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砥砺奋进的五年·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力前行 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 ——党的十八大以来学术出版界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纪实
2017年08月13日 07:54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杜羽 罗容海 字号

内容摘要:2016年至今,楼宇烈的《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牟钟鉴的《中国文化的当下精神》、张岂之的《中华文化的会通精神》、许嘉璐《中华文化的前途和使命》先后问世,几位耄耋老人,将自己对中国文化的多年思考向大众作了一次漂亮的“讲清楚”。楼宇烈在《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中高声呼吁:“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就是‘人文化成’”“传统就是我们的原创”“调整科技文化和人文文化的比例,充分认识人文文化在社会发展和进步中的重要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博大精深的灿烂文化,要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以人们喜闻乐见、具有广泛参与性的方式推广开来。

关键词:习近平;典籍;中华文化;出版;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整理;古籍;学者;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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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数千年来,中华典籍文献世代相传,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

  据《春秋左传》记载,在春秋时期宋国大夫正考父家庙的鼎上,铸刻着这样一段铭文:“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循墙而走,亦莫余敢侮。饘于是,鬻于是,以糊余口。”2013年6月,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对这段古朴的文辞进行了通俗生动的解读,并借此告诫广大干部:在工作中敢作敢为、锐意进取,在做人上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自此,这段原本沉睡于故纸堆中的铭文重焕新生,在中华大地上广为流传。不久前出版的《习近平讲故事》就将这个故事收录其中。

  像讲述正考父的故事这样,习近平总书记不仅在各类文章、讲话中引经据典,对传统文化进行精准、详尽、系统的阐释,而且率先垂范,不断赋予优秀传统文化以新的时代内涵。

  “中国人民在实现中国梦的进程中,将按照时代的新进步,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让中华文明同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丰富多彩的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的精神指引和强大的精神动力。”这是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

  党的十八大以来,学术界、出版界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第二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精辟论述,潜心钻研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文艺工作座谈会、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关于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讲话,切磋琢磨,发愤著述,通过展览展示、整理出版、典籍数字化等各种方式,梳理传统文化典籍,阐发中华文化精髓,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凝聚力、影响力、创造力不断增强。

  “中华文化延续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也需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

  山东大学校园西北隅,在一栋老式办公楼里有一间普通办公室,被学生们称为“校经处”。从2012年开始,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杜泽逊和他的学生一直在这里进行着汇校《十三经注疏》的工作。

  “十三经”指的是《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论语》《孟子》《孝经》《尔雅》这十三部儒家经典,而《十三经注疏》则又加入了历代学者对这些经典的笺释、疏解、注音等内容。这部总量达万余页的大书,版本复杂,各版本间的文字千差万别,况且不少内容佶屈聱牙,生僻难懂,始终没有一种为学界普遍认可的当代整理本。学者们最常使用的,只能是近200年前清代嘉庆年间刊刻的版本。《十三经注疏汇校》的完成将为通行整理本的出版打下坚实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化延续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也需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如今,社会文化的大环境日新月异,中华文化典籍整理编纂出版的小环境也可谓前所未有:中华再造善本工程及续编工程影印出版各类古籍善本1300多种,法国国家图书馆藏全部敦煌写本实现数字化回归,“中华古籍资源库”累计发布1.7万部善本古籍的影像,各省级公共图书馆同样在陆续发布珍贵古籍数字资源……面对众多过去难得一见的唐前写本、宋刻元椠,当代古籍整理迈越前贤,远景可期。

  有了充足的文献准备,越来越多的学者下苦功夫、啃硬骨头,不断推出代表当代学术水准、体现时代特点的古籍整理作品。

  对“诗圣”杜甫作品的整理,在清代一度达到鼎盛。钱谦益的《钱注杜诗》、仇兆鳌的《杜诗详注》、杨伦的《杜诗镜铨》等名著的出现,使得此后200余年,再也没有学者对杜甫作品进行全面整理。2014年,洋洋近700万言的集体项目《杜甫全集校注》和清华大学教授谢思炜独撰的《杜甫集校注》接踵而至,或文献丰备、注释周详,或博采约取、自出机杼,都展现了当代古籍整理的新貌。

  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由众多知名学者参与整理的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不仅确立了现代古籍整理的基本范式和标准,而且成为文史学者必备的基本文献。几十年之后,随着学术的发展和读者使用需求的变化,原点校本的种种缺憾逐渐显露。从2013年开始,点校本《史记》《新五代史》《旧五代史》《辽史》《魏书》的修订本先后问世,一套“新定本”呼之欲出。

  五年来,凤凰出版社的《文选旧注辑存》、中华书局的《酉阳杂俎校笺》等一部部集大成式的传世文献整理作品陆续出版;中华书局的《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中西书局的《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等出土文献整理走向学术前沿,“海外中华古籍调查”、《海外古籍总目》等海外中文古籍回归项目在世界各地有序展开;地方文献整理突飞猛进,计划出版1000册的《新疆文库》汇集了新疆各民族经典力作、珍贵史籍,有500册规模的《浙江文丛》广泛发掘浙江历史、人物……聚沙成塔,集腋成裘,一个立体、多元、多层级的中华典籍文献体系雏形初露。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站立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吸吮着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拥有13亿中国人民聚合的磅礴之力,我们走自己的路,具有无比广阔的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睹乔木而思故家,考文献而爱旧邦。深厚的典籍文献积累,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牢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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