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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成长的困惑:“修昔底德陷阱”还是“杜牧陷阱”?
2021年02月18日 18:52 来源:《社会科学》2021年第2期 作者:胡键 字号
2021年02月18日 18:52
来源:《社会科学》2021年第2期 作者:胡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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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关于崛起国与守成国之间的关系,艾利森以伯罗奔尼撒战争为蓝本概括出一个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并以此来分析当前的中美关系。不过,艾利森的“修昔底德陷阱”之说本就自相矛盾,而且学术界对于修昔底德描述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客观性都存在怀疑,因而“修昔底德陷阱”根本就是一个历史假说。纵观古今中外的大国兴衰史,内部问题才是关键,即便是对外的行为也都是内部矛盾外溢所致。如果不解决好内部问题,国家无论有多强大都难免走向衰亡,这就是“杜牧陷阱”。既然如此,大国相处之道,最重要的就是信任,如果相互之间存在信任“赤字”,就必然导致错误认知,而错误认知则又会进一步加剧信任“赤字”。把当前中美之间的矛盾归结于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的差异,并不符合中美关系的事实。实际上,中美之间的矛盾可以直接归结于相互之间的信任“赤字”,以及由此而导致的错误认知。美国对中国的错误认知源自美国内部,而中国要消除这种信任“赤字”,也需要从加强内部建设入手以提高对外认知能力和认知水平。

  关键词:大国成长;修昔底德陷阱;杜牧陷阱;中美关系; 

   作者简介:胡键,上海社会科学院软实力研究中心研究员。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一带一路’倡议与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项目编号:19AKS019)的阶段性成果。

  

  近年来,各种各样关于大国崛起的“陷阱”论有不少,“中等收入陷阱”可能是炒作比较早的,因为世界上不少国家的确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如拉美国家和一些东南亚国家。既然有前车之鉴,中国在崛起过程中一直在努力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甚至跨过“中等收入陷阱”。不过,出人意料的是,中国崛起的速度很快,甚至让既有国际体系的主导国美国颇有危机感,美国十分担心中国会挑战其主导地位并取代它。于是,就有了守成国与崛起国关系的问题,美国学者艾利森(Graham Allison)将此概括为“修昔底德陷阱”。尽管艾利森认为中美之间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但他把当今世界格局中的中美关系与古希腊时期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的关系进行类比,这种比较本身就是错误的。而且,作者还回顾了500年来崛起国与守成国关系中的16对关系,提出了所谓“修昔底德陷阱”中的“崛起国综合症”和“守成国综合症”。这显然是把国家成长的“烦恼”完全归于外部因素,从国际关系的历史和当今的现实来看,这显然是存疑的。笔者认为,大国成长的烦恼并不是“修昔底德陷阱”,而是“杜牧陷阱”,即不是因外部力量的遏制,而是源于内部问题没有处理好。内因始终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国家的成长也是一样。

  “修昔底德陷阱”:一个历史的假说

  艾利森的“修昔底德陷阱”之说,虽然源于《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但完全是基于修昔底德(Thucydides)对战争的描述而作出的一种解读和概括。艾利森不仅在自己的著作中概括出一个“修昔底德陷阱”,而且他还用这个概念来分析过去500年中崛起国与守成国之间的关系。如果用“修昔底德陷阱”专指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的关系,那么未尝不可,毕竟古希腊时期的两个城邦国家的确是因种种原因陷入了长期的战争。由于修昔底德详细地记录了这场战争,因此用“修昔底德陷阱”来概括,出于权威性、传播性和可接受性等原因,这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艾利森对这个概念的使用并不限于雅典与斯巴达之间,而是用这个概念分析500年来所有崛起国与守成国之间的关系,这就意味着在他看来,“修昔底德陷阱”是作为一个普遍现象而存在的,只要存在着“势力增长以及由此引起的恐惧”,就必然出现所谓的“陷阱”进而走向战争。很显然,这并不是一种客观事实。就正如艾利森自己所列举的16对崛起国与守成国关系的情况,并非所有的崛起国与守成国都会走向战争。因此,“修昔底德陷阱”并不具有普遍性的客观意义,用这个概念来分析国际关系史上所有崛起国与守成国的关系,也很难具有说服力。

  退一步来说,即便“修昔底德陷阱”这个概念能够用于分析所有崛起国与守成国之间的关系,那么在使用时也不应出现自相矛盾的地方。然而,从艾利森的著作来看,对这个概念的使用是有自相矛盾之处的。艾利森指出,修昔底德并不认为雅典崛起导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而是由于雅典变得更加强大,斯巴达变得更加紧张,“让战争得以避免变得愈发困难”。既然如此,那么这个概念连用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原因上都成了问题,也就不成其为一个概念了,更不可以用在分析其他崛起国与守成国的关系上。“修昔底德陷阱”能否成为一个概念,涉及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具体原因究竟是什么的问题。

  关于战争的原因,学术界最初普遍接受了修昔底德所说的“雅典势力的日益增长,由此而引起的拉栖代梦人的恐惧,使战争成为不可避免”的说法,但近年来随着国内外学术界对该问题研究的不断深入,学者们对战争起因也逐渐提出了质疑,至少战争的原因可能并非只有一个“修昔底德版”。由于修昔底德的著作经过了多次的转译,如从古希腊文到英文、再到中文的转译,研究者的理解更加困难,最终就只能选择自己理解的一种,从而构成了研究者自己理解的一种版本。关于这一点,何元国对国内外研究的情况进行了考察,结果发现由于转译所导致的误读是非常明显的。当然,有两个问题争议最大,一个问题在于,战争究竟是“不可避免”还是“被迫”;另一个问题在于,究竟是“雅典势力的壮大”还是“雅典人”导致了战争的爆发。对这两个问题理解的差异也主要由转译导致。

  “不可避免”之说,是学术界的主流性理解。笔者不懂希腊语,但参考何元国的对比研究和艾利森的书,并对照《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中文版转译本,可以看出,“不可避免”与“迫使”的意思确实是相去甚远的。在如今看到的英译本和从英译本转译的中译本中,“不可避免”被当作一种通译,“不可避免”强调的是客观性,也就是战争的原因是由一种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因素所致。然而,任何战争都是人的主观意志的结果,战争的爆发不可能具有客观必然性。按照近年来学术界的研究和相关的理解,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翻译成“迫使”更接近古希腊文的本意,即“迫使他们开战”。于是,这里就引出了另一个问题,究竟是“雅典势力的壮大”还是“雅典人”迫使他们开战?根据古希腊文的语法结构和相关理解,一些学者认为应该是“雅典人”而不是“雅典势力的壮大”迫使斯巴达开战,而这二者的差别长期以来是被学界所忽视的。

  关于“雅典势力的壮大”迫使斯巴达开战的观点,何元国从历史视角进行了考察并予以否定。他指出:“伯罗奔尼撒战争前夕(前5世纪下半期)的雅典经济并无实质性变化。那么,由此引起的什么政治的、社会的变化都无从谈起。至于技术革命,雅典航海技术领先全希腊,但那指的是装有三层桨的战舰,以及在开阔的海面上通过快速机动来拦腰撞击敌舰的战术。商船使用风帆作为动力,没有显著变化。”既然雅典的实力没有实质性的变化,那么不仅艾利森所谓的“结构性压力”是一种假象,而且吉尔平(Robert Gilpin)的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的“争霸战争”之说也同样不能成立。晏绍祥也对修昔底德 “战争是因雅典四处扩张引发斯巴达人担忧的结果”之说予以了否定。他说,诚如修昔底德所说的那样,“斯巴达人对战争表现得相当犹豫,不愿主动与雅典开战”,对雅典人在希波战争后不顾反对而修建城墙的行为,斯巴达派往雅典的使者“并没有受命去阻止他们修筑城墙”;当盟国指责波桑尼亚勾结波斯人,斯巴达将他召回后不再派人去接替联军最高统帅的位置,而是把领导权交给雅典人,并认为“雅典人是完全能够胜任领导职位的”。但雅典人通过提洛同盟不断染指希腊大陆并接纳斯巴达人的敌人,而且“烧毁拉栖代梦人的船坞,攻克科林斯的城市卡尔基斯,在西基昂登陆后,击败西基昂人”。修昔底德的这种描述,似乎证明了他有关战争原因的判断:雅典人是侵略者,斯巴达人不得已才投入战斗。但是,晏绍祥认为,战争与雅典是否崛起并无关系,而是因为斯巴达觉得雅典长期以来表现得不够恭顺,从而引起斯巴达对雅典的敌意。长期以来古希腊城邦之间的战争一直就没有停止过,大约在公元前510年至前509年,斯巴达人推翻了雅典和除西西里以外的希腊其他地方的僭主制,斯巴达成为雄踞希腊大陆上的霸权国家。然而,新生的“民主政治”“根本没有服从他们(斯巴达人)的意思,他们便觉得,如果阿提卡的人民得到自由的话,则这些人很可能有一天会与他们势均力敌。但如果这些人受着僭主的统治,那这些人就会是软弱的,并且愿意服从于一个主人”。这让斯巴达人非常不高兴,以至于斯巴达要重新找回僭主并使其回到雅典。也就是说,政体是否壮大、如何壮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服从斯巴达人。从这也可以看出,“斯巴达对雅典的政策,取决于雅典是否听从斯巴达的号令,而不是雅典是否对它构成威胁”。后来,波斯的入侵促使希腊城邦之间携手合作,但时而不时的冲突一直是存在的。当希波战争结束以后,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的矛盾就又重新凸显出来,双方于公元前460年爆发了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三十年合约使战争暂时告一个段落。公元前431年爆发的第二次伯罗奔尼撒战争不过是以前发生的众多战争的延续,战争的原因几乎也一样,甚至斯巴达在摧毁了雅典之后依然还在继续对希腊其他城邦进行征讨。这些情况表明,希腊大陆的任何一个城邦,只要任何时候对斯巴达表现得不够忠顺,都有可能被斯巴达“教训”。这里又回到前面的问题上,即不是“雅典势力的壮大”而是“雅典人”“迫使”他们开战,因而,战争的爆发就与相互的认知有着重要的甚至是直接的关系,也就是晏绍祥所说的斯巴达对雅典的长期敌视。敌视与实力没有太大的关系,而主要是认知问题,诸如前面所说的雅典对斯巴达的不恭顺、不顺从,当然还有斯巴达对雅典诸多行为的不满,包括雅典无故抢走了斯巴达的海上主指挥权等。因此,“让希腊本土不得安宁的,恰恰是斯巴达这个老资格的霸主”,而不是雅典势力的壮大。

  根据上述分析,这里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看法:第一,战争与雅典势力的壮大没有关系,况且雅典在战争前的实力并没有实质性的变化。因而,公元前431年的这场战争不是崛起国与守成国之间的争霸战争。第二,希腊城邦之间的战争一直都没有真正停止过,这场战争不过是希腊城邦之间长期战争的延续,斯巴达在摧毁了雅典之后,对不恭顺城邦的惩罚性战争依然在继续进行,因而当时的希腊并非只有两个势力中心,而可能是多中心的结构,也就不存在所谓的崛起国与守成国的关系。第三,认知往往是国家陷入“安全困境”的最重要原因,斯巴达对雅典乃至其他城邦的认知,对斯巴达发动的每一次战争都起到了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第四,归结起来就是一点,“修昔底德陷阱”是一个历史假说,实际上并不存在,用这个假想的概念来分析500年来国际关系史中的崛起国与守成国之间的关系,显然是不科学的。 

  “杜牧陷阱”:大国成长无法逃避的困惑

  既然“修昔底德陷阱”是一个历史假说,那么艾利森用它来分析中美关系也就必然陷入自相矛盾之中:一方面,他认为,当一个崛起国威胁取代现有守成国时,会出现“不可避免的混乱”(包括爆发战争);另一方面他又强调,“中美两国陷入战争的可能性似乎不大,因为这显然并非明智之举”。退一步说,即便存在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也很难符合国际关系史的客观实际。因为,假若存在“修昔底德陷阱”之说,则大国成长的关键是处理与外部环境(关键是与守成国)的关系问题。那就意味着,外部因素在大国成长中起着决定性作用,但纵观国际关系史我们不难发现,内部问题才是大国成长的关键,笔者将此概括为“杜牧陷阱”。

  何谓“杜牧陷阱”?这就需要研究战国时期六国为什么灭亡,以及秦国统一六国后为什么又很快倾覆的原因。唐代著名散文家杜牧在《阿房宫赋》中一针见血地指出:“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乎!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使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也?”这就是笔者所说的“杜牧陷阱”。它的意思是指,内部问题不处理好,必将阻碍大国成长进程,甚至导致国家衰亡。杜牧不是最早研究此问题的文人,最早的学者应该是贾谊。但是,杜牧这句话总结得最全面,也吸收了贾谊的思想。贾谊在《过秦论》中对秦国的灭亡有非常精辟的论述:“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贾谊所说的“仁义不施”被杜牧进一步展开阐释为“不爱六国之人”。当然,这只是其中一部分的原因,还有秦国所采取的酷刑暴政等,都反映了秦国的“仁义不施”。对六国灭亡原因的研究就更多了。战国后期,在秦国的大军压境之下,其他诸侯国不断割地求和。秦国穰侯再次发兵魏国之时,魏段干子为了得到魏国大权而请求割地求和。苏代特别提醒魏王说:“欲玺者,段干子也;欲地者,秦也,近王使欲地者制玺,欲玺者制地,魏地尽矣。夫以地事秦,犹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因此,六国之亡,从各国内部而言,弊在赂秦;从六国之间而言,在于相互之间没有信任。司马光有一个非常精辟的评论:“向使六国能以信义相亲,则秦虽强暴,安得而亡哉!”

  当然,“杜牧陷阱”是否具有普遍性仍然需要验证,为此本文将考察古今中外大国成长的历史。首先我们以秦统一中国之前诸侯国博弈的情况来进行验证。三家分晋之时,智伯独揽晋国大权且咄咄逼人,赵襄子(无恤)何以能让赵氏不败,反而起死回生成就了赵氏立国?原因就是重视内部建设。一是重点建设赵氏封地晋阳。在赵简子(赵鞅)之时,董安于、尹铎就被派到晋阳筑城。尹铎依照董安于的方法治理晋阳,使得晋阳成为赵氏的重要“根据地”。因此,赵简子对儿子赵无恤说:“晋国有难,而无以尹铎为少,无以晋阳为远,必以为归。”二是用好重要人才,使之为赵氏尽忠。当智伯引水几乎把晋阳城淹没之时,赵襄子派张孟谈出使韩、魏。结果,张孟谈巧施反间计挽救了赵并最终使智伯身死人手。若单凭实力,赵氏绝对无法胜过智伯,然而最终凭借张孟谈之才、之忠而使赵幸免于难。当赵氏立国后,韩、魏、齐、楚联合攻赵,又是张孟谈施计致使四国相互猜疑而败。他对赵襄子说:“君负剑而御臣以之国,舍臣于庙,授吏大夫。”然后,张孟谈使“妻之楚,长子之韩,次子之魏,少之子之齐”,即把这四个人分别送到上述四个国家。结果,“四国疑而谋败”。上述两个方面都体现了赵国内部建设的重要性。而战国中后期,秦国攻打韩国上党,冯亭表示愿意把上党献给赵国。结果,赵国因贪图小利而轻信冯亭,让冯亭祸水东引成功,结果赵国一败于上党,再惨败于长平。长平之战,赵国因有廉颇坚守尚有胜数,但赵王昏庸临战换将且用错了人,用赵括取代廉颇,结果赵国惨败。从此,赵国由盛转衰,一蹶不振。此前,诸多谋士如公孙衍、苏秦等都积极拖六国合纵抗秦,尤其是在苏秦挂六国相印为从约长之时,使秦国多年不得出函谷关。然而,六国终究因各自偏爱本国之私而导致合纵解体,在秦国的攻击之下,六国只好割地自保。因此,六国之亡,从各国内部而言,弊在赂秦;从六国之间而言(也是另一种“内部”),在于相互之间没有信任。

  我们再来考察近代国际关系史,历史也同样为“杜牧陷阱”提供了充分的证据。首先我们来看英国,在大多数人看来,英国的崛起源于对外的殖民掠夺。诚然,大英帝国的对外殖民掠夺为它的崛起提供了重要资源。但是,英国在对外进行殖民掠夺之前,首先已经得益于自身产业的发展尤其是工业革命的巨大推动力。众所周知,大英帝国的殖民掠夺是在1688年“光荣革命”以后,但根据经济史学家的统计,从1500-1820年间,大英帝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即人均GDP)的增长率在0.31-0.34之间,只是在1500-1700年间低于荷兰的0.52。从人均收入来看,大英帝国的人均收入在1500-1700年间几乎翻了一番,而同期德国、法国的人均收入只增长了三分之一,意大利几乎没有增长,同期也只有荷兰的收入增长水平超过了英国。大凡研究工业革命的学者以及几乎所有的史学家都承认,工业革命始于18世纪60年代的英国。那时的英国已经是欧洲最发达的国家,是“世界工厂”。正如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n)对1750年前的英国所描述的:“这是一个富裕的国家,主要因贸易和经营而致富;这是一个强大又可畏的国家,不过这种实力主要建立在那种商业性最强、贸易气最重的武器——海军之上;这是一个拥有非凡自由和宽容的国度,而这种自由和宽容又与贸易和中产阶级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也认为:“18世纪50年代至19世纪30年代期间,英国纺纱的机械化,使单个生产力就提高了300至400倍,所以英国在总的世界制造业中所占的份额就激增……随着它使自己成为‘第一工业国’,其份额继续增加。”虽然这些并非都是“光荣革命”之前的数据,但这也表明英国在“光荣革命”时已经是西欧发达国家之一。就此而言,大英帝国的发达显然源于其自身内部的发展。只是到了后来,大英帝国受内部资本逐利欲望的驱使而不断向世界各地进行殖民掠夺,因而才出现了恩格斯在《英国状况》中所描述的那样,“这些发明使社会的运动活跃起来。它们的最直接的结果就是英国工业的兴起,首先是纺织业的兴起”。正是“由于工业革命,产生了无产阶级。新的工业总是需要大量的工人来供给无数新的劳动部门,而且需要的是以前未曾有过的工人”。因此,作为“世界工厂”的英国就成为“农业世界的伟大的工业中心,是工业太阳,日益增多的生产谷物和棉花的卫星都围绕着它运转”。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马克思、恩格斯才从英国的发展进程中认识到:“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着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由此可见,大英帝国的兴起是因为工业革命,其衰落同样是因为工业革命。正是工业革命的重要成果蒸汽机的发明,导致大量的民间资本都沉淀在钢铁和铁路产业之中。“大量资本之所以被吸引过来,可能多半不是因为人们进行了理性的盈亏计算,更是因为技术革命具有浪漫的魅力,铁路当时就是技术革命的一个奇妙象征,它足以让平时循规蹈矩的人摇身变成梦想家,这个梦想家在经济领域就成了投机家,在赛马领域就成了狂命赌徒。”产业的泡沫化最终引发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正是周期性经济危机,导致了大英帝国霸权国地位的丧失,当然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加速了大英帝国衰落的进程。

  其次我们来看德国。德国崛起的前提是德国的统一,德国的统一虽然与王朝战争有关,但最重要的基础还是普鲁士的经济发展。在统一前夕,普鲁士的农业资本主义经济和工业资本主义经济都在以惊人的速度发展。产业革命引起的技术变革开始影响战争方式,在这种技术条件下,普鲁士在19世纪60年代实现了“军事革命”。因此,普鲁士-德意志的胜利彰显的是它的军事制度的胜利。很显然,军事制度是内部的重要因素,这一点可以从普鲁士的军队素质得到证明,即普鲁士的军事制度使它拥有了高素质的军人系统和战斗部队。德国统一以后的20年里,德国抓住“工业革命”的“第二次机遇”,迅速实现了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一跃成为主要工业资本主义国家的“先锋国”。不过,德国内部资源贫乏,仅有小块的殖民地,与德国日益膨胀的国家实力并不相称。不仅如此,传统的普鲁士专制政治、军国主义和以崇拜国家、顺从权威为特征的政治文化,大大增强了德国用于国际权势竞争的能量。进入20世纪以后,德国的力量进一步提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10年里,德国已经拥有了成为霸主国家的基本实力:德国控制了欧洲40%的工业,拥有相对于法俄3:1的潜在权势优势,拥有对欧洲具有支配性的部队和庞大的可以征召的潜在兵员。正是以此作为后盾,德国才敢于对当时的国际秩序提出挑战。结果众所周知,德国遭到了致命的重创。战后魏玛共和国面临严重的经济动荡,随后西方经济都陷入大萧条,旨在通过恢复德国经济以解决德国的战争赔款问题的“道威斯计划”也被迫停止,德国经济雪上加霜。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希特勒上台,对外推行武力征伐,但这也是在其内部政策和价值观支配下的对外政策取向,即“通过灭绝犹太人、吉卜赛人和其他被怀疑为非条顿族的人种来达到种族‘纯洁化’的社会;一个将全心全意、毫无意义地支持这个政权的民族,这个政权将取代阶级、教会、地区和家庭等古老的忠诚观念;一种不论何时何地、只要领袖认为需要就能以推广德意志精神为目标而动员组织起来的、能与多数大国抗衡的经济;一种充满了暴力、斗争和仇恨,以粉碎敌人为快乐和蔑视妥协的意识形态”。这种内部政策和价值观的必然结果就是对外武力扩张,力图改造国际秩序,尤其是要对欧洲继续“复仇”。结果,不仅法西斯被摧毁了,德国还被一分为二。当然,欧洲乃至整个世界也为之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很显然,德国的兴亡都因其内部因素所致,尤其是德国的灭亡,而外部因素只起到了加速的作用。

  再次我们来看苏联的兴衰。十月革命的胜利,为苏联崛起奠定了权力基础。但是,革命胜利之初,俄国的经济是十分落后的,在这种情形下进行巩固新兴政权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动员,是非常困难的。关于苏联崛起的研究成果众多,但大多数都是从经济、军事等硬实力角度来考察的。但笔者认为,当时的苏共(布)能够用以进行社会动员的资源主要还是软实力资源,即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制度的巨大吸引力、苏维埃体制所彰显出来的巨大魅力、和平外交和以世界革命为主要内容的国际主义。正是在强大的软实力资源的支撑之下,人们及所有的社会资源才被动员起来投入到社会主义工业化进程之中去并取得伟大成就的。而关于苏联的崩溃,认为主要是西方和平演变和两种制度的斗争的观点还是颇为流行的。但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研究指向了苏联的内部,这种观点以俄罗斯自己的学者为甚,特别是有学者认为苏联经济不及美国却与美国进行军备竞赛,最终苏联被拖垮了。更有一些学者从苏共内部体制的角度来进行研究,认为苏联体制上的个人崇拜、“大清洗”运动、高度集中的体制和经济发展的失误,以及苏共内部的特权阶层等,都销蚀了苏共的执政合法性。距离苏联解体的时间越久远,学术界的研究越集中在苏联体制问题上。实际上苏联内部知识分子早就已经对苏共体制上的问题进行了研究,例如有苏联学者早在1979年就指出苏共成员的堕落变质问题,那一层一层的苏共党内领导干部,“他们感兴趣的并不是社会理想(哪怕是共产主义理想),而是社会地位;不是国家的哲学(不管是马克思主义的还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而是沿着它可以爬到国家顶端的那个并不太牢靠的阶梯”。而关于特权阶层的情形,美国《纽约时报》的一个记者也早就进行过描绘,他将这些特权阶层称为苏共内部的“新阶级”,他们按照不同的级别享受着相应级别的各种免费“特供”商品。当然,也有一些苏联内部学者,由于他们的观点与苏共当时的主流观点和政治取向有异,因而被打成了“反社会主义分子”的“持不同政见者”。这一系列的情况导致苏联的制度瘫痪和政权危机,而外部的力量则加速了苏联崩溃的进程。连苏联人自己在苏联解体若干年后的反思也认为:“一个强大国家机体的消亡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它身上的创伤大多不是外部敌人造成的。”

  综上,无论是中国古代诸侯国的兴衰史,还是世界近现代国际关系史,都表明内部因素才是国家兴衰的关键,外部力量只是国家发展进程的重要条件,有时候可以成为推进国家发展进程的加速器。也就是说,“杜牧陷阱”是大国成长进程中具有普遍性、绕不开的困惑,只要内部问题没有解决好,大国成长进程就会被打断。 

  “杜牧陷阱”与大国相处之道

  在无政府状态下,大国相处首先是要尽可能避免“安全困境”。正如赫兹(John H.Herz)所说:“由于世界在无政府状态之下,人们出于免受外来进攻、占领、统治或灭亡的安全需要,被迫获取越来越多的权力,以免受他人权力的影响。他们这样做,反过来又会让他人觉得不安全,迫使他人准备应付最坏局面。在这样一个所有单元相互竞争的世界中,由于没有一个人觉得是完全安全的,权力竞争随之而来,进而导致安全和权力增强的恶性循环。”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把这个概念的内容进一步扩展,他指出所谓“安全困境”就是指一个国家谋求加强自身安全的措施,却不经意地威胁或损害其他国家的安全。而所谓“不经意地威胁或损害其他国家的安全”往往源于其他国家的认知,因为一个国家的友好与否,一般都源于其他国家对该国内政外交的认知。温特(Alexzander Wendt)指出:“无政府状态在宏观层次上至少有着三种结构,属于哪种结构取决于什么样的角色——敌人、竞争对手,还是朋友——在体系中占主导地位。”而“敌人”“竞争对手”“朋友”首先是观念,即由认知建构起来的,这些观念分别源于“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由此可见,一个国家的内外政策会引发其他国家的不同认知;同样,一个国家的内部问题也会影响本国的对外认知。鉴于此,基于信与义之上的认知才是大国相处之道。雅典与斯巴达的关系也体现了认知在大国相处之中的关键作用。

  既然如此,那么大国相处之道就应该是努力构建基于信与义之上的积极认知,这一点对崛起国而言尤其重要。因为,崛起国的任何对外言行都会引起守成国及其盟国体系的高度关注和戒备,守成国也会作出相应的反应。如果崛起国与守成国之间原本就没有建立信与义,那么崛起国的对外言行必然会导致守成国的负面认知。当然,一个大国如果无法处理好自己的内部问题,那么内部问题就很容易演变为一个国际性乃至世界性的问题。对于其他大国而言,内部混乱的大国对国际社会是一种威胁,也会导致大国之间产生负面认知。此外,崛起国究竟如何处理守成国在国际社会中的既得利益同样很关键,这就正如前文所说的,雅典是否尊重斯巴达决定了斯巴达对雅典的认知态度和政策。崛起国对守成国的尊重主要表现为:一是利益尊重,二是地位尊重,三是对其既有国际权威的尊重。这就意味着崛起国的崛起方式非常关键。关于崛起国的崛起方式,笔者曾提出了两种方式:制度性崛起和工具性崛起。所谓“制度性崛起”,是指一个国家在成长过程中,既注重自身实力的增长与其内部制度的协调性,又注重自身实力增长与外部环境的协调性。所谓“工具性崛起”,则是指一个国家的成长是建立在某种或某几种实力提升的基础上,并以此作为实现国家利益的工具。这里的“协调性”所隐含的就是大国成长之道,具体内容包括信与义两种价值。

  国家的信与义究竟是什么?关于信与义,中国历史文献中有颇多的记载,但信与义和国家(或诸侯国)联系在一起的比较早的记载可能是在战国初期。晋分三家以后,魏国迅速崛起甚至可与秦国争夺霸权,原因就在于魏文侯的诚信。《资治通鉴》中记载有两件事与之相关。一是魏文侯与群臣饮酒,非常开心,但魏文侯与朋友虞人相约打猎,命令终止饮酒取乐。当时天下大雨,大臣们劝道:“今日饮酒乐,天又雨,君将安之?”魏文侯说:“虽乐,岂可无一会期哉!”魏文侯最终以一国之君的身份而如期赴约。二是韩、赵、魏虽三家处于一晋,但相互之间都有争夺霸权的愿望。然而,无论是韩国向魏国借师攻赵,还是赵国借师攻韩,魏文侯都以兄弟关系为由而“不敢闻命”,委婉拒绝。因此,魏文侯时期的魏国是最先强盛且称雄的国家。在以信立国的前提下,魏文侯以翟璜为相,改革弊政;以乐羊为将,攻掠中山国;以李悝变法,增强国力。魏国呈现出蒸蒸日上的旺盛生机。还有一个关于信与义和国家之间联系的重要案例就是商鞅变法。为了推行新法,商鞅立木为信,太子犯法也同样受罚。最后,秦国得以强大。因此,司马光总结道:“夫信者,人君子大宝也。国保与民,民保与信。非信无以使民,非民无以守国。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邻,善为国者不欺其民,善为家者不欺其亲。”此外,还有一个案例把信与义和国家联系在一起,这个案例和齐国的命运有关。齐湣王灭宋后十分骄横,又南征楚国,西侵三晋,有吞并二周自立天子之心。第二年,乐毅率燕、秦、魏、韩、赵五国之兵攻打齐国,结果齐国被打败,乐毅攻下齐国七十余城,齐湣王遁逃以致无藏身之地而被弑杀于鼓里。从此,齐国由盛而衰。对此,司马光引述了荀子的一段话进行了阐述:“国者,天下之利势也。得道以持之,则大安也,大荣也,积美之源也。不得道以持之,则大危也,大累也,有之不如无之。及其綦也,索为匹夫,不可得也……故用国者义立为王,信立为霸,权谋立而亡。”

  下面我们来详细分析司马光和他引述荀子的那段话。这段话从内部与外部两个方面都阐述了信与义对国家的重要性,而权谋则是最终导致国家败亡的因素。信对内而言,是“君子之大宝”,因为君子要靠信来获得民众的支持,没有民众的支持,就无法巩固政权,也难以守国牧民。因此,王道之君,不欺四海。按照中国传统的地理观念,“四海”就是国家内部的偏远地区,“不欺”就是“信”。连偏远地区都不能欺,遑论天子脚下的一切。要在内部成就王道伟业,最关键的就是一个“信”字。而从司马光的阐述来看,信与义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有信才会有义。义,就是合乎礼义,而礼义就是纲纪,纲纪之礼,在中国古代被认为是天子“莫大之职”。因此,荀子认为“以国济义”,则“一日而白”。其意思就是,用国家的权力来推行礼义,就可以使名声彰显于天下。义在今天就是制度,内部建设重在制度,以制度来确保其他各项工作的发展,包括经济发展和社会的整体进步。在义尚未完善之前,若能赏罚分明,令行禁止,则也可取信于天下。若上下一致,不失信用,就可获得盟国和国际社会其他行为体的尊重。这就是所谓的霸权。

  对于霸权的理解,中西方是有重大差别的。“霸权”一词在西方源于“盟主”,主要是指古希腊城邦体系中势力最强且具有支配性的城邦国家。也就是说,霸权是指国家间的关系,而不是一个国家内部的关系。然而,《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却将霸权(Hegemony)定义为支配权,即统治阶级利用社会化机构把其价值观和信仰加诸其余人的能力。从这个定义来看,霸权指向的是国内政治结构。这一定义与葛兰西(Antonio Gramsci)所阐述的霸权内涵非常相近。在葛兰西的笔下,“霸权”与“领导权”是划上等号的,即霸权就是一种阶级支配关系,一种为从属阶级或大众所接受的统治阶级所施行的支配关系,一种统治阶级对社会意识形态的控制和领导,由于葛兰西集中于对文化霸权的阐释,因而霸权就是“整个社会集团的意识形态统一”。这显然还是把霸权当作国家内部统治权。一些世界体系的理论家在这个概念的理解上也是混乱的。例如,吉尔斯(Barry K.Gills)和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的一篇文章就把霸权理解为“一些政治实体以及构成这些政治实体的各阶级之间依靠实力而形成的一种剩余价值积累等级结构”。但吉尔斯在另一篇文章中则把霸权放在世界体系中来认识,因而霸权就不是指向国内政治而是属于国际政治的范畴了。然而,考克斯(Robert W.Cox)把霸权视为国内政治向国际政治延伸的一种特殊权力。他认为:“只有一个国内实现了或正在实现社会霸权的国家才能建立世界霸权秩序。一个正在形成中的社会霸权在巩固自己的力量的同时,其扩张性的能量也向外部世界发展。”西方传统的三大流派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都是把霸权放在国际政治的结构中来分析的,跟国内政治分析完全脱钩。

  在中国,“霸权”一词从一开始就是用来标识一个国家与另一个国家之间的关系,也包括古代诸侯国之间的关系。在中国文献中,“霸权”一词源于春秋时期的诸侯争霸战略,它指的是诸侯中的领袖地位,在诸侯当中拥有独一无二的特殊权力。但是,这种权力并非是强制形成的,而是通过说服、斡旋、协调、议程设置、制度塑造等获得他者的尊重和敬仰。例如,春秋时期的诸侯争霸,并非是一个或几个诸侯国通过攻城略地来征服其他诸侯国,而是通过维护周天子的地位来获得尊重。齐桓公成为首位霸主,这与他以管仲为相实现国家实力的增强有关,但更重要的是他践行了管仲“尊王攘夷”的思想。起初,周惠王想废掉太子郑,立自己爱妃生的儿子王子带为太子。齐桓公为了保全太子的地位,以诸侯要拜见太子为借口,在公元前655年5月,联合八国诸侯在首止开大会,太子郑在首止和诸侯见了面。不久,周惠王死了,太子郑即位为周襄王。周襄王对齐桓公十分感激,派人给他送了祭肉、珍贵的弓箭和车子。齐桓公利用这个机会,于公元前651年在葵丘会合诸侯,招待周王的使者。在葵丘之会上,齐桓公代表诸侯各国宣读了共同遵守的盟约。盟约的主要内容是:不准把水祸引向别国;不准因别国灾荒而不卖给粮食;不准更换太子;不准以妾代妻;不准让妇女参与国家大事。通过葵丘的盛会,齐桓公成为中原的首位霸主。晋文公霸权地位的确立也是如出一辙。公元前635年,晋文公打败了王子带(周襄王胞弟)而把周襄王送回洛邑,从而开启了晋文公的霸权时代,晋文公成为春秋第二位霸主。齐桓、晋文两位霸主都没有攻城略地,而是制造了一种“势”,一种被诸侯国尊重、敬仰的势,这是一种软实力。也就是说,“霸权”在中国古代文献中,至少在春秋时期,并非是一个贬义词,而是一个中性词,有时候甚至带有褒扬意义。

  但在当今的国际关系理论中,中西方实际上都把“霸权”作为一个贬义词来看待,这完全是由于把霸权与西方列强自殖民主义时代以来推行的霸权主义等同起来的缘故。霸权是一种大国责任,从一定意义上来讲,这种大国责任既可以通过造就某种“势”来实现,也可以通过采取“世界警察”的手段来践行。由于大国在扮演“世界警察”角色的时候很难区分是为了国家利益之私,还是为了世界的公利,因此常常被戴上“霸权主义”的帽子。但是,从理论上来看,霸权是大国责任,而霸权主义则是一种综合使用自己的硬实力和软实力来操控或强制别国服从的行径或意识形态。例如,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采取的是“大国一致原则”,即大国在实质性问题上拥有否决权。大国的否决权实际上就是联合国授予大国的特殊国际责任,特别是授予了大国在维护国际安全与和平方面的关键性职责。否决权就是通过联合国安理会这个“世界议会”来制约大国之间发生直接的战争。另外,大国否决权也确保了联合国集体安全行动的权威性。“大国一致原则”,实际上是安理会授予了五大常任理事国“世界议会警察”的职责。也正是由于这种制度,冷战时期大国之间没有爆发直接的大规模战争。这不能不说冷战之所以成为“冷”战,正是因为世界得益于联合国的大国一致性原则。

  很显然,争夺霸权不是靠权谋,而是靠信誉和道义,但霸权主义则主要靠权谋。当然,权谋也是从内部开始的。“内不修正其所以有,然常欲人之有,如是,则臣下百姓莫不以诈心对待其上矣。上诈其下,下诈其上,则是上下析也。”内部弄权欺诈,外部则会“敌国轻之,与国疑之”。因此,天天玩弄阴谋,国家就不免陷于危弱,甚至遭到灭亡。由此可见,国家之间尤其是大国之间的相处之道在于信与义,信与义是友好和积极认知的重要基石。  

  处理中美关系的关键是消除信任赤字

  艾利森在分析了500年来的“崛起国综合症”和“守成国综合症”之后,得出的结论是,“美国和中国之间的战争并非不可避免,但还是有可能发生的”,原因是“中国崛起所带来的潜在压力为那些偶然的、无足轻重的事件引发大规模冲突创造了条件”。艾利森的理由是不充分的。从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后的历史来看,中美之间偶然性的事件,甚至是非常重要的事件都发生过,如中国驻南大使馆被炸事件、南海撞机事件等,但都没有导致中美之间大规模的冲突,这些事件都在双方的携手合作之下得到了妥善处理。这说明中美双方如果相互信任,中美关系是可以在正常轨道上驶向未来的。

  那么,当前中美关系的问题究竟出在何处呢?正如一些专家所说,当前中美关系困惑的直接原因是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但如果回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美关系发展历程,似乎又有一种“历史的必然性”:从炸毁中国驻南大使馆到南海撞机事件,从中美纺织品贸易和知识产权争端到特朗普发起的对华贸易战,从“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到“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中国傲慢论”“致命中国论”等。这一切都表明中美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分歧,甚至可能的确如米尔斯海默(John J.Mearsheimer)所预测的那样,“中国最终成为潜在霸权国”,“中国会强烈渴望成为真正的霸权国,而所有的对手包括美国,将包围中国防止其扩张”。两个巨人之间一定会爆发冲突,中国也必然将走上“非和平崛起”之路。

  因此,中美学术界普遍认为,中美之间的矛盾源于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差异,是无法克服的。尤其是在当前中美关系处于困境之时,学术界往往都会从上述的差异性去探究原因,而且也很容易找到证据以证实上述观点。然而,对任何问题的研究都离不开对历史的回溯。从中美关系的历史来看,似乎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的差异并没有导致中美之间的不合作,相反在中美尚未建立外交关系的时候,双方表示出强烈的合作欲望,且为寻求合作进行了艰苦的努力。因此,中美两国正式建交以后,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客人时就中美关系提出了四点重要意见,他还指出,“中美关系不但不要停滞,而且要发展”。从这些情况来看,中美两国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的差异是一直存在的,但为什么那时候两国都不约而同地寻求合作并且实现了在差异下的携手合作?为什么在上述差异继续存在,且双方已经经历了深度合作,形成了诸多共同利益的情况下,双方的分歧与矛盾却越来越大?这显然不是因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的差异所致,而是双方的信任问题,并因信任问题产生了非友好的认知。由于中国崛起与美国的相对衰落客观上构成了两条方向相反的曲线,大多数西方学者和政治家都认为,美国相对衰落的原因是中国的崛起。这样的认知框架会进一步增加中美之间的信任“赤字”和扩大相互之间的信任鸿沟。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是,信任“赤字”究竟来自何处?

  笔者认为,中美之间的信任“赤字”仍然来自于各自内部,而不是外部。美国方面最初普遍认为,美国不信任中国,是因为中国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与美国迥异,这种差异性使中美之间存有难以克服的矛盾。这就正如前面所论及的,“雅典势力的日益增长,由此而引起的拉栖代梦人的恐惧,使战争成为不可避免”。事实证明,这种观点并不符合客观实际,战争是因为斯巴达内部存在问题,并由内部问题产生了对雅典的不信任和敌意。美国也是因为内部问题而产生对中国的不信任。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其一,守成国对于可能丧失主导地位始终怀有担心与忧虑,历史上所有的霸权国、主导国都有这种担心与忧虑。即便没有崛起国的挑战,这种担心与忧虑都普遍地存在于霸权国、主导国内部,是内部一种固有的集体心理。其二,这样的心理潜藏在民众、社会之中,一旦被政治、学术、商业精英激活,就很容易转化为对对象国(可能是不友好国家,也有可能是新兴崛起国)的敌视,从而使民众对抗对象国的心理更加强烈。其三,这种心理在国家的国际地位下降的时候,往往会转化为文化和对外政策上的保守主义。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的“文明冲突论”便是在这种背景下形成的。“文明冲突论”是基于这样一种事实:冷战结束后,尽管西方依然还保持着支配性地位,但西方的权力相对于其他文明已经衰落且将继续衰落。早在20世纪80年代,保罗·肯尼迪就提出过“美国衰落论”。因而,美国不是担心非西方国家的复兴,而是忧虑自身地位的衰落。于是,亨廷顿认为文明是最高的文化归属,文明的核心国家是构筑文明国家共同体的关键。放眼全球,世界将是不同文明核心国家之间的冲突。不过,亨廷顿并非只是以“文明范式”立说,他在诸文明要素中特别强调宗教,实际上是主张文明-宗教-种族三位一体的。关于种族的因素,他的文章中有所涉及但内容不多,不过他后来撰写了一部《我们是谁?》的著作,用来专门“强调盎格鲁-新教文化对于美国国民身份/国家特性始终居于中心地位”。从“文明冲突论”到“国家特性论”的理论构塑,使他的“文明-宗教-种族”三位一体的理论范式得以完善。但可以看出,亨廷顿从“白人本土文化保护主义”迅速滑落为文化排外主义。这种文化排外主义在冷战以来的美国社会中越来越成为一种显性的因素,最后演变为当前美国政策上的保守主义。仅仅从这一点来看,美国自身的衰落和对衰落的忧虑,已经成为一种“社会病”,且日益侵入其社会的骨髓之中。因此,美国对外界尤其是对中国这样一个迅速崛起的国家,不可能有信任感,只会强化彼此之间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的差异性,从而使对华认知进一步走偏。这种认知的直接表现就是“中国威胁论”“致命中国论”等,这些论调成为美国对华强硬的重要依据。由此可见,美国对中国的认知依据不在于中国是否崛起,而在于美国自身内部问题(包括制度性的偏见、文化以及由文化变化导致的国民心理变化)。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中国对美国的认知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这种变化首先也是源于中国内部,其次才是源于美国对中国的鹰派政策而使得中国对美国的认知产生了负反馈。实际上,在中美建交后的40余年里,无论双方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有多大的差别,至少到2018年中美贸易纠纷爆发时,中美两国的合作依然是大势也是两国的大局。在两国关系正常化后的初期,有观点认为,“中国很弱很穷,装备又落后,所以中国是无足轻重的”;“中国现在有求于美国,美国无求于中国”;“中国有可能在台湾问题上吞下类似于美国对苏联采取的强硬政策的果子”;“中国政府信奉的意识形态旨在摧毁美国政府”等。针对这一切,邓小平指出,“对中国在世界政治中地位发生错误判断的人,起码不会有一个正确的国际战略”,“中国尽管穷和弱,中国是敢于面对现实的”。最后,邓小平指出,“中美关系不但不能停滞,而且要发展”。从那时起,中美之间有过较好的合作,这正是中国对美国的信任所构建起来的相互友好认知。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美国学术界和舆论界制造了一系列有关中国的问题话语。作为回应,中国学术界的民族主义情绪也开始活跃起来,其中最重要的体现就是诸如《中国可以说不》《中国不高兴》等著作,以及具有自负型民族主义情绪的影视作品。“民族主义在国家民族处于危难之中的时候,它的确是社会动员、民族动员、国家动员最重要的也是最为有效的工具。”“但是,在和平时期,民族主义却很容易与民粹主义、爱国主义、国家主义混为一谈。”而自古以来就有“天下”情怀的中华民族,民族主义与“天下”理念是相悖的,在当今中国崛起的进程中也无法支撑中国的大国成长进程。然而,中国对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自负型民族主义则是对西方建构中国问题话语的“正”反馈,是对西方国家关于中国问题话语的一种“回飞镖效应”。当然,任何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原发性”民族主义,而中国自近代以来的“原发性”民族主义则带有非常强烈的悲情色彩。这种悲情民族主义对外则会转变为“排外性的民族主义”。以上两种形式的民族主义是中国对美认知的重要依据,也是从中国一方来检视中美之间产生信任赤字的原因。

  另外,中国对美国的信任赤字也来自于中国对美国的预期。“信任主体对客体的预期包括对对方的可预测性、对方的意图的善意,即不会‘加害’于自己,不会在合作中‘背叛’自己。”中国对美国的信任预期,是建立在中国的实力和能力之上的,而不是依赖于信任客体的状况。孟子有句话,“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这是中国的传统美德。同样,在中美的信任框架之中,中国也是先对美国怀有信任,然后才对美国产生信任预期的。主体对客体先怀有信任,然后才去培育共同的信任;主体之所以会对客体怀有信任,是因为主体对客体有需求,也预测到客体对主体有相应的需求,主体与客体是对等的关系。鉴于此,中国长期以来就是通过塑造自己来改变世界的,而“改变世界”既包括改变世界对中国的认知,也包括改变中国对世界和美国的认知。随着中国自身实力与能力的变化,中国对世界包括对美国的看法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这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就可以得到验证:中国由于内部改革认识到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因此在客观上中国必须要对外开放。于是,中国从游离于国际体系之外到逐渐融入到国际体系之中,这一过程是中国从内部不断改变对既有国际体系认知的过程。1992年,中国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改革取向,彻底突破了过去关于计划经济、市场经济的看法,认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中国对外拓展海外利益的广度和深度都大大加强,全球化的负面效应已经成为人类共同的威胁,中国摈弃狭隘的国家安全观和国家利益观,相继提出了责任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以及新型大国关系、新型国际关系等重要理念和理论。这一切都表明,随着中国实力和能力的增强,中国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和眼光来认识世界,为促进世界携手合作而不懈努力。在这种情形下,中国对美国的认知目标是:美国与中国共同推进世界和平发展。然而,中国对美国的认知目标与美国对中国的认知目标产生了严重背离,大多数学者乃至政治家都情愿从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上去寻找原因。问题的关键在于,一旦双方都接受这样的认知——中美之间的矛盾和认知“不相符”归根到底是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的差异,那么双方的分歧将进一步拉大,矛盾和冲突也会加剧。因为,过于强调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的差异,双方将无法消弭分歧,也就无法“填平”信任赤字。假若双方都铁定要“脱钩”,或全面走向所谓的“新冷战”,那么双方就会更加强化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的差异与分歧。但是,如果双方内心都觉得对方是合作的伙伴或者是竞争性的合作伙伴,只是暂时无法寻找理由妥协,那么各自的智囊就应该挖掘双方过去的“深厚感情”。因为,曾经共同的经历与历史上的友好合作,也会在某种环境下重塑彼此之间的信任,并最终帮助彼此消除信任赤字,走出信任危机。 

  简短的结论

  “修昔底德陷阱”完全是一个历史的假说。修昔底德关于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描述,是基于自己主观上的理解,并非是基于客观事实。虽然众多历史学家有关那场战争的研究,都证明的确存在一个“修昔底德版”。但从艾利森对500年来崛起国与守成国关系的分析来看,在这样一个“历史假说”上的分析,无疑存在着众多自相矛盾之处,而用“修昔底德陷阱”来分析中美关系,其逻辑、理论和结论都是不可靠的。

  纵观历史,大国兴衰的关键在于其内部,内部发展战略、实力平衡、对外战略认知等都非常重要。如果大国无法解决自身内部的这些问题,即便没有外部力量干预,它也难逃衰亡的命运。因此,任何大国都事实上面临着“杜牧陷阱”,即内部问题,只要解决好内部问题,任何国家都可以屹立于国际社会,“任尔东西南北风”。

  大国之间之所以会陷入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不在于一个大国相较于另一个大国而言的实力增长,而是因为相互的认知问题。大国之间相互认知的基础是信与义,如果相互之间存在信任赤字,那么无论国家的实力状况如何,都会产生不友好的认知,甚至是错误的认知,这样的认知会进一步增加信任赤字。因此,大国相处之道在于信与义,这也是世界和平的重要基石。

  把当前中美之间的矛盾归结于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的差异,对于长期以来被冷战思维所左右的人而言,这是完全符合逻辑的。但是,回顾中美关系的历史,我们发现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的差异,并不影响中美之间的合作。相反,中美正是在承认上述差异的前提下谋求合作,并最终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长期以来,中美之间也的确是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建立信任和推进合作的。美国对中国的信任赤字源于美国内部,同样,中国要消除中美之间的信任赤字也需要加强内部建设。只要把自己的事情解决好了,就可以避免“杜牧陷阱”,也就可以理直气壮地面对外部的一切风险和威胁。

作者简介

姓名:胡键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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