础上。

  少数民族文学再现生活的深度、观照世界的角度、把握人生的力度、揭示社会的维度等呈现极大的地方性/民族性特征,作为“替一个民族的精神找到适合的表现形式”的少数民族文学相较于主体民族文学也就有着极为复杂的内容表述机制与艺术构拟方式。批评必须“返回少数民族文学生活现场”,以“深描”边地族群生活以及族群成员在现代性面前的矛盾与挣扎、期盼与焦虑,以“同情之理解”边缘民族群体在经济发展与传统解体、文明进步与文化失落、生活改善与精神困惑等多重矛盾交织中的感受、感悟与感想,以彰显批评的温度与厚度、精神与灵魂、指涉与神启,使批评成为一种生机勃勃的人的世界的再现者或敞开者。

  作为“过渡性文本形态”的少数民族文学,很显然不是以书面文学为基础生成的理论话语能够充分表述与完整阐释的,而是需要书面文学理论、口头诗学、文学人类学、民俗学等交叉学科的参与。跨学科批评就其本质而言是对话性批评,是不同理论话语在“跨”中得以对话,是不同理论话语与文本现象在“跨”中得以对话。尽管本土批评者不断尝试跨学科批评并取得了某些突破性成效,却大多未注意到跨学科之“跨”更是理论话语与批评对象间的对话性问题,结果导致跨学科批评成为文本缺席的各种理论话语的“大杂烩”。当前,一再被学界批评为“理论自身演绎的批评”“没有文学的文学批评”“理论作为独角戏的批评”等症候,皆潜隐着对文本缺席的跨学科批评的警醒与反思。

  从根本上说,批评在文学研究序列中是位于文本与理论间的“中间物”,批评要以理论话语与文本间对话为展开前提,要以理论话语作为拓展或探索文本意蕴新的认识论或方法论,要以文本作为验证或审视理论话语有效性或失效性的试金石。有学者多年前即意识到建构本土“文本学”对跨学科批评的意义。在以边缘崛起、小叙事复兴、少数者话语赋权等为典型表征的“理论之后”,批评已不再以先前理论话语马首是瞻,理论话语生产范式意味着需要从抽象的形而上层面转向具体的文本实践。笔者以“文本转向”批评相继在少数民族文学文本现象中发现并提炼了若干深具学术史意义的话语,如“汉写民现象”“重述历史现象”“跨文类现象”“类自传写作现象”等。

  多年来,批评实践及其话语建构的“效果历史”难尽人意。“文本转向”作为化解本土批评焦虑且作为一种及物批评的路径选择,是一种在诗学与修辞学中间转换,是在文学性、语境化与理论之间寻求某种平衡的批评行为,是契合“理论之后”批评理论生成规律的,是契合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及其批评现状的,是“及物”或“中的”批评的根本,是批评真正深入她应该面向的生活和经验、回到理论生发逻辑起点的必然要求。什么时候建构起真正面向少数民族文学文本且能够解决本土问题发出本土声音的理论话语,并积极加入到国家话语层面的“文化走出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等的总体性历史合唱中,才是“文本转向”批评真正成熟的标志。

 

  (作者单位:阜阳师范学院。《内蒙古社会科学》2018年第3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韩卓吾/摘)

作者简介

姓名:李长中 工作单位:阜阳师范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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