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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块茎思维”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践逻辑探析
2018年11月29日 10:31 来源:《理论与评论》第3期 作者:潘于旭 字号
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块茎思维;实践逻辑

内容摘要: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发展高潮过后,随着世界金融危机的爆发导致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出现分化和式微后提出的,反映了人类社会面临转折和重新建构的客观要求。与各种旧式人类共同体相比,这种共同体的构成主体从单一同质转变为多元异质,并因此导致了人类在存在方式、思维方式和实践活动等方面的深刻变化。通过研究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成方式,可以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块茎思维”在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中的基础性地位和作用进行探析。

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块茎思维;实践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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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发展高潮过后,随着世界金融危机的爆发导致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出现分化和式微后提出的,反映了人类社会面临转折和重新建构的客观要求。与各种旧式人类共同体相比,这种共同体的构成主体从单一同质转变为多元异质,并因此导致了人类在存在方式、思维方式和实践活动等方面的深刻变化。通过研究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成方式,可以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块茎思维”在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中的基础性地位和作用进行探析。

  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 块茎思维 实践逻辑

  作者潘于旭,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杭州 310028)。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近年来中国向全球传递并已被广泛接受的重构人类共同发展模式的新观念。但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仅是一种观念,更是人类社会共同面临的实践要求。毋庸置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历史发展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也同时体现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逻辑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逻辑。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蕴含着理想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内在统一。本文以习近平总书记引用“地瓜理论”中的“块茎思维”为基础,从其构成方式阐发人类命运共同体所蕴含的深刻内涵和重要价值。

  一、旧式人类共同体及其批判

  共同体理论是在近代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提出的,与之紧密相联的是民族和民族国家观念,但并没有因此形成具有普遍意义的概念。自霍布斯以来,共同体问题伴随着契约社会的公共性而受到广泛关注。特别是到了19世纪,随着欧洲历史的急剧变化,共同体作为超越个体存在的政治生活内容,日益成为社会理论的重要话题。虽然直至近代才出现对共同体问题的关注和探究,但作为社会共同生活的共同体则是与人类社会共生的现象。在谈到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关系时,马克思曾强调,人类生产的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社会关系的含义在这里是指许多个人的共同活动,不管这种活动是在什么条件下、用什么方式和为了什么目的而进行的”[1]。马克思进而指出,这种“关系”的存在与人的意识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人们意识到必须和周围的人们来往,也就是开始意识到人总是生活在社会中的”[2]。由此可见,马克思基于社会共同生活的现实,从“生存”“需要”“生产”“生活”和“意识”的历史与内在联系中提出了对共同体问题的唯物史观理解。

  但是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由于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旧式的共同体其“共同利益”往往“采取国家这种与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独立形式,同时采取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3]。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中,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区分了两种主要的“想象的共同体”形式:一种是藉由特定语言符号结合而成的古典共同体。这种共同体“对他们语言的独特的神圣性深具信心,而这种自信则塑造了他们关于认定共同体成员的一些看法”[4];另一种则是围绕“国家”“王权”而形成的政治共同体。“王权把所有事物环绕在一个至高的中心四周,并将它们组织起来。它的合法性源于神授,而非民众。”[5]其中,前一种共同体的成员通过语言的神圣性完成其对共同体的认同,但这种共同体的实际范围及其合理性基础,却又并非神圣语言或文字所能完全表达。比如,其构成方式表现为向心的不同阶层或等级的层级化形式,其结成方式更多是自然形成而非自觉认同。同样,后一种共同体虽可看到国家、王权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但它更多地依赖自然条件或血缘关系来维持合理性。由此可见,以上两种共同体,就其构成基础而言,都不是建立在自觉认同和现实共同利益基础之上,而只是“想象的共同体”。这种“想象的共同体”“始终是在每一个家庭集团或部落集团中现有的骨肉联系、语言联系、较大规模的分工联系以及其他利益的联系的现实基础上产生的”[6]。马克思曾经指出:“这种共同体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联合,因此对于被统治的阶级来说,它不仅是完全虚幻的共同体,而且是新的桎梏。”[7]实际上,任何一种共同体都不是单一的语言、文化所能维系的。即使随着意识的发展,人们能够自觉意识到共同体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的意义,但是一旦抽象的语言神圣性失去了约束作用,或者神圣化的意象所造就的宗教信仰的虚幻性遭到揭示,抑或抽象的王权所构成的共同体内部产生分化、冲突甚至对抗,这两种共同体就会丧失其存在的自然基础。

  进入近代以后,随着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发展,旧式共同体发展出了资本主义共同体模式。然而,资本主义共同体并不是以整体的人类主体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因此它虽然包括世界上各个不同地区和民族,但是其实践基础却是围绕经济过程中的商品、贸易等外在形式展开的,由此不可避免地导致这一共同体的主体构成被经济形式所支配。除此以外,由于在资本主义共同体中,起主导作用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享受着资本带来的经济利益,但在推动整个世界发展中的权利和责任却处在彼此分裂的状态中,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存在着中心和边缘、发达和落后之间的分裂和对立:一部分先进和发达国家或地区享受着权利,但却并未相应地承担起推进世界发展的责任;另一部分落后和不发达国家或地区虽然扮演着资本所带来的资源回报和商品倾销对象角色,但却没有享受到应有的繁荣。更为重要的是,这一矛盾并没有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改变,相反还愈演愈烈。在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中,这一趋势往往表现出以普遍主义为特征的文化价值主张。[8]与此同时,一些国家、民族和地区由于自身特殊“处境”而形成特殊主义的文化价值主张,这种主张构成了普遍主义的对立面。这种以特殊“处境”为基础而形成的以对抗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共同体,往往坚持宗教原教旨主义,抑或坚持以暴力手段对抗全球化过程,并在价值观上持特殊主义立场。[9]

  这两种在当代世界以共同体的组织形式出现的构成方式,并没有解决人类社会的发展矛盾。相反,正因为它们在各自所持价值观念上的偏执和对立,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极大的混乱和冲突。与旧式的各种人类共同体不同,唯物史观所揭示的共同体既非停留在语言、文字所构成的表象上,也不是仅仅围绕着自然地理条件和血缘关系,而是深入到共同体的构成成分和内在利益关系中进行说明。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所形成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发展高潮过后,随着世界金融危机的爆发而导致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分化和式微后提出的,反映了人类社会面临转折和重新建构的客观要求。它与资本主义共同体——无论是从建立的基础还是追求的方向来说——都有着根本的不同。

作者简介

姓名:潘于旭 工作单位: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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