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已经初步具备了建构可融合自身价值内核的国际规范的能力,因此应积极参与构建国际规范并纠偏目前的国际规范,从而逐步打破西方主导的关于国家行为合法性的评判标准。

　　2015年12月初,习近平主席在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开幕式致辞时强调,为推进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建设,中方愿在未来3年同非方重点实施“十大合作计划”,涵盖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基础设施、金融、绿色发展、贸易和投资便利化、减贫惠民、公共卫生、人文、和平与安全等领域。可以说这一计划的出台将会有力地推动中非关系进入一个“黄金时代”。

　　与此同时,西方政界、学界、新闻界认为中国开展对非合作与援助充满着“新殖民主义”色彩的陈词滥调又开始沉渣泛起,虽说是老调重弹炒冷饭,但对于中国而言却不能掉以轻心,因为话语通过反复强调与灌输往往能够改变受众观念,从而对中国产生不利影响。因此,对于将中国在非活动评价为“新殖民主义”的论调,我们应提高警惕并与之进行坚决的斗争。

　　“新殖民主义论”的话语霸权本质

　　话语权是一种信息传播主体潜在的现实影响力。当这种影响力上升到一定高度,以至于最终成为主流并排斥了其他话语的影响,就会演化为话语霸权。话语霸权的实现路径往往是权势集团通过权力体系压制其他话语的表达,同时使隐含自身价值的话语通过教育、媒介和制度等方式渗透到大众中去,使普通大众逐步丧失自我意识而不自觉地接受,从而将一种外在的强制变为内在的认同。在如今的国际舞台上,后发新兴国家虽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且具有独特的发展模式和援助体系,但西方国家依然掌控着各类关于发展和援助的话语霸权,究其原因主要有如下几方面。

　　首先,西方国家相较于新兴大国的实力优势依然存在,这是话语霸权依然掌握在西方的根本原因。美国学者亨廷顿曾在《文明的冲突》一书中表达过这样一种观点:软实力只有建立在硬实力的基础上才成其为实力,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增长会提高自信心以及优越感,并大大增强该文化和意识形态对其他民族的吸引。其次,从技术角度而言,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媒体业在西方国家已非常成熟,西方有着全世界最顶尖的通讯社、报纸、电视台等。其领先的科学技术使得其传播手段也非常多元与先进。再次,从话语传播媒介的角度而言,伴随着全球贸易与国际交往的深化,英语已成为具有绝对强势地位的世界通用语言,这也可以大大强化西方的话语霸权。最后,从主观角度而言,西方国家异常重视对话语(霸)权的塑造,原因在于他们很早即意识到“话语即权力”。在这方面,福柯还从学理上做了一番阐释,认为“权力干涉、控制、影响着话语,话语是权力控制语言的产物,运行权力的机制需要话语支撑,话语是权力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