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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新基建 赋能大未来
2020年06月30日 11:21 来源:《人民邮电》2020-6-29 作者:陈晓东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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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交流是人类社会作为群体性组织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虽然利用信息技术沟通交流的历史十分悠久,但在以微电子技术为基础的现代信息通信技术(ICT)在1947年贝尔实验室发明半导体以后的半个多世纪才得到日新月异的发展,由此引发的信息革命深刻改变了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交方式,其产生的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超越了人类以往的任何一种通用技术。在其后的60年代微电子技术在制造业中得到广泛应用,80年代初的个人计算机出现并得到迅速普及,90年代电信技术因为数字化而出现颠覆性的变化,互联网的出现及其几何式的增长彻底改变了人类信息交流的方式和环境。

  信息化、市场化一起推动全球一体化发展

  发达国家在巩固贸易和金融领域的优势之外,其产业结构向更高附加值、更高产业链和更高价值链升级。发展国家也被动纳入全球贸易和分工体系,其中也不乏充分利用信息化和全球化促进自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功案例。自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在科学技术的推动下,以有史以来令人叹为观止的速度极速向前,但这一进程并非一帆风顺,疾病、贫穷、战争以及经济危机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与挑战。尤其是进入现代社会以来,经济危机频发,严重影响人类社会的进步、繁荣与发展。

  从1929年开始的大萧条到2020年疫情引发的世界经济危机,不仅发生的间隔时间越来越短,而且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破坏性也越来越大。纵观历次危机,世界各国应对方法各异,选择依靠“无形”或者“有形”之手,效果自然也大相径庭。1929-1933年的大萧条最终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其后凯恩斯主义崛起,政府干预的“有形之手”弥补了有效需求不足与市场失灵,实现了50-60年代经济高速增长的黄金时代。而70年代的滞涨之后,新自由主义兴起,古典主义得到复兴,西方主要国家迎来了低通胀高增长的“大缓和”发展时期,但也埋下了引爆2008年金融危机的地雷。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这些国家广泛采取大规模量化宽松(QE)与零利率甚至负利率等非常规货币政策与积极财政政策加以应对;此法在2020年疫情导致的世界经济危机发生以后再次被加以使用,而量化宽松更达天文数量。历史与现实的经验反复表明,过分量化宽松只是延缓了危机的爆发,而且还为将来累积了巨大的金融风险,无异于饮鸩止渴。

  新基建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需求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中国也采取了强刺激的货币政策,虽然比较顺利度过了危机,却留下了巨大的风险隐患。2016年开始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采取“三去一降一补”措施,阶段性地缓解了这种大水漫灌留下风险。而面对2020年疫情引发的世界经济危机,中国并没有再次与西方一样重走强刺激的大水漫灌老路,而是选择了以新基建为核心的一揽子对冲政策,与西方主要国家过度依赖量化宽松与零利率的政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面临危机无论是侧重货币政策还是侧重财政政策,都会增加货币发行或增加债务,而选择的关键取决于未来能否带来收益。如果纯粹通过超发货币来刺激消费,不仅不会形成资本,反而更容易形成债务悬空;而有效投资则增加资本形成和未来收益,辅之以扩大消费促进经济良性循环。通过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刺激投资尤其基础设施投资,比单纯刺激消费效果更胜一筹。

  反观中国以往历次面对国际性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所采取的应对策略,都有大规模投资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对新的基础设施进行投资,是应对经济危机简单有效的方法,长短兼顾,既扩大短期有效需求,又促进长期有效供给;这既是美国曾经的经验,也是中国经济奇迹的秘笈;当年适度超前的基础设施投资与建设,不仅避免了金融危机的过度伤害,而且更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和制造业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前还兼有促进加快实现“六稳”“六保”的作用。

  长期以来,中国对信息网络基础设施进行了大规模超前研发和建设,成功培育了一批新技术、新产品、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在5G、人工智能、移动支付、电子商务等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拥有世界上最发达的基础设施,为抢占全球科技创新制高点、布局最完整的全球产业链、破解某些西方国家实施战略遏制与高科技围堵打下坚实基础。

  新基建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客观需要,是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内在需求,是新时代发展的新要求新战略,也是实现强基础与补短板的重要支柱与抓手。如果说中国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的新基建是铁路、公路、机场、桥梁,那么到建国100年时支撑中国经济社会繁荣富强的新基建则是5G、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科技创新领域的基础设施以及支持教育、大健康等重大民生领域消费升级的基础设施。

  通信基础设施是各国高科技产业必争领域

  从荷兰替代西班牙到美国独霸全球,新的基础设施投资与建设不断呈现出大国兴衰的历史交替进程,同时也深刻影响着世界经济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信息高速公路是美国最大的新基建,这成就了美国在互联网时代的科技领先优势与全球经济霸权。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为特征的数字经济重要性日益凸显。而通信基础设施则为数字经济提供底层支撑,也是各国高科技产业和国家战略安全的必争之领域。西方主导了从1G到4G的发展,美国在4G的领先地位不仅带动了累计1万亿美元的产出以及年均4750亿美元的GDP增长,最重要的是巩固了其作为全球科技霸主的地位。

  新基建是未来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的基础设施支撑,也是大国博弈的关键所在。中国移动通信产业在经历了1G空白、2G落后、3G追赶、4G同步的发展历程之后, 5G终于走在了世界的前列,在标准制定与产业链配套等方面拥有了话语权。未来5G将以万亿美元级的投资拉动十万亿美元级的下游经济价值,这是中美博弈的关键领域,也是美国对华发动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甚至不惜以举国之力打压中国一民企——华为的重要原因。

  历史证明,投资建设具有前瞻性的新基建,不仅可以转化为产业生态优势,而且还可以抢占新一轮全球科技竞争的制高点。三次工业革命的历史发展历程表明,无论是机械技术、电力技术还是信息技术,都可以极大地促进生产的标准化、自动化、模块化,技术上具有很强的通用性。人工智能技术具有类似特征,溢出效应明显,是新一轮产业革命的核心驱动力量,将与5G、数据中心等一起推动数字经济时代的产业转型升级,是当前及未来各国科技竞争的制高点。新型信息基础设施为智能经济的发展与产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底层支撑。5G与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领域深度融合,将形成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的核心能力;还将促进物联网、车联网、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等应用场景的不断成熟,推动人类社会进步与生活方式变革。

  抚古论今百感生。2005年,阿尔弗雷德.D.钱德勒在描述信息革命特征时指出,那些追求利润的企业在地理上高度集中于美国、北欧、西欧和日本,因为这些地区为新产品的产业化提供了最好的环境;而后来欧洲的失落在很大程度上缺乏像美国与日本在新技术产业化过程中提供各种配套产品和服务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新兴产业的基础设施。一代著名西方工商业史大师,生前可能也没有料到,5G技术的领跑者会出现在中国,而且中国政府一直在不遗余力推进新基建的投资建设。2020年,疫情之下,中国发展方向清晰,经济恢复迅速,未来动能强劲;而世界经济与地缘政治格局却似乎徘徊在重新洗牌的历史十字路口。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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