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英国折服而又打怵的谈判对手

　　——最后一次采访鲁平

　　得知原国务院港澳办主任鲁平先生去世的消息，我不由得想起三年前去他家采访的情景……

　　当时，他八十五岁高龄，满头白发，头脑清醒，谈吐高雅，是一位令人敬佩的、有着国家与民族担当精神的老一辈革命者。

　　他生于上海，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早年在宋庆龄领导的中国福利基金会工作，后来调到《中国建设》任编辑室主任、副总编。“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打成“反革命”，被批斗、抄家，全家被下放农村劳动改造八年。

　　1978年5月，中央成立国务院港澳办公室，廖承志被任命为港澳办主任，第一个就把鲁平从农村调回来。他跟随廖承志一起做香港回归前的统战工作。后来，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

　　中英谈判期间，他做出了巨大牺牲，其精神实在令人敬佩。

　　在长达十几年的中英谈判中，他因过度操劳和生气，得了胃淋巴癌，术后两个月，又回到了中英谈判桌前。

　　举几个中英谈判的唇枪舌剑，听起来，简直就像看电影一样。

　　英国想在1997年临走前大捞一把，企图花光港英政府全部财政储备，掠走全部财政基金，最后交给特区政府一个空壳烂摊子，只留下区区50亿港币，而且还有高于储备数额几倍的债务。

　　鲁平对记者说：“50亿，留下的就是一个零头！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他忧心忡忡，一连说了三句“怎么办”，从而在香港得了一个“鲁怎么办”的绰号。

　　有些香港人对此不理解，认为中央多此一举。

　　有记者问鲁平：“香港建新机场关中央什么事？关你什么事？香港有钱愿意建就建，跟你们没有任何关系！”

　　的确，这些事目前看似跟鲁平没有关系，但是，作为中方关于新机场建设谈判组首席代表，鲁平深知他肩负着维护香港利益的责任和义务。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香港同胞自身的利益，是为了香港顺利回归，为了香港今后的繁荣稳定。

　　1991年6月27日，中英双方开始了第三轮谈判。

　　英国首相梅杰派来英国特使、首相外事顾问“中国通”、原驻华大使柯利达，带着香港新机场建设问题的新方案，绕道法兰克福秘密飞抵北京。

　　与柯利达谈判的是国务院港澳办主任鲁平。

　　柯利达是一位老外交官，个子细高，长着鹰鼻，出言谨慎。坐到谈判桌前，他表情冷峻，一言不发，瞪着一双鹰眼死死地盯视对方，似乎这样就可以打败对方似的。

　　鲁平也瞪大了睿智的眼睛，毫不畏缩，迎着对方犀利的目光直直地盯着老对手，直到柯利达收回目光为止。

　　两个人在谈判桌上较量多年，都以强硬、不妥协而著称。

　　开场前的无声较量结束后，真正的较量才开始。

　　“柯利达先生，英方准备给香港政府到底留多少财政储备？”

　　“60亿。”

　　“你开玩笑啊？”

　　“70亿怎么样？”

　　“请你不要开玩笑。”

　　“那……80亿？”

　　“请你不要再开玩笑了！”

　　两个人你一句，我一句，就像菜市场的老大妈买菜一样讨价还价。

　　在钓鱼台国宾馆，足足争论了四天。

　　一点一点地挤牙膏，从50亿涨到100亿，又从100亿涨到200亿，最后涨到250亿。

　　柯利达告饶了。

　　“鲁平先生，250亿到顶了！实在是不可能再多了，希望你们能理解。”

　　鲁平心里暗暗算计，从50亿涨到250亿，到1997年加上土地基金的700多亿，合起来有1000亿港币了。虽然不多，但够特区新政府开张勉强过日子了。而且，柯利达带来的新方案中，英方同意就香港过渡期跨越1997年的重大事项听取中方的意见。双方关于香港新机场建设问题，最终达成共识，新机场成本预算降为986亿港币。

　　柯利达提出马上签署正式协议，鲁平却说：“且慢，这么重大的协议，我们两人只能是草签，正式协议应该由两国政府首脑在北京签署才能生效。”

　　一听这话，柯利达火了，“那就拉倒，不签了！我们的首相不能来北京！”

　　“你怎么能出尔反尔？”鲁平厉声道，“你明明说过，你们首相可以来北京！”

　　柯利达“啪”一拍桌子，跳了起来：“我没说！”

　　鲁平也火了，也跳了起来，也拍桌子：“柯利达先生，我要不要把记录拿出来给你看？你还想不想谈了？如果你不想谈的话，现在就请你回去！”

　　鲁平当然明白柯利达发火的真正原因，1989年6月之后，西方国家封锁中国，西方首脑一个都不来中国。中方想让英国首相梅杰来打破这种僵局。

　　见中方的火力如此强大，柯利达只好让步了。

　　“对不起，鲁平先生，我刚才态度不好，请您坐下来，我们再好好谈谈吧。您看，我们双方首脑能不能到欧洲第三国……”

　　“为什么要到第三国？这件事跟第三国没有关系！”鲁平毫不客气地回绝道，“这是我们两个国家的事，跟第三国没有任何关系。”

　　无奈，柯利达只好说他做不了主，要电话请示一下首相。

　　柯利达出去了一会儿，脸色灰暗地回来了，说梅杰首相同意来北京同李鹏总理正式签署协议，但要求中方打破常规，在首都机场为首相举行欢迎仪式。

　　这个要求却再次遭到鲁平的拒绝：“不行，欢迎仪式要按中国政府的惯例，在天安门广场举行！”

　　柯利达瞪着那双鹰眼，半天无语，只好不情愿地同意了中方的安排。

　　当天，草签完《关于香港新机场建设及有关问题谅解备忘录》已是深夜，按照惯例，开香槟酒，双方举杯，祝贺谈判成功。

　　柯利达向鲁平敬酒，对鲁平真诚地说道：“鲁平先生，您是国家利益的坚定捍卫者。”

　　鲁平也真诚地回敬道：“您也是国家利益的坚定捍卫者。”

　　的确，他们都是各自国家利益的坚定捍卫者。

　　1992年10月22日，彭定康来北京访问。

　　钱其琛外长会见他，他伸出手与钱外长握手，钱外长当着众多媒体记者的面拒绝与他握手，并且毫不客气地批评他“三违反”，称：“彭定康先生，你违反了中英《联合声明》，违反了《基本法》，违反了中英两国已经达成的协议和谅解！”

　　在谈判桌上，鲁平开口就质问他：“彭定康先生，你提出的方案，把我们原来提出的‘直通车’方案全部给推翻了，整个破坏了香港的顺利交接、平稳过渡。你这种倒行逆施的做法，是完全行不通的！”

　　“不不！鲁平先生，我提出的方案是为了香港民众的利益……”彭定康极力为自己辩解。

　　“彭定康先生，我们这个‘直通车’方案，并不是单方的，而是与英国经过外交途径相互磋商达成的协议。我这里有两国外长交换的七封信件。”见彭定康如此固执，鲁平亮出了撒手锏，“在这七封信件里，过渡时期很多事情都在信里解决了。这些信件都是外交文件，是代表国家的承诺，是具有法律效力的证据！”

　　一听这话，彭定康顿时愕然，忙问身边的陪同人员：“有这事吗？”

　　陪同人员点点头，急忙从文件夹里取出七封信件放到彭定康面前。

　　鲁平说：“彭定康先生，你再一意孤行违反英方做出的承诺，我们就将公布这些信件，拿你的‘政改方案’同这七封信对照对照！”

　　“不！不！你不能公布！”彭定康急忙说，“这七封信非常重要，是两国间的绝密文件。你不能随便公布，你公布就违反了最初的承诺！”

　　此次谈判，剑拔弩张，不欢而散。

　　临结束，鲁平向彭定康发出了最后通牒：“彭定康先生，如果你坚持这样做的话，我将奉陪到底！”

　　没等彭定康登上飞机，鲁平就召开了记者招待会，揭露彭定康一系列倒行逆施的做法。

　　鲁平对众多媒体记者讲道：“彭定康提出的这套方案，完全违反了中英《联合声明》，违反了《基本法》，也违反了中英两国外长达成的协议！他这样做，是在蓄意破坏中英谈判，是对香港采取了极不负责任的态度，根本不考虑香港的利益，彭定康在历史上，将成为香港的千古罪人！”

　　不久，中方宣布成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预备工作委员会（简称“预委会”），并成立特区临时立法会。预委会分政务、经济、法律、文化、社会、保安六个专题小组。

　　预委会却遭到彭定康当局的百般阻挠和敌视。

　　港英政府下令：不许香港公务员担任预委会的任何职务，不许公务员出席预委会任何会议，认定预委会为非法组织，不许预委会在香港召开会议。有的预委会委员甚至接到恐吓电话，恐吓说若再参加预委会将后果自负。

　　无奈之下，预委会几十个人只好跑到深圳去开会。

　　就在最紧张的关键时刻，鲁平的身体却出现了问题。

　　鲁平不记得从什么时候开始，每当在办公室里吃午饭，边吃边浏览刚送来的香港报纸时，就觉得胃里有个地方在隐隐地作痛，而且越来越疼。

　　他每每看到香港报纸连篇累牍的骂声，就觉得心痛。

　　他想，中方联络小组的成员，没黑夜没白日，拼着命跟英国政府斗争、周旋，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香港同胞的利益吗！可是，不但得不到香港同胞的理解，反而招来香港媒体的一片骂声。骂他们的不是敌人，而是自己的同胞。这让他感到十分痛心。

　　1995年5月，鲁平胃里那块隐隐作痛的部位，终于在体检中显形了。

　　胃癌，医生要他立刻住院手术！

　　“不行啊。我明天要去香港出差，行程都安排好了，也向外公布了。我不去怎么跟人家交代呀？”

　　第二天他就飞去了香港，之后又去了澳门。

　　其实在一年前的体检中，医生就发现他胃里有阴影，让他做胃镜检查。他说太忙，没时间搭理那个“阴影”。现在“阴影”却张牙舞爪地来纠缠他了。

　　到了香港，北京医院接二连三打来电话，催促鲁平马上回京住院。

　　半个多月之后，鲁平处理完香港、澳门的事情，终于回到北京。

　　北京医院院长吴蔚然抓住鲁平的手，说：“鲁平主任，我知道你想得开，实话告诉你吧，你得的是胃癌，要立刻住院，我亲自给你动刀！”

　　“不行啊！我刚回来，好多工作没交代呢，一大堆事呢。等交代完工作，再把我这条老命交给你行吧？”

　　“不行！你一天也不能再耽误了！”吴院长坚决地扣住了他，“明天我就给你做手术，你看要不要通知你孩子？”吴院长知道鲁平的孩子在国外工作。

　　“那倒不用，问题是，我的好多工作都没有交代呢。”

　　此刻，好多领导和同事都为鲁平捏着一把汗。鲁平自己却若无其事，一心想着工作，想着一大堆事，唯独不想想他自己，得的什么癌，手术能不能成功，还能不能活过来。

　　不过，鲁平却想到了一个人，一个对他一生影响最大的人——廖承志。

　　想到廖公面对生死的坦然，面对死亡所表现出的淡定与超脱，想到临死前对他的那番叮嘱……

　　是的，这种来自灵魂深处的力量，是常人难以理解，也是常人难以做到的。

　　生死未卜的大手术摆在眼前，鲁平想的并不是他个人的死活，而是他住院手术会给香港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会不会引起香港的不稳定。他知道，香港正处在最敏感、最艰难时期，彭定康处处捣乱，得知他住院手术，肯定又会大做文章。于是，他让医院将鲁平改成“林建”，用他当年从事地下工作时的化名。所以，当无孔不入的香港记者跑遍北京城所有的医院，寻找“失踪”多日的鲁平时，都没有找到他。

　　六十八岁，胃淋巴瘤，恶性肿瘤中最毒的一种。术后化疗，比下地狱还痛苦，吃不下饭，满头白发全部掉光，本来就瘦弱的身子又掉了20斤，简直成了麻秆。朱镕基、李鹏来医院看望他时，都不敢认了。

　　鲁平向中央领导提出，要求中央尽快找人换他，以免影响了工作。中央领导却感到为难，没有合适人选，没有人比鲁平更了解香港，更了解中英谈判的情况了。香港回归的工作离不开他，好多工作都等着他呢。

　　鲁平给自己下令：一定要顽强地挺过去，一定要活着看到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

　　超常的信念，常常使生命创造出奇迹。

　　鲁平以顽强的生命力，强迫自己吃饭，强迫自己走路，强迫自己增强体力，终于闯过了生死大关。

　　第一次化疗结束，医生让他休息两个月再来做第二次化疗。他拒绝了。当鲁平拖着憔悴不堪的身子、完全变形的形象，出现在香港人面前时，所有人都惊呆了，包括那些骂他“鲁秃头”的对手们……

　　采访时，我跟这位八十五岁高龄的老先生整整谈了一下午，他记忆力惊人，思维敏捷，除了听他讲述中英谈判的故事，我追问他性格及信仰形成的原因，受谁的影响。他说，他最早在宋庆龄领导的中国福利基金会工作，后来又调到廖承志手下工作，宋庆龄和廖承志两个人对他影响最大，影响了他一生。

　　香港回归第七天，七十岁高龄的鲁平退休了。

　　如今，他走了。

　　他的话却在我耳边回响：“一个人的一生，只要能做一件对国家、对人民有益的事，不管大小，这个人就没有白活。既然把我放在这个岗位上，我就要完成这个任务，拼着老命也要干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