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与发展创新（学科走向）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学实现了快速发展。1979年3月，邓小平同志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指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由此开启了中国社会学的恢复与重建进程，迎来了社会学发展的春天。在这一过程中，社会学界越来越认识到，社会学学科建设和国家发展的命运是紧密相连的。

　　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

　　30多年前，社会学的恢复重建是从学习国外知识开始的。正如邓小平同志当年指出的：“我们已经承认自然科学比外国落后了，现在也应该承认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就可比的方面说）比外国落后了。”所以，恢复重建之初的社会学学科与其他一些学科一样都是“舶来品”，是拿来主义，引入了西方社会学的一些理论、方法和概念体系。诸如社会化、社会互动、社会角色、社会分层、社会网络，当年听起来都很新鲜，引起了我国学者的极大兴趣。然而，经过探索与验证，我们逐渐发现，社会学的概念、理论是对社会现象、社会行为、社会生活的总结概括，因此，以我国社会生活为基础，提炼出解读与指导我国改革与发展的概念、理论、方法，才是中国社会学界最重要的任务。在此意义上也可以说，30多年来，中国社会学界最为重要的工作就是探索社会学的本土化。

　　比较我国的实证“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可以发现，社会学本土化特征最为突出，这显然与老一代社会学家在恢复重建时的引领作用密切相关。老一代社会学家历来重视本土化，比如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乡土中国》等著作都是社会学本土化的经典之作。由此可以看出学科建设中领军人物的重要性。重建后的中国社会学发展比较顺利，费孝通、雷洁琼等领军学者的贡献功不可没。

　　中国社会学强调本土化，与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变化密不可分。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社会发生巨大变迁，促使社会学者必须应对丛生的社会问题。在农村，人民公社解体，新的社会组织生成，产业与职业结构巨变，数以亿计的农民外出务工，新型农村社区迅猛发展；在城市，单位体制、就业体制、住房体制、医疗体制、养老体制全方位变革。超过13亿人口的超巨型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在人类历史上是罕见的。面对诸多现实问题，中国社会学开拓了众多新的研究领域，在探索理论解释与社会对策中形成了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