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讨论。为了弄清楚"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问题,近年来,海外学者从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执政理念、执政策略、执政战略等维度剖析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理论与实践,总结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智慧: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坚持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坚持立足国情,选择适合中国的执政策略;坚持继承本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借鉴他国优秀文明成果;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坚持依法治国;等等。系统研究海外关于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智慧的认识,有助于我们把握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的关切点,对外讲好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故事,让世界上更多的人了解"中国奇迹"的奥秘。

　　关键词：海外;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中国智慧;

　　作者简介：高晓林，法学博士，教授，复旦大学海外中共学研究中心，200433;黄冰琼，博士研究生，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0433；

　　基金：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一般项目“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百年历程与经验研究”(2019BDS003)的阶段性成果;

 

　　新中国成立70余年来，“我们党领导人民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1 面对中国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海外学者越来越关注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思考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实现长期执政?为什么执政70多年依然能保持生机和活力?为什么能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中国奇迹”?他们开展了全方位、多角度的研究，试图发掘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秘诀。系统梳理和总结海外关于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智慧的认识，既有助于拓宽我们的学术视野、深化已有的研究，为国内学界开展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研究提供不同的思路和方法，又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的看法，不断推动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智慧和经验走向世界。

　　一、关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及其自身建设的认识

　　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能实现长期执政?海外学者将视野聚焦于中国共产党内部，从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两方面入手，总结了中国共产党保持恒久韧性、领导人民创造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成功之道。

　　(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成就“中国奇迹”的根本保证

　　海外学者深入解读“中国奇迹”发生的关键密码，认为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中，表现出了高超的政治领导力、强烈的责任担当和顽强的生命力。

　　2011年2月9日，西班牙皇家埃尔卡诺研究所网站刊登了西班牙驻华使馆前商务参赞恩里克·凡胡尔的《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八个关键问题》一文，指出：“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国家统一，使中国摆脱了19世纪中叶以来的长期危机状态，变成一个在国际社会不容忽视、备受尊重的大国”；“共产党正在领导的巨大经济变革进程使人民生活条件大大改善，扩大了个人自由，摆在公民面前的机遇也成倍增加”。2 2013年7月，比利时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彼得·弗兰森在接受《中国社会科学报》专访时指出：“‘中国奇迹’出现的唯一原因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没有党的实践和理论工作，就没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就没有今天的中国”。3 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教授布兰特利·沃马克也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从根本上致力于人民主权”，“与大多数自由主义国家的分权相比，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既包括政治领导和官方行政，又包括指导和引领非官方社会结构”。4 由此可见，大多数海外学者充分肯定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决策力、执行力和战斗力，认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取得伟大成就的成功密码。

　　(二)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是提高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的重要保障

　　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打铁必须自身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伟大斗争、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毫不动摇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5 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政党，勇于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是熔铸在共产党人血脉里的政治基因。2012年7月，荷兰莱顿大学中国研究中心教授彭轲发文指出，中国共产党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执政成就，关键是“在继承列宁主义政党核心原则的基础之上，重视自我建设”。6 事实上，这也代表了大多数海外学者的观点。概括起来，海外关于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研究主要涉及党的形象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反腐败斗争、外交政策等，其中，又集中体现在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三个方面。

　　1.党的思想建设

　　坚持理论创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指导实践是中国共产党实现长期执政、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成就的关键一招。

　　2011年6月，南非共产党副总书记杰里米·克罗宁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中国共产党发展之路尽管存在曲折，但之所以能迅速发展，主要是因为中共从一开始就掌握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并“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国情、全球共产主义运动实践相结合，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实现了指导思想上的创新与演进。7 2017年10月，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首席研究员埃列奥诺拉·皮沃瓦罗娃在接受《参考消息》记者采访时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践、理论、制度紧密结合的，既把成功的实践上升为理论，又以正确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还把实践中已见成效的方针政策及时上升为党和国家的制度。这些理论创新恰恰说明了中国通过多年改革取得经济社会发展巨大成就的‘秘诀’，而中共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早已作为指导思想贯彻到了中国政府的工作中”。8 该所政治研究和预测中心主任安德烈·维诺格拉多夫在接受《参考消息》记者专访时也指出：“中国当今社会发展进入新时代，迫切需要新的行动指南，赋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高理论地位，将其确立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指南，是中国共产党为完成其历史任务所制定的全党动员方针的合乎规律的发展”。9

　　这些表述充分显示，海外学者不仅看到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继承性，认为中国共产党仍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的执政党，而且还注意到中国共产党在思想理论领域的与时俱进。

　　2.党的组织建设

　　作为全球范围内规模最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党员队伍结构、党员群体特点、党员队伍建设等吸引了海外学者的广泛兴趣，并对此展开了深入探讨。2012年6月，英国谢菲尔德大学东亚研究院院长臧小伟考察了中国共产党党员群体的民族构成问题，认为：中国共产党注重发展少数民族党员，在入党政策上向少数民族群体倾斜。受地理位置、政治等因素影响，党员发展工作在少数民族之间也有所不同，如维吾尔族入党的比例高于回族。10 8月，英国伦敦国王学院兼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教授克里·布朗在其发表的研究成果中讨论了中国共产党的党员队伍建设，指出：中国共产党积极面对复杂且日益分层的社会，特别是为了团结新的社会阶层，努力为该群体寻找发声渠道、社会空间以及创建新的政治身份。该举措使这个曾处于尴尬境地的新的社会阶层成为中共坚实的执政基础。11

　　与此同时，也有一些海外学者深入中国本土进行调研，通过考察中国共产党党校系统和领导干部培养等问题，发现党校在党和政府的发展运作过程中特别是在培养领导干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2001年9—12月，法国学者艾米莉·唐在中共上海市委党校进行调研，她认为，党校的主要功能是承担干部的继续教育，培养更加专业化的领导精英，因而党校在一定意义上是维持中国政党—国家体制长久稳定的重要机构。12 又如，2004—2007年，彭轲在中共云南省委党校进行田野调查和干部访谈，他认为，党校的干部培训工作不仅能提高干部所必须具备的个人品质和专业素养，而且能使其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产生归属感。13

　　此外，还有一些海外学者对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的新老交替和政治权力交接给予了极大关注。例如，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中国问题研究专家郑永年认为：中国共产党成功建立了两套相互联系的体制，即“从社会各个阶层吸收人才的招募体制”和“老干部的退出体制”。这一制度化的权力交接体系实现了从社会基层到最高领导的全覆盖，产生了积极的政治效应，如促进“政治精英的快速更替”，保证“国家政策的变迁与延续”。14 又如，2012年8月，美国纽约大学教授兼法国科学院高等研究员帕斯夸里·帕斯奎诺在接受《光明日报》采访时指出，中国共产党内部的官员选择机制和定期的政治权力交班机制“是非常有价值和非常重要的，这种机制与一种政治权力的隐含原则紧密关联：如果民众极度不满意于领导者的施政行为，基于‘天命’的传统政治文化，就要将权力交给更有利于维护公共利益的领导者”。这种机制“有利于避免整体性的政策短视”，“完全可以和西方的竞争式民主的作用相媲美”。15

　　由此可见，海外关于中国共产党组织建设的研究涉猎范围十分广泛，涉及党员队伍建设、领导干部培养、组织结构调整、组织制度建设等多个方面，体现了海外学者研究视角、研究主题的多样性和差异性。

　　3.党的反腐败斗争

　　反腐败斗争是中国共产党始终高度重视的问题，也是长期以来海外学者关注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要点之一，尤其是中共十八大以来，海外学者纷纷将目光投向了习近平的“反腐新政”。

　　2016年1月，美国杜克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墨宁撰文指出，中共十八大以来的反腐败工作不仅持续时间更长、影响范围更广，而且还改变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激励机制的结构，减少了官员的腐败机会和反腐败执法中的结构性障碍。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正不断朝着制度化反腐和善治迈进。16 2017年，美国加州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政府系教授裴敏欣在《当代中国研究》杂志举办的圆桌讨论中指出，2012年底开始的反腐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历时最长、强度最高、手段最严、打击面最广的整治内部腐败的行动，把欺压人民、滥用特权、生活腐化的官员送进了监狱，得到了民众的广泛支持。17

　　此外，也有一些海外学者以“纪委”的角色定位为切入点，剖析了中共十八大以来反腐败工作取得显著成效的原因。其中，2014年9月，美国吉尔福德学院教授郭学智在《中国季刊》上发文指出：中国共产党调整、完善国家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使地方“纪委”较之前更加独立于地方党委和政府的举措，推动了中共十八大以来“打虎拍蝇”的反腐败工作向前发展。18 郑永年在《未来三十年：新时代的改革关键问题(修订版)》一书中指出，中共十八大以来反腐败工作比之前更加有效、更加有力的原因在于“这次反腐败主要是由中纪委来主导，中纪委成为唯一的反腐败运动权力中心，改变了原来无人负责的情形”。19

　　二、关于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和执政策略的探讨

　　为什么中国共产党执政70多年依然能保持生机和活力?海外学者进行了相关解读，认为这与中国共产党特有的执政理念和执政策略密切相关。

　　(一)在治国理政中贯彻群众路线，坚持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

　　先进的执政理念是执政的理论基础。海外学者对中国共产党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同中国共产党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贯彻群众路线，始终把人民群众利益摆在首位密不可分。2008年3月，日本中国问题研究专家藤野彰撰文指出：“21世纪的中国共产党不是依靠特定阶级的政党，而是以广大人民的利益作为第一要务”。20 201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之际，德国联邦议院联盟党议会党团干事长曼弗雷德·格伦德对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成就给予了高度赞扬，肯定了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的执政理念，他说：“中共是一个务实的执政党，为所有13亿人民谋福利。过去30多年，中国在经济、社会和国际舞台上取得的成就是中共执政能力的最好证明”。21 中国共产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注意倾听人民的心声，海外学者对此也有深刻认识。2011年1月18日，美国斯坦福大学国际问题研究专家弗朗西斯·福山撰文指出，中国政府努力了解民众的意见，并就此做出反应，改变自己的政策。22 2017年12月，法国亚洲研究中心主任让-弗朗索瓦·迪·梅利奥在接受《参考消息》记者专访时也说：“广开言路和倾听基层是中国共产党执政成功的关键”。23

　　2013年6月18日，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是实现党的十八大确定的奋斗目标的必然要求”，“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的必然要求”，“是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的必然要求”。24 海外学者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给予了高度关注。2014年春，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裴宜理撰文指出，中国共产党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意在使各级党员干部改掉铺张浪费、挥霍无度的作风和习惯，从而避免脱离群众”。25 2017年5月，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角崎信也撰文指出，习近平高度重视“群众路线”是为了“进一步凝聚民心，密切党与群众的关系，强化民众对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的支持”；促使地方党员干部在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过程中“更加注重改善民生，不断扩大内需”，推动经济可持续增长；警惕国外敌对势力“西化”“分化”中国，夯实群众基础。26

　　(二)立足中国历史、国情和现实需要，选择适合中国的执政策略

　　一些海外学者认为，从体制的角度无法解释中国所展现出来的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截然不同的政治活力、国家行动力和执政成就。为避免宏观体制研究的局限性，他们将目光转向决策方式、政策风格等中观层面，发现中国共产党立足历史、国情和现实需要，选择了适合中国的独特的执政策略。

　　1.制定中长期发展规划，保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一些海外学者充分肯定中国共产党高瞻远瞩、顶层设计的战略思维能力，认为中国共产党制定的极具前瞻性的发展规划是中国维持稳健发展态势的重要因素。2013年11月，德国特里尔大学教授韩博天等撰文指出，规划在中国是“制定各种公共政策的主要手段”，其特点是“在松散的制度化基础上，在不断协商、起草、试验、评估和调整政策的过程中，重新组合各种治理方式”。中国的“三级三类规划”(国家—省—市县以及与此对应的总体规划—专项规划—区域规划)把各个层级、不同部门的政策主体相互连接成为一个庞大的规划网络，输出关乎国计民生的政策文本，引导和协调经济主体的活动，塑造或约束各级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土地使用、环境保护等方面的行为。27 2017年10月，法国前总理让-皮埃尔·拉法兰在接受《参考消息》专访时表示：“中国是当今世界上不多见的对未来制定长期规划的国家”，尤其是“十二五”规划、“十三五”规划的成效不仅证实了长远战略规划的效果，还向世界传递了一个重要信息，即执政党及其政府不能仅仅制定短期规划，还要设定长远目标和制定长期规划。28 2018年3月，韩博天著书指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五年规划”中期完成换届，有效保证了政策的稳定和连续。29

　　2.开展广泛的政策试验与创新

　　以韩博天为典型代表的海外学者希望通过研究中国独特的政策试验机制来概括中国发展经验并解释其中奥秘。2009年7月，韩博天撰文指出：“过去几十年里，中国在制定经济政策方面表现出了强大的适应力，原因在于它把设定长期政策目标和广泛的政策试验结合起来，形成了异乎常规的政策制定过程”。30 他将这种通过试验制定政策的方式概括为三个步骤：首先，中央设定大的政策目标；其次，在地方设立试点或试验区，由地方摸索具体的实施方法；最后，从地方试点项目中挑选出成功的试验，以点带面、以点串线地复制推广到全国其他地方。31 他认为，这种“试点”和“由点到面”的工作方法是中国政策试验治理机制的核心部分，“能够促进中央和地方的互动，将地方的创新精神有机融合到中央主导的政策制定过程中，提高国家政策的创新力和适应力”。32

　　加拿大知名学者贝淡宁持类似观点，他认为把地方改革创新的“试点模式”取得的经验，如推动经济发展的深圳模式、推动金融改革的温州模式等推广到全国，既是中国模式的一大优势，也是中国国家政策活力的主要源头。33 这些论述充分显示，海外学者积极评价中国的政策试验治理机制，认为这种机制是中国共产党在面对纷繁复杂的国情时所采取的一种极具中国特色的执政策略，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独特智慧。

　　(三)继承和发扬本国优秀传统文化，吸收和借鉴他国优秀文明成果

　　海外学者还关注到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文化策略，认为中国能有底气在世界上占据重要位置，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不仅做到了跨越时空、继承和发扬了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还做到了超越国度、大胆吸收和借鉴世界其他国家的先进文明成果。

　　1.坚持继承和发扬本国优秀传统文化，从中汲取治国理政的智慧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所蕴藏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价值观念等民族文化基因，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智慧得以生成的思想文化基础。对此，一些海外学者也有着深刻的认识，他们研究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与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之间的关系，认为中国共产党对本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创新提高了其治国理政思想的适应性、包容性。

　　早在2004年，美国普渡大学教授洪朝辉在其著作中便指出：“中国现行的经济制度，既不是西方教科书上所讲的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也不是西方典型的市场经济，它是建立在中国特殊的政治制度、文化传统和社会结构之上的政治权力与经济资本杂交的混合经济。它是权力和市场互相杂交之后所产生的一种新的独立经济形态，并受到中国的孔孟文化、政党文化和商品文化的三重影响。”34 2012年，俄罗斯著名汉学家季塔连科在与清华大学教授胡鞍钢讨论中国道路时特别强调，西方的“普世价值”及思潮不会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因为中国有自己的价值观，比如自强不息从来就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和谐哲学，已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哲学；和合思想，已成为中国的天下观、世界观”。35

　　2.注重借鉴和学习他国优秀文明成果，从中吸收有关国家治理的积极养分

　　2019年10月31日，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从来不排斥任何有利于中国发展进步的他国国家治理经验，而是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去其糟粕、取其精华”。36 一些海外学者对此也有深刻的认识，他们发现，中国共产党会放眼世界，有选择地借鉴国外文明成果，将他国有用的经验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2009年9月，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主任亚历山大·萨利茨基在接受新华网记者专访时便指出，中国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提出并实施了综合性发展方案。方案中囊括了一切：日本的经验，新兴工业国家、苏联和其他国家的经验”。37 韩博天在研究中国的规划体系时也指出，中国充分学习和借鉴了其他国家的规划经验，如日本的大都市发展规划和模式、新加坡和韩国的人力资源管理和科技规划、德国的空间和环境规划以及北欧一些小国的社会福利规划。38

　　此外，还有一些海外学者注意到，中国共产党不仅注重学习借鉴他国政治文明的成功经验，还注重吸取他国的失败教训，尤其是苏联解体、苏共丧失执政地位的历史教训。例如，2018年9月，克里·布朗指出：“中国共产党把苏联解体和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所发生的事情看作是应当坚决避免重蹈覆辙的教科书”。39

　　三、关于中国共产党执政战略的研判

　　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能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中国奇迹”?海外学者从宏观层面进行相关解读，指出中国共产党为落实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制定了一系列符合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大政方针。

　　(一)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海外学者充分肯定了中国所取得的巨大经济成就，认为中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已经发展成为全球举足轻重的经济力量。

　　早在2008年，加拿大经济学家迪利普·K.达斯便指出：“中国强劲的增长势头创造了经济发展史上的新标准。经济史上几乎不存在与中国目前的增长表现相媲美的例子”。40 2018年7月，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经济系教授郜若素撰文指出：“经过40年的发展，中国已经成长为一个庞大的经济体，其经济增长的速度和经济性质的变化会对世界各国人民产生影响，其庞大的经济体量会对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交往方式产生影响”。41

　　海外学者对中国经济的认识和肯定没有停留于表面，他们从不同视角出发深入发掘中国经济取得伟大成就背后的原因。2013年3月22日，法国学者马西莫·普兰迪在法国《回声报》发文指出：“在自由经济和统制经济之间，中国揭开了第三条道路：一党领导下的市场经济。这是一个成功”。42 2015年5月，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系教授黄宗智撰文指出：“土地、资本、劳动力、创业人才和技术这五大偶然共存和交汇的因素可以较充分地解释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共产党及政府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凭借廉价土地、廉价劳动力、税收政策以及相对宽松的环境法则等优惠来招商引资，充分调动民间和党员干部中的创业型人才，大力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以及发挥中国人自身的实用创新精神”，“这些共存和交汇的条件共同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造就了中国经济的独特历史”。43 同年9月，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斯科特·罗斯高在批驳西方学界和媒体提出的“中国崩溃论”时指出，相较于西方经济而言，中国经济更为强韧的原因在于“中国经济与生产挂钩，而西方经济与金融密不可分”。44

　　(二)坚持改革开放，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大多数海外学者对改革开放政策表示赞赏，认为中国与那些为在全球范围内同西方国家开展合作而被动接受西方发展模式的发展中国家不同。中国在对外开放、积极融入全球经济的同时，对内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1.坚持对内改革，探索符合本国实际的发展道路

　　改革是中国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的关键抉择，也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2008年12月，日本东洋学园大学教授朱建荣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指出：“中国逐步形成了立足国情、全面开放的发展模式，避免了全盘照搬西方模式和过分强调国情两种错误倾向。中国的发展模式是以改革先行，以改革促发展，以发展促稳定，民众在享受发展和稳定后，支持进一步改革，从而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45 2009年，季塔连科评价中国的改革政策是“内部社会与生产组织模式的一种范例”，“能够在第一时间抓住国民经济的最薄弱环节，在短时间内达到改革的效果”，“是除西方自由发展模式之外的另一种选择”。46 2018年9月，美国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魏昂德在分析中国改革道路的历史意义时指出，中国的改革开放“大胆地实践了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流传已久的观点，即官僚社会主义存在缺陷，而使市场调控与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指导互相配合将带来各种好处”。这是“苏联以及1950年代的中国所‘没有采取的’一条道路”，“为组织社会主义经济提供了一条大胆的新途径”。47 由此可见，海外学者认为中国共产党从国情出发，科学谋划、稳步推进改革，实际上是在探索符合本国实际的发展道路。

　　2.坚持对外开放，深度融入世界

　　对外开放是中国经济腾飞的重要秘诀，也是中国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对此，海外学者有着高度一致的认识，他们认为，为了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政府在不断调整和完善对外开放的战略布局。早在2007年2月，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乔舒亚·库珀·雷默便指出，对外开放是实现中国经济复兴之梦的捷径。因为它不仅有助于中国国内改革的推行，还有助于加快中国经济融入全球化的历史进程。48 2015年春，巴基斯坦伊斯兰堡外交部主任塔希尔·侯赛因·安德拉尼克撰文指出，邓小平指导的改革开放实践不仅扩大了中国的对外经贸合作，而且还为中国引进了国外先进技术、现代管理知识和外国资本，大大加快了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49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对外开放无论是在理念上还是在实践上都迈上了一个新台阶，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国际进口博览会等一系列促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措施吸引了海外学者的广泛关注。2017年5月，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余虹指出：“一带一路”倡议展示了中国对外开放政策的新方向，“在此倡议下，中国企业有着强烈动机投资沿线国家、拓展全球业务，落实‘走出去’战略”。50 2018年11月，韩国庆南大学远东问题研究所教授李相万告诉《人民日报》记者，国家间的开放合作可以增强地区经济活力，“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展现出中国开放市场、扩大自由贸易的努力和决心，也成为中国开辟自由贸易发展新空间的重要契机”。51

　　(三)坚持依法治国，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国家法治体系

　　依法治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一些海外学者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法治建设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中国的法治建设是在走自己的路，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法治体系。

　　2014年6月，韩国首尔大学国际关系研究生院教授赵英男从政治改革的角度分析了中国的法治政策，指出：“依法治国”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政治改革的重要方向，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化战略。52 2015年7月，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戴杰指出，习近平将“全面依法治国”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中国进一步加强法治建设的起点。53 2017年2月，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教授苏珊·特雷克斯指出：“‘依法治国’这一理念是在20世纪80年代社会主义法治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在国家行政管理中更加重视法律法规的运用”；“‘依法治国’是一个关于如何实现善治的口号，旨在通过法律法规更好地监督和限制行政权力”。54 2018年7月，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德怀特·帕金斯探讨了中国经济领域的法律法规，认为与1978年改革初期的法律体系相比，当前中国在经济领域的法律制度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尤其是中共十九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政府通过提高司法和法律领域的专业化程度，稳步推进法制建设。55

　　四、对海外关于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智慧认识的评析

　　综观海外关于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智慧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海外学者研究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视角丰富多元，反映了海外学者的学术志趣、思维特色和关注热点，这为我们开展相关研究提供了新的思维方式和参考。但海外学者在研究中也存在一些主观臆断、以偏概全的错误认识，需要我们加以辨析和回应。

　　(一)海外关于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智慧认识的主要特点

　　海外学者从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执政理念、执政策略和执政战略等角度出发，对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智慧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观察研究。总的来看，他们的研究呈现出以下特点：

　　1.研究主体丰富多元

　　在职业分布上，主要以政治学、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等领域的专家学者为主，还包括与中国交往较为密切的政商界、国际媒体以及国际智库等方面的人员。在年龄分布上，既有从事中国问题研究的资深专家学者，也有关注当代中国改革与发展的青年才俊。在国家分布上，主要以美、英、俄、日、澳等海外中国研究重镇的学者为主。

　　2.研究范围广泛

　　近年来，海外对当代中国的研究在内容上主要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经济社会发展为研究主线，这是随着中国自身的显著发展而逐渐形成的。但受政治立场、学术背景、研究视角和研究经验等因素的影响，有的海外学者侧重于政治体制、经济制度等宏观层面，有的则侧重于反腐措施、党校系统、政策制定方式等中微观层面。总体来看，海外对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智慧的研究覆盖范围广泛，涉及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个领域。

　　3.研究方法多样

　　大多数海外学者在分析中国共产党取得的执政成就及原因时采用了比较研究法，有的选择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举措置于世界政治的范畴中进行横向对比，充分挖掘中国共产党较之于他国执政党所表现出的独特智慧；有的则选择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举措置于中国历史长河中进行纵向考察，从历史与现实之中分析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还有一些海外学者或着重分析中国政府的文件、刊物等资料，或采用以访谈和调查为主的实证研究法，着重分析在中国实地调研和访谈搜集的资料。

　　4.较为强烈的务实主义研究动机

　　海外学者对中国共产党及中国政治的研究大多都以其现实的战略需求为出发点，具有较强的政治导向性。近年来，面对“中国之治”和“西方之乱”，越来越多的海外学者能够较为客观地分析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理论和实践。他们试图通过分析和总结中国共产党在政党建设和国家治理方面的经验来为各自国家或地区提供某种借鉴，或制定相应的对华政策。

　　(二)海外关于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智慧研究的贡献与不足

　　长期以来，海外学者深受西方意识形态的影响，对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理论和实践的研究存在较多偏颇。但随着中国经济占世界经济比重的增大和国际地位的显著提升，许多海外学者在研究中国问题时逐渐趋于理性和客观，形成了一系列较为科学的认识和判断。

　　一方面，海外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国内学界的不足，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和把握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智慧，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注意海外研究存在的不足：一是现有研究或多或少仍带有“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念。由于长期受西方社会舆论、意识形态，尤其是各国政治经济利益的影响，一些海外学者在研究中国问题时难以彻底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立场，其研究结果难免存在某种偏见。二是缺少鲜活的一手资料。随着国际交通和通信的发展、国际贸易和学术交流的增多，一些海外学者有机会来中国实地调研，收集鲜活的一手研究资料，但仍然有很多海外学者受语言文化等因素的制约，无法亲自到中国进行实地考察和跟踪研究。他们仅凭对相关的二手或三手文献资料进行理论分析，是无法深入了解中国现实国情的，也难以全面掌握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实际效果，更遑论准确把握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智慧的精髓。因此，我们要对海外学者的研究保持应有的警惕和鉴别力。

　　(三)几点启示

　　通过对海外关于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智慧研究状况的梳理和分析，可以给我们以下几点启发：

　　第一，应高度重视海外关于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相关研究。密切跟踪海外的研究动向和最新成果，有助于我们及时了解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及中国政治的关切点，准确把握国际社会关注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动机和目的。我们应以理性的、辩证的态度对待海外关于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思想的分析和评判，既要从中发掘可供国内学界参考和借鉴的意见，又要保持高度的鉴别能力，警惕其中或明显或隐晦的错误言论。

　　第二，应努力构建一套既符合中国实际又融通中外的当代中国学术话语体系。自近代以来，西方大国凭借其强大的综合国力和成熟的理论研究范式掌握着人文社科领域的话语权，使得国际学术话语格局呈现出“西强中弱”的特点。受此影响，不仅海外学者习惯用西方的理论范式来生搬硬套地解答中国问题，而且还有一些中国学者也习惯套用西方的学术话语和理论框架来裁剪中国的现实问题。但实际上，西方既有的政治学和经济学理论难以解释中国过去几十年的持续发展。这就需要中国学者立足于现实，尽快构建一套既体现中国文化、具有中国特色，又易于被国际社会理解和接受的学术话语体系，以扭转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弱势，向世界阐述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独特智慧，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第三，应加强对外传播工作，主动向世界讲好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故事，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和中国共产党。近年来，随着综合国力的不断攀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有了较大程度的增加，但依然与当前国家地位不匹配，“时常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正面说得少、负面被夸大的境地” 56。传播力决定影响力。为此，我们要多管齐下，加强对外传播工作，壮大对外传播队伍，创新对外传播方式，拓宽对外传播渠道，主动向世界传播中国声音，及时回应和澄清海外关于中国的错误观点，消除海外对中国共产党及中国政治的曲解和误解。我们应主动增加信息供给，向海外民众详细阐述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理念、内涵、策略和战略等，让他们有机会真正了解“中国共产党是什么”“中国共产党做了什么”“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等问题，进一步提升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国际影响力。

　　注释

　　1《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19年11月6日。

　　2〔西班牙〕恩里克·凡胡尔：《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八个关键问题》，《参考消息》2011年2月14日。

　　3〔比利时〕彼得·弗兰森：《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奇迹”》，《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7月1日。

　　4Brantly Womack, “The Zone of Respect in the Chinese Party-State: A Preliminary Exploration”, China: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Vol.14, No.2 (May, 2016), pp.151-152.

　　5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

　　6Frank N. Pieke, “The Communist Party and Social Management in China”, China Information, Vol.26, No.2 (Jul., 2012), pp.149-150.

　　7《南非共产党副总书记杰里米·克罗宁：中国选择的发展道路适合中国实际》，凤凰网，http: //news.ifeng.com/c/7fZvJblR7ag，2020年11月21日。

　　8《理论创新是中共成功“秘诀”》，《参考消息》2017年10月19日。

　　9《中国新时代需要新行动指南》，《参考消息》2017年10月26日。

　　10Xiaowei Zang, “Group Threat and Ethnic Variation in Party Membership Attainment in Chin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21, No.75 (May, 2012), pp.519-530.

　　11Kerry Brow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Ideology”, China: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Vol.10, No.2 (Aug., 2012), pp.52-68.

　　12吕增奎：《执政的转型：海外学者论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第169—183页。

　　13Frank N. Pieke, “The Production of Rulers: Communist Party Schools and the Transition to Neo‐socialism in Contemporary China”, Social Anthropology, Vol.17, No.1 (Feb., 2009), pp.25-39.

　　14Yongnian Zheng, “Where Does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Go From Here?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China: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Vol.10, No.2 (Aug., 2012), pp.84-101.

　　15《突破西方政体类型学的当今中国政治制度》，《光明日报》2013年8月20日。

　　16Melanie Manion, “Taking China’s Anticorruption Campaign Seriously”, Economic and Political Studies, Vol.4, No.1 (Jan., 2016), pp.3-18.

　　17Minxin Pei, “Assessing Xi Jinping’s Anti-corruption Fight: Views From Five Scholars”, Modern China Studies, Vol.24, No.2, 2017, p.6.

　　18Guo Xuezhi, “Controlling Corruption in the Party: China’s Central Discipline Inspection Commission”, The China Quarterly, Vol.219, No.3 (Sep., 2014), pp.597-622.

　　19〔新加坡〕郑永年：《未来三十年：新时代的改革关键问题(修订版)》，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年版，第100页。

　　20吕增奎：《执政的转型：海外学者论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第42页。

　　21《国际社会盛赞中国共产党成立90年取得巨大成就》，中国新闻网，https: //www.chinanews.com/gn/2011/06-02/3086912.shtml，2021年1月26日。

　　22Francis Fukuyama, “Democracy in America Has Less Than Ever to Teach China”, Financial Times, (Jan.18, 2011), p.9.

　　23《中共注重广开言路倾听基层》，《参考消息》2017年12月4日。

　　24《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307—310页。

　　25Elizabeth J. Perry, “Growing Pains: Challenges for a Rising China”, Daedalus, Vol.143, No.2 (Spring, 2014), pp.5-13.

　　26〔日〕角崎信也：《习近平的执政特点：“顶层设计”、“群众路线”与“反腐败”》，《国外社会科

　　27(26)学》2017年第4期。

　　28(27)Sebastian Heilmann and Oliver Melton, “The Reinvention of Development Planning in China, 1993-2012”, Modern China, Vol.39, No.6 (Nov., 2013), pp.581-618.

　　29(28)《中国把握时代需求令世界受益》，《参考消息》2017年10月10日。

　　30(29)Sebastian Heilmann, Red Swan: How Unorthodox Policy Making Facilitated China’s Rise,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18, p.182.

　　31(30)Sebastian Heilmann, “Maximum Tinkering Under Uncertainty: Unorthodox Lessons From China”, Modern China, Vol.35, No.4 (Jul., 2009), p.451.

　　32(31)Sebastian Heilmann, Red Swan: How Unorthodox Policy Making Facilitated China’s Rise,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18, pp.5-7.

　　33(32)Sebastian Heilmann, “From Local Experiments to National Policy: The Origins of China’s Distinctive Policy Process”, The China Journal, Vol. 59, No.1 (Jan., 2008), pp.1-30.

　　34(33)〔加〕贝淡宁：《当代贤能政治是中国的大进步》，《环球时报》2013年1月29日。

　　35(34)徐觉哉整理：《国外学术界热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科学报》2008年4月24日。

　　36(35)胡鞍钢：《社会主义：中国成功的制度优势》，《经济导刊》2014年第4期。

　　37(36)习近平：《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求是》2020年第1期。

　　38(37)《俄专家：中国让“现代化”的概念在世界得以普及》，搜狐网，http: //news.sohu.com/ 20090907/n266520730.shtml, 2021年2月24日。

　　39(38)Sebastian Heilmann, Red Swan: How Unorthodox Policy Making Facilitated China’s Rise,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18, p.138.

　　40(39)Kerry Brown, “The Belt and Road: Security Dimensions”, Asia Europe Journal, Vol.16, No.3 (Sep., 2018), p.219.

　　41(40)Dilip K. Das, The Chinese Economic Renaissance: Apocalypse or Cornucopia?,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p.20.

　　42(41)Ross Garnaut, “40 Years of Chinese Economic Reform and Development and the Challenge of 50”, Ross Garnaut, Ligang Song and Cai Fang eds., China’s 40 Years of Reform and Development: 1978-2018, Australia: ANU Press, 2018, p.30.

　　43(42)《中国成功走出“第三条道路”》，《参考消息》2013年3月28日。

　　44(43)Philip C. C. Huang, “How Has the Chinese Economy Developed So Rapidly? The Concurrence of Five Paradoxical Coincidences”, Modern China, Vol.41, No.3 (May, 2015), pp.239-259.

　　45(44)〔美〕斯科特·罗斯高：《我眼中的中国经济不会崩溃》，《环球时报》2015年9月15日。

　　46(45)《专访：中国走出了一条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中国政府网，http: //www.gov.cn/jrzg/2008-12/11/content＿1174924.htm，2021年2月23日。

　　47(46)〔俄〕季塔连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国际意义和中国改革的经验》，《当代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6期。

　　48(47)〔美〕魏昂德：《中国改革道路的历史意义》，《国外理论动态》2018年第9期。

　　49(48)Joshua Cooper Ramo, Brand China, London: The Foreign Policy Centre, 2007, pp.27-28.

　　50(49)Tahir Hussain Andrabi, “Understanding China’s Economic Miracle: Reasons and Lessons”, Strategic Studies, Vol. 34/35, No. 4/1 (Winter 2014 and Spring 2015), p.92.

　　51(50)Hong Yu, “Motivation Behind China’s ‘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s and Establishment of the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26, No.105 (May, 2017), pp.355-358.

　　52(51)《扩大开放合作 共享发展成果》，《人民日报》2018年11月9日。

　　53(52)Young Nam Cho, “‘Governing the Country According to the Law’: China’s Rule of Law Policy as Political Refor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nd Area Studies, Vol.21, No.1 (Jun., 2014), pp.21-36.

　　54(53)Jacques DeLisle, “The Rule of Law with Xi-Era Characteristics: Law for Economic Reform, Anticorruption, and Illiberal Politics”, Asia Policy, No.20 (Jul., 2015), pp. 23-25.

　　55(54)“FORUM: Interpreting the Rule of Law in Xi Jinping’s China”, Ivan Franceschini, Kevin Lin, et al. eds., Made in China Yearbook 2016: Disturbances in Heaven, Australia: ANU Press, 2017, pp.100-102.

　　56(55)Dwight H. Perkins, “The Complex Task of Evaluating China’s Economic Reforms”, Ross Garnaut, Ligang Song and Cai Fang eds., China’s 40 Years of Reform and Development: 1978-2018, Australia: ANU Press, 2018, pp.141-144.

　　57(56)何建华：《“西强我弱”国际话语格局怎样改变》，《解放日报》2017年2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