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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政府数据开放比较研究
2018年11月26日 11:01 来源:情报杂志 作者:邓崧 葛百潞 字号

内容摘要:大数据时代下,政府数据的开放越来越受重视,相比国外许多国家政府数据开放的飞速发展,中国政府数据开放尚处于初级阶段,借鉴国外政府数据开放的成功经验有助于我国数据开放的顺利开展。[方法/过程]通过搜索分析国内外多种文献,比较研究了中国与以美国、英国、新西兰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政府数据开放状况,并重点从法律政策、开放平台、社会参与度三个方面进行对比分析。[结果/结论]研究认为:我国目前对政府数据开放的重视在增加,但实践方面的进展并不突出,这与我国缺乏国家层面上的统一战略有很大关系。我国数据开放进程缺少法律保障,也没有建成全国性的数据开放平台,尤其是在作为推进数据开放最强推动力的公众数据意识培养方面力度远远不够。因此,我国政府需要从完善法律政策、建立统一的数据开放平台和提升公众参与度三个方面增强数据开放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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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前言

  

  大数据时代的来临加强了人们开发运用数据的意识,政府因其特有的权力身份掌握着社会的大部分数据资源,人们对政府数据开放的呼声也越来越大。自2009年美国率先主动采取开放数据行动以来,英国、新西兰、加拿大、欧盟等西方国家和地区,以及日本、新加坡、印度等亚洲国家都开展了数据开放运动。数据开放运动显示了数据对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巨大推动力,数据开放是数据开发利用的基础,而政府是数据资源的最大持有者,因此政府数据开放程度也是衡量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指标之一,当前关于政府数据开放的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

  

  在万维网基金会(World Wide Web Foundation)近几年公布的“开放数据晴雨表”(Open Data Barometer)全球报告中,美国、英国、新西兰的开放指数一直位于前列,政府数据开放涉及的指标较多,本文根据调研的资料完整度和指标的重要程度,拟选取法律政策、开放平台、社会参与度三个指标开展比较研究,对制定中国政府数据开放政策提出建议,以使我国更适应大数据时代的发展需要,促进我国社会发展的持续创新和不断进步。

  

  2 中西方政府数据开放政策与法律比较

  

  2.1 美国政府数据开放的政策与法律 美国数据开放的基石是独立战争时期乔治·华盛顿和一些理论家提出的公民知情权概念。在1789年颁布的《管家法》(House-keeping Act)中初步规定了联邦政府各部门对其文件的管理和公开,之后美国政府依据实际情况不断调整,并在1966年通过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信息自由法》(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奥巴马政府上台以来,国内掀起了“数据民主化”浪潮。2009年1月21日奥巴马发布了《透明和开放政府备忘录》(Memorandum on Transparency and Open Government),承诺要让政府开放程度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依照备忘录要求,总统办公室和管理与预算办公室联合于2009年12月8日发布了《开放政府指令》(Open Government Directive),该指令要求政府在网上开放更多的数据,提高公开信息的质量,并明确指出政府数据开放的三个原则“透明、参与、协作”。2012年5月23日美国联邦政府发布了《数字政府:构建一个21世纪平台以更好地服务美国人民》(Digital Government:Building a 21st Century Platform to Better Serve the American People)的报告,该报告指出,开放政府数据应成为电子政府的支撑,要以信息为中心、以用户为中心,同时保障安全和隐私,建立一个21世纪的共享平台。除此以外,从2011年开始到2015年期间,美国政府每两年发布一次“开放政府数据计划”(Open Government National Action Plan),不断扩大政府数据开放领域,企业与公民可用的数据资源也逐渐丰富[1-2]。

  

  2.2 英国政府数据开放的政策与法律 英国作为君主立宪制国家,传统文化中的保密制度影响深远,直到20世纪末,英国政府逐渐开始重视政府信息的公开,在2000年11月,英国正式颁布了《信息公开法》(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2000),并于2005年全面实施,明确指出公民享有获取政府所掌握信息的权利,并在该法中详细规定了公民获取政府信息的程序、范围和实施机关。

  

  2009年6月,英国政府公布了“数字英国”(Digital Britain)的行动计划,2011年10月,政府发布了四条战略,包括政府云服务、终端用户设备、信息交流技术能力、绿化政府:信息通讯技术,这为根本上改变信息通讯技术创造了环境与方法,以形成一个更灵活有效的工作方式,并通过更经济的途径提供数字公共服务。2012年12月,英国发布了首份《英国公共部门信息的原则》(Information Principles for the UK Public Sector),这为英国各政府部门提供了一套完整的信息原则,并适用于由英国政府创建、搜集、使用、共享、公开、加工的所有信息,旨在使公共部门所有组织在信息使用与管理方面越来越一致,同时使地方的政策与实践可以依据一系列共同原则与最佳方法。2016年5月,英国政府在首相的反腐败峰会上发布了《2016年至2018年英国开放政府国家行动计划》(UK Open Government National Action Plan 2016 to 2018),提出了政府关于信息访问、公民参与、政府账目和技术与创新的新承诺[3-4]。

  

  2.3 新西兰政府数据开放的政策与法律 新西兰国家对政府信息公开的重视在上世纪60年代就开始了,最具代表性的是它的廉政专员制度,并在1962年通过了《议会专员法》,1975年改为《行政监察专员法》(Ombudsmen Act 1975)。1982年,新西兰政府通过了《新西兰官方信息法》(Official Information Act 1982),明确规定任何新西兰人都有权利向政府索要信息,除非有相关法律明确指出属于国家不予公开的机密文件。之后,新西兰政府不断推出新的信息开放政策。

  

  进入21世纪后,随着数据化的深入,新西兰也成为数据开放运动最早的国家之一。2008年,新西兰发起了开放政府信息与数据计划,旨在保障政府持有的非个人数据与信息更大范围的开发使用,并促使相关机构公开政府数据信息以供公民、社团、企业等使用。2010年6月,新西兰政府通过了《新西兰政府开放与授权框架》(NZGOAL,New Zealand Government Open Access and Licensing Framework),为新西兰政府服务机构制定了一套开放许可和原则,政府机关能够据此决定哪些数据应该开放,哪些数据不能开放[5]。2011年8月,新西兰政府通过了《开放与透明政府宣言》(Declaration on Open and Transparent Government),指出基于新西兰民主传统,新西兰政府承诺将会积极公开高价值数据,同时内阁政府颁布了《新西兰数据与信息管理原则》(New Zealand Data and Information Management Principles),规定了公开、优质管理、合理定价、重复利用等原则[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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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邓崧 葛百潞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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