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据政府责任伦理，未来的养老服务政策需要确立两个基本理念：第一，所有的老年人都应当享有获得国家社会保障的平等权利。第二，养老服务应满足老年人的多样化需求。 

　　随着老年人口的迅速增加，养老成为一个越来越受到重视的话题。任何国家都有养老问题，而当下的中国或许更为紧迫。养老问题所涉及的不只是养老金，还有养老服务。我们日常谈论更多的养老金即退休金，已随着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而基本解决。但是有养老金尚不能说实现了养老目标，还必须配给能够满足老年人需求的养老服务（特别是每千名老人拥有养老床位数），才算是实现了养老目标。相对于其他国家，我国养老的现实情况更紧迫，这主要与计划生育政策有关，即1950-1979年的生育高峰之后，生育率断崖式下降，而压力也主要集中在50、60、70后退休人群。随着老年人口的爆炸式增长，许多地方和城市都将面临养老服务供给的紧张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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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社会保障列为基本公共物品，从政府责任的角度确定养老是公共事务，是国家必须承担的公共责任

　　中国古代是一个自然国家，除极少数皇亲、政府官员可以享受养老俸禄外，国家是不负担普通百姓的养老问题的。正因为如此，自古以来赡养老人、抚育幼儿的责任都由家庭承担，形成了家族化养老模式及“养儿防老”的家庭伦理观念。中国现在已经是一个经济社会较为发达的现代国家，再延续传统的“家庭养老”习惯显然是与现代政府伦理不相符的。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西方政治思想中有关政府责任的伦理观念发生了重要转变。政府一方面在社会经济发展领域里变得更加积极，同时在社会保障方面也承担起了越来越多的责任。从英国的《济贫法》到德国的系列社会保险法案，不仅奠定了现代社会保障的基础，也奠定了现代政府的新伦理基线。在现代政党政治中，社会保障成为竞选纲领中最关键的内容。社保政策成为政党获取中间选民的关键政策，社保政策所蕴含的正义理念有助于消弭政党政治带来的社会割裂。

　　二战前后，英美等西方国家逐渐建立起了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纷纷迈入福利国家行列。逐步完善的社保政策为国民（最初是参加就业的劳动者，后扩展至全体国民）提供日趋丰富的保障与福利，极大地减轻了国民在面临生老病死残疾等状况时遭遇的困难，极大地减轻了国民在日常生活与工作方面的负担。虽然造成了“福利病”，但后来的系列改革并未改变这一政府责任。如果从公共经济学角度来解释，这些国家已经将社会保障列为基本公共物品，从政府责任的角度确定了养老是公共事务，是国家必须承担的公共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