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说过:“强者行其所能为,弱者忍其所必受。”这句话的历史背景是《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描述的时代,是当时古代地中海世界国际政治舞台的真实写照。而在当今国际体系中,随着全球治理议题重要性愈发凸显以及全球治理体系的不断自我完善及更新,大国政治是否将如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Offensive realism)支持者判断的,再次落入悲剧的窠臼?

　　他国的意图无法确定吗

　　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的创始人、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提出了关于该理论的五个核心假设:国际政治的主要行为体是大国并且国际体系处于无政府状态;所有国家都拥有一些进攻性的军事能力;一国永远无法确定他国的意图;国家以生存为主要目标;国家是理性的行为体,能够设计出将其生存前景最大化的合理战略。

　　美国政治学学者格伦·斯奈德(Glenn Snyder)等人认为,在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中,国家之间“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概念的基础——“一国永远无法确定他国的意图”这一判断,与“国家是理性的国际行为体”这一假设互相矛盾。在当下的国际社会,即使是彼此之间存在竞争的国家也有比较畅通的对话和协商机制。例如,在2015年,时任美国驻华公使衔政务参赞李凯安(Kaye Lee)曾表示:“据不完全统计,仅中美政府间的官方对话协商机制就有90多种。全面的对话机制可以帮助我们减少分歧,更好地实现互利共赢。”可见,21世纪大国之间的对话和协商机制即便不够成熟完善,但是“一国永远无法确定他国的意图”的论断是否成立仍值得商榷。

　　并非放之四海皆准

　　有观点认为,米尔斯海默的理论忽略了国内政治、社会、经济因素对一国国际政治策略的影响。斯奈德等人提出,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忽略了恐怖主义威胁、全球变暖等非传统安全因素对国际体系中大国行为的影响。此外,从事国际冲突模型评估的政治学学者们表示,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并没有考虑到冲突和战争的成本问题。大量的资源消耗和高昂的成本通常使得战争行为得不偿失,战争本身的低效率将使国家长期处于不安全状态,长年征战将最终耗尽一国的国力。由此可见,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的论据并不够全面,其视野也存在盲区,该理论虽然在特定条件下有着一定的逻辑,但是远不能达到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境地。

　　美国康奈尔大学政治学教授乔纳森·克什纳尔(Jonathan Kirshner)等学者对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在21世纪初的国际体系中的适用性表示怀疑。该理论不能解释为何德国没有在冷战后成为地区霸权国,尤其是对于作为崛起国的中国和作为守成大国的美国之间的关系,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的适用性更值得商榷。在克什纳尔等人看来,作为理性大国的中国没有理由通过寻求霸权地位来确保自身的生存。与其说中国想要寻求霸权,不如说中国更加依赖国际合作机制来寻求自身的安全和发展。英国巴斯大学政治学学者阿拉什·帕沙汗卢(Arash Heydarian Pashakhanlou)表示,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有着内在的逻辑缺陷,其解释力是有限的,它无法解释单极世界中的国际外交政策及其行为和结果。

　　虽然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难称完美,但许多学者认为,目前尚且不能判定其主张和逻辑有着本质上的谬误。从理论对现实的指导意义来看,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的存在警示大国之间要建立并不断完善沟通和对话机制,提高对潜在冲突风险的警惕,加强管控彼此间分歧的能力。作为崛起中的大国,中国也需要有足够的智慧,从历史中总结经验,实现和平崛起,做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打造命运共同体,推动各方朝着互利互惠、共同安全的目标相向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