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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安全视域下的网络文化与网络空间软实力
2021年02月23日 10:16 来源:《国际安全研究》2019年第6期 作者:刘兴华 李冰 字号
2021年02月23日 10:16
来源:《国际安全研究》2019年第6期 作者:刘兴华 李冰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网络文化不是纯粹的文化问题和文化现象,而是与安全具有广泛的内在联系。在网络空间本身已经全球化的时代,有必要从国际安全的视角审视网络文化。理想的网络文化是一个能够维系自身运转、净化和完善的体系,具有三个与安全相关的功能:传递功能(以信息技术实力确保信息文化流动的顺畅和安全)、纠正功能(纠正错误信息和越轨行为)和塑造功能(塑造观念、行为方式和组织方式)。这三个功能分别对应三种类型的国家软实力:第一,以信息传播和文化内容为基础的网络空间软实力,主要是指信息传播实力和网络文化产品的吸引力。第二,以外交劝说和外交质量为基础的网络空间软实力,即运用传统外交和公共外交等方式纠正有危害性的信息和越轨行为的能力。第三,以国家利益和国际道义为基础的网络空间软实力,指建构国家文化、国家形象和国际声誉的能力。网络空间软实力是数字化时代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将成为未来国力竞争的焦点领域。

   关键词:网络文化;国际安全;网络空间软实力;安全治理;

   作者简介:刘兴华,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李冰,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专业2016级博士生,南开大学-圣安德鲁斯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生。天津 300350

  标题注释: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项目编号:NKZXB1264),南开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项目(项目编号:AS1414)。

 

  网络空间不是单纯的基于网络技术和信息的空间维度,具有鲜明的文化属性。对于网络空间的研究大都集中在网络冲突、危机和安全挑战方面,对具有独立功能的网络文化及其国际安全内涵的关注尚有不足。网络文化与国际安全的交织是国家在开展国内治理和全球治理的进程中面临的新议题,需要国家从塑造“网络空间软实力”的高度进行战略应对。关于网络文化的概念,戴维·贝尔(David Bell)主张从宽泛的意义界定网络文化,认为“网络空间即是网络文化,网络空间无法脱离其文化环境”。(1)从狭隘意义上看待网络文化者则认为,网络文化是技术文化的一个子集。(2)有学者认为,“网络文化是因特网文化,是由电子化和数字化的通讯和信息流动所构建的生活世界。”(3)也有学者将网络文化描述为“通过计算机互动制造文件和影像的由人类和机器所构成的世界”。(4)中国学者提出了两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定义。周鸿铎主张,“网络文化是由于网络技术的发展和广泛应用而逐渐形成的一种现代人类文化,包括网络技术基础文化、网络制度文化、网络行为文化、网络心理文化、网络内容文化。”(5)姚伟钧和彭桂芳认为,“网络文化是人们以网络技术为手段,以数字形式为载体,以网络资源为依托,在从事网络活动时所创造的一种全新形式的文化。”(6)本文将网络文化定义为网络空间中呈现的文化内容、文化方式和文化形态,包括网络空间中的文化产品、技术样式、组织形式、行为方式、制度规范、意识形态、知识观念,等等。网络空间软实力是另一个重要的概念,是指国家的文化、体制、模式、倡议、理念和国内外政策在网络空间中的吸引力、同化力、感召力和权威性。

  一、安全语境下的网络文化及软实力研究

  作为典型的非传统安全问题,网络空间的安全威胁具有与传统安全不同的特性,网络环境重塑了安全问题的结构,影响着国家的博弈机制和战略选择。(7)除了被讨论较多的网络安全风险,网络空间的文化问题也被一些研究者从安全的语境加以讨论,并且与国家软实力有着紧密的关系,相关的既有研究证明了这一点。

  (一)网络文化的安全状态与安全治理

  有学者提出,“狭义的网络文化安全就是指网络文化信息内容在生产、传播和消费过程中不得损害国家的文化利益,并能为国民的文化价值体系提供正向持续动力的状态”,这种安全状态需要三大保障:物质技术保障、法律制度保障和网民素质保障。(8)也有学者利用互联网多利益攸关治理模式,探索网络文化安全治理的路径。(9)近年来,网络文化安全在以下几个方面受到关注:网络信息安全、网络文化与传统文化、道德价值观念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所受的冲击等。(10)

  (二)网络威胁的文化维度

  网络谣言、暴力、意识形态渗透、反政府运动、黑客、恐怖主义以及泄密等各种网络威胁,既是安全问题,也是网络文化问题。谣言的传播扰乱了社会舆论,是触发各种秩序动荡、思想混乱和价值观偏差的重要诱因。网络暴力的主要目的在于道德审判与宣泄式攻击,(11)是沉重打击人们精神心理的软暴力。(12)网络黑客已经成为一个特殊的网络文化现象。网络黑客被塑造成威胁的符号概念,美国通过渲染“中国黑客威胁论”抢占网络话语权。(13)恐怖主义理念利用网络空间扩散,恐怖主义不再只是物理性的摧毁,(14)网站的攻击、信息的窃取以及恐怖主义理念的宣传开始成为恐怖主义发展的新趋势。(15)“伊斯兰国”曾利用网站、搜索引擎、网络社交媒体甚至手机应用程序APP散播信息、图片和视频,兜售恐怖主义理念。(16)以谷歌地球(Google Earth)为代表的在线网络地图应用也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国家机密泄露,该地图使用者可以看到英国法斯莱恩(Fasslane)海军核潜艇基地停靠的导弹核潜艇与核弹头储存地。(17)互联网具有突出的意识形态属性,(18)网络意识形态边界的错乱是安全治理的难题。(19)意识形态的威胁既来自国家内部,也来自外部世界。互联网技术使网络表达拥有更大的自由,网络舆论日益多元化,网络成为意识形态渗透的新渠道。(20)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同时受到国内外诸多行为体的威胁。(21)美国政府通过策划网络新媒体公共活动,在全世界推广美国的生活方式,输出民主和自由价值观,进行意识形态渗透。(22)

  (三)网络文化产业发展的安全效应

  网络教育、网络动漫和网络游戏的产业扶持与产业发展也是带有某些安全意涵的网络文化问题。有学者从网络文化产业公共治理的角度出发,对网络安全问题进行研究,认为当前网络文化产业生态出现了多样性、结构失衡、污染和伦理等方面的危机,急需政府的规制以及多元主体参与的治理。(23)也有学者认为,随着互联网政策的不断开放,游戏主义、新自由主义和技术主义的传播使网络文化受到挑战。(24)

  (四)网络权力结构和组织方式的国际安全问题

  多元合作主义认为,网络空间展现出“超主权”特性,非国家行为体在网络空间安全中的地位愈发重要,国家需要正视其地位并与其开展分工合作。(25)然而,互联网治理国家中心主义思潮也日渐回归,(26)政府在互联网治理中的作用受到关注。(27)有学者认为国家隐藏在一些进程和事件背后,操纵网络暴乱,很难在网络空间中区分国家力量和非国家力量。(28)有学者关注了埃及变局中的跨阶层动员,(29)对抗议活动中虚拟社交网络用户的“信息瀑布”形成过程进行考察;(30)通过对比“受够了”运动与“一二五”运动,揭示运动架构所产生的共鸣程度可以对动员能力及结果产生重要影响。(31)也有学者探析了互联网在社会运动中的角色及网络抗争模式。(32)还有学者以2014年8月9日发生在美国密苏里州弗格森镇非裔青年迈克尔·布朗(Michael Brown)在没有携带武器的情况下遭遇白人警察达伦·威尔逊(Darren Wilson)枪击身亡而随即引发当地大规模抗议活动的“弗格森事件”为例,探讨了信息通信技术精英嵌入并深刻影响社会运动的方式。(33)

  (五)网络空间中的国家形象与软实力

  网络文化既影响着国内政府形象的构建,(34)同时也塑造着国家在海外的形象。20世纪90年代随着美国网络文化的兴起,硅谷极客技术精英文化风靡全球,推动了美国国家形象的建构。(35)奥巴马政府时期对互联网手段的关注和运用表明,其试图通过互联网塑造美国民主国家形象。(36)优兔(YouTube)视频以其独特的方式影响中国的形象。(37)互联网与硬实力和软实力都密切相关。在硬实力方面,拥有互联网技术优势的国家能够在国际经济竞争中获利,通过信息化改革推动国防力量的提升并能赢得信息时代战争的主动权。(38)实力主要来源于文化、政治价值观和外交政策。(39)有学者提出,互联网强化了西方主流意识形态所代表的所谓“软实力”,网络技术领先的国家,通过信息垄断、话语霸权和文化渗透,传播本国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形成了“网络文化帝国主义”。(40)也有学者认为,当前全球网络文化的“后殖民”色彩浓厚,对民族文化与本土文化构成冲击,应当强化域内媒介的文化领导权。(41)旨在推广文化的网络公共外交对国家形象和软实力的构建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有学者提出,网络文化产品是网络公共外交的重要依托,国家优秀网络文化成为一国公共外交的重要手段。(42)比如,法国就在中国各大门户网站微博推广“中法文化之春”的活动。(43)

  全球化可以产生新的政治暴力以及国家间新的冲突形式。(44)网络信息技术革命和网络空间的全球化使网络政治呈现出更加复杂多变的景象。网络文化不仅仅是文化问题,也是重要的安全问题。对于网络文化的研究,静态的分析是必要的,但是网络文化也是一个不断整合和演进的复合体,具有特殊的功能和效用机制。理想的网络文化(尽管理想的网络文化很难在短时间内形成,处于不断被追求和建构的进程之中),能够独立地作用于国家对内对外的政策选择乃至国际层面的复杂关系,包括对国际软实力的影响。网络空间软实力应当成为软实力概念体系中被独立地探究的力量,它与常规的软实力在表现形式上有较大差异,并且由于网络空间信息、技术和社交网络的快速发展,不同国家的网络空间软实力也更加频繁地碰撞、互动和交融。因此,从国家安全的视域探究网络文化及其与网络空间软实力的关系,可以为网络空间及相关战略和政策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路径。

  二、网络文化的国际安全内涵

  互联网具有跨越国界的特征,网络空间已经成为一个新的竞技场。在网络文化的建构和发展进程中,已经不能脱离安全视角而简单地讨论文化问题。尤其是在网络空间本身已经全球化的时代,网络成为一个虚拟的全球村,有必要从国际安全的视角来审视网络文化。网络文化牵涉极其繁杂多样的文化问题,能够决定网络文化能否承受外部冲击的具有根本性意义的是其文化载体、技术基础、政治特征、舆论动态、意识形态以及行为和组织方式。这些要素与全球层面、区域层面和国家层面的经济安全、政治安全、金融安全、技术安全、文化安全、舆论安全、意识形态安全及社会安全密切相关。

  (一)网络文化产品层面

  每个国家都有基于历史和国情的独特文化,由文学、艺术、影视等文化产品表现出来。网络文化和传统文化既有交融也有矛盾。网络文化必然会反映部分传统文化的内容,但也有学者提出,某些落后传统文化可能对网络文化造成制约,不良的网络文化则是对传统文化精髓的破坏。(45)在网络空间中,文化产品与国际安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网络空间的文化市场如果被外来文化大肆蚕食,本国文化将受到严重冲击,同时也将引发国内文化认同的混乱和危机。影视作品的进出口也是一个安全问题。严重依赖某一个国家的文化产品,将使本国文化的发展陷入模仿的怪圈,文化创新的动力将逐渐枯竭。同时,正当的文化进出口秩序应当得到保证。当一个国家的电影和电视剧在其他国家被以政治原因或者意识形态偏见而被限制时,那么文化安全问题就上升到了外交纷争层面。另外,恐怖主义、暴力色情和违反社会公德和法律的文化产品在网络空间传播甚至泛滥,也将对文化安全产生冲击。从这个角度来讲,维护网络文化安全,实际就是要推动网络文化产业的发展壮大,满足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需求,并以正当的商业、贸易和交流的渠道在网络空间中传播本国文化。同时,要以国际和国内的制度和规范来打击和制约不良文化产品的泛滥。

  (二)网络信息技术层面

  网络文化需要以技术文化为基石。没有信息技术的蓬勃发展,也就没有当今世界活跃的网络文化。当然,技术既可以被正当地运用,也可能被一些团体和个人以不正当的目的加以利用,破坏网络秩序和文化。恶意传播计算机病毒、黑客的破坏活动以及网络欺诈等违法犯罪行为屡见不鲜,影响了网络的精神和价值取向。(46)黑客的跨国攻击活动,更是直接针对一国的政府网站、基础设施网络或者军事设施网络,造成网络的瘫痪和严重的财产损失。大部分国家的电力、水力、交通和通信系统都凭借计算机网络得以运转,这隐藏着安全风险。(47)需要关注的另一个问题是网络泄密问题,发展网络信息技术的目的就是需要确保网络安全。网络泄密轻则影响企业的商业活动,重则影响国家的声誉。两个国家之间也可能因为黑客问题而发生安全争执。恐怖组织可以利用网络宣传和扩散各种视频,教唆网民反对政府,甚至利用网络传授发动恐怖袭击活动的方法。恐怖组织还利用网络进行秘密的跨国金融运作,从而支撑其恐怖行动。此外,信息技术的发展本身已经成为国际竞争的焦点,能否紧跟全球信息技术发展的潮流关系到信息的安全。大国热衷于参与信息技术的角逐,其原因在于如果获得信息技术领域的制高点,一国将在国际信息安全方面获得更大的优势,也将引领未来信息技术的发展潮流。

  (三)网络政治文化层面

  网络空间中的政治文化深受公众舆论、突发事件和外部势力的影响,带有鲜明的国际安全色彩。网络空间信息具有难以完全遏制的扩散倾向,加剧了权力的分化,削弱了政治权威在民众心目中的地位,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尤其如此。如果政府不能管控网络空间的信息,就会造成政治风险。任由网络民主发展,可能会导致非理性民主控制政治进程,网民的非理性和情绪化的发泄可能会动摇政治权威。(48)西方国家大力推崇的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和自由主义,极易被涉世未深的年轻人所接受。(49)个人主义和泛自由化的问题源于对传统价值观的背离。(50)因此,维护稳定的政治文化和政治权威,是网络时代一个突出的安全问题。

  (四)网络舆论层面

  由于网络的匿名性,公众舆论压力和公众情绪在网络空间中可以更为彻底地释放出来。网民对国内外新闻大事和社会生活中的小事不停地发表自己的看法和意见。个体网民的意见如果没有群体的响应,在网络中的影响力可以忽略不计,而一旦网民的某些言论被大量转发分享并引起广泛讨论,就会迅速变成一股舆论浪潮。这种浪潮反映了相当多网民的心理和情绪,对政府决策有着不容低估的影响。因此,对舆论主导权的争夺不仅是国内治理问题,也是国际安全问题。一些国内势力与国外势力相互勾结,制造网络恐慌,编造网络谣言,或者借某些社会问题煽风点火,挑唆网民的愤怒情绪,其目的是要将矛头指向政府,通过网络刺激网民发表怨恨政府的言论。美国政府已经将网络外交作为新型的外交手段,在其他国家的网络论坛和社交网站中宣扬美国的价值观,并试图在相关国家内部培植网络意见领袖,与其里应外合,共同影响网络舆论。网络舆论的国际安全问题既隐蔽又危险,如果长期忽视而被境内外的力量抓到发展壮大的时机,那么就有可能在某个时间点爆发出来,从网络蔓延到现实生活,演变成为对政权稳定和社会稳定构成极大冲击的社会动荡。

  (五)网络意识形态层面

  网络空间中游荡着各种各样的力量,其中有些力量伺机瞄准一些国家的意识形态。一位西方学者直言不讳地指出,网络空间中存在着试图影响政治的活动者,在那些传统媒体由政府控制的国家里,他们的网站可以提供新的新闻信息源。在有一定自由表达空间的国家里,博客和社交网络技术更是难以控制。(51)事实上,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没有一个不高度重视网络舆情,对危害安全的网络行为从不手软。网络空间是一个隐蔽的意识形态战场。21世纪之初,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等国相继爆发“颜色革命”,美国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美国利用网络媒体影响这些国家的意识形态,散布颠覆性的消息,挑拨离间,导致这些国家出现政治动荡和政权更迭。”(52)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发展水平有限,国家治理经验不够丰富,容易被西方国家找到可乘之机。网络意识形态渗透值得发展中国家高度警惕。西方国家渗透的目的就是在发生政治变革的发展中国家内部培养亲西方、反对现有政权的力量。它们的根本目的不在于为这些国家带来民主与和平,而是用亲西方的政权取代它们反对的政权。

  (六)网络行为和组织方式层面

  基于通信技术的进步和各种社交网络的发展,网络空间中的行为方式成为一种新的文化现象。互联网为网民聚集行为提供了平台。极端势力、犯罪分子、恐怖分子和分裂势力已经学会利用信息社会的优势。优兔视频网站很受墨西哥犯罪黑帮的欢迎,因为它是一个上传恐吓视频的便捷工具。(53)极端主义亚文化在网络空间滋生,正在加剧个体的激进化,催生出“独狼式”恐怖主义,网络新媒体成为这种恐怖主义实现其颠覆式目标的平台。(54)更值得高度关注的是,社交网站和即时通讯工具被一些组织和团体利用,成为发动群体性运动的工具。这些组织和团体通过这些工具发布游行示威的号召,动员更多的人参与到游行示威当中,并利用这些工具在网络上造势,形成宣传效应。互联网已经成为各种激进运动的重要策源地。这些组织或者十分隐蔽地进行着悄无声息的组织动员,或者大张旗鼓地在某些网站上进行宣传。

  三、网络文化的安全功能

  理想的网络文化是一个能够维系自身运转、净化和完善的体系。虽然这种努力可能永远处在不断修补和构建的路上,但它是各国网络文化建设的最终目标。从国家安全的视角来看,理想的网络文化拥有以下三个功能:传递功能、纠正功能和塑造功能。这三个功能分别对应三种类型的国家软实力:以信息传播和文化内容为基础的网络空间软实力(信息传播实力和网络文化产品的吸引力);以外交劝说和外交质量为基础的网络空间软实力(运用传统外交和公共外交等方式纠正错误信息和越轨行为的能力);以国家利益和国际道义为基础的网络空间软实力(塑造国家文化、国家形象和国际声誉的能力)。

  处于发展雏形或者不甚健全的网络文化只是部分地具有上述三个功能,只有理想的网络文化才完全具有以上三个功能。这三个功能的发挥需要依赖于几个基础性的枢纽:政府、市场、规范和传统文化价值观。每个枢纽的重要次序有所不同。政府负责引导和培育网络文化的发展方向,在必要时动用政府指令进行干预,并筹划建立网络文化的制度。市场调节着网络空间中的各种需求,网络文化之所以发挥某些功能,其中部分的原因在于,作为一种文化形态要想生存下来必须满足市场的需求,落后于市场变化的文化形式将在竞争中被淘汰,占有市场意味着拥有了网络空间中的隐形权力。规范则是指国际通行的与网络相关的国际法、规则和惯例以及国内法层面的法律法规、原则和习俗。规范是一个调节阀门,触犯规范的行为将受到惩罚并被制止,遵从规范的行为将在网络中获得生存和发展的空间。相对来说,目前全球层面与网络相关的国际法尚处于非常薄弱的阶段,因此主要的规范来自各国内部。传统文化价值观则在宏观文化潮流方面圈定了网络文化可以发展的大体空间,那些严重违背传统文化价值观的过于激进的网络文化内容和行为将被一国的网民集体抵制。在这几个枢纽的相互制约和共同影响下,网络文化得以发展和发挥其功能。孱弱或不成熟的网络文化很可能会成为国家治理的障碍,影响国家法治建设的进展,干扰国家经济机制的运转,制约政治改革的效力,破坏文化和信仰体系,甚至由于严重的漏洞而给外部力量的介入以可乘之机。混乱的网络文化无政府状态,更是会严重拖累国家推动经济增长和制度革新的努力,引发更大的政治动荡和社会危机。

  (一)传递功能:缔造信息与文化流动的安全

  传递功能是指及时发布信息和对外宣传,国家以信息技术实力确保信息文化流动的顺畅和安全。网络文化的信息传递功能影响着国家软实力,国家需要在国际竞争舞台中确保其有效的信息传播力和文化产品的吸引力,发展信息技术,占领网络科技的制高点。

  1.网络信息传递及网络信息流动安全

  网络信息传递是网络文化的基本功能。互联网从一诞生就注定和信息捆绑在一起。人们愿意使用互联网的一个根本原因在于信息的高速和畅通的流动。与传统媒介相同的是,在互联网空间中,会产生出某些信息巨头,它们或者是大型的门户网站或者是政府新闻网站,或者本身就是传统纸质媒介在互联网上的变体(比如美国的《纽约时报》网站和《华盛顿邮报》网站)。与传统媒介不同的是,互联网激发了人传播的本能,技术更是让这种本能得以释放,信息技术让除了专业新闻媒体之外的个人也加入新闻生产之中。(55)此外,信息源在网络空间中遍地开花。人们可以从专业的医学论坛中获取关于某个疾病的知识,可以从某些兴趣群组中获得关于这一领域的最新动态,可以从微博中了解其所关注的影视明星的最新活动,也可以从微信中获得关于亲朋好友的动态以及他们所转发的各种信息。正常的网络秩序下,信息快速自由流动,人们各取所需地浏览信息。理想状态下,网络文化体系可以满足国民的信息需求。

  第一,信息发布。互联网造就了网络使用者快速消费信息的习惯。这种习惯已经无法扭转,只会越来越根深蒂固。因此,及时快速的信息发布是在与时间赛跑,更是一场争夺信息先行发布地位的竞争。那些拥有强大的国内外新闻采集和通讯体系的国家,可以第一时间获得来自事发现场的图片和影像,并能最先了解事件的来龙去脉。信息的首发优势是极其明显的,可以让整个国家乃至整个世界的目光都集中在这个信息源头上,一场大事件或者大危机的信息发布就可能造就一个媒体的辉煌。而抢先发布信息的网络媒体也就拥有了主导相关舆论的优势,它们可以借国内外公众的持续关注引导舆论。在这种竞争中,如果一个国家的网络媒体失去优势,甚至根本没有参与竞争的资格,那么将是舆论安全的重大隐患。

  信息发布的充分性也十分重要。互联网本身就是海量信息的聚集地,网络使用者习惯了不缺少信息的生活状态。突发事件发生后,如果信息发布不充分,不仅将失去网民的关注和信任,也将导致谣言在网络中蔓延,以满足网民的猎奇心理,填补信息短缺的真空。谣言一旦产生,就需要更大气力去平息网络空间中的舆论安全挑战。那些由境外势力蓄意制造的谣言更具杀伤力,可以导致网络上群情激愤,进而引发政治上的不满。一旦网络空间这个“蓄水池”无法承受网民波涛汹涌的情绪,就必然会衍生为线下的激进街头运动,威胁社会稳定和政权安全。同时,信息发布还应当准确严谨。如果政府各个部门之间信息口径不统一,将冲击信息发布者的威信,使网民转而向其他网络媒体寻求更多信息。

  第二,信息流动。尽管网络中信息高速流动,但是信息流动过程中存在着不平衡性和安全风险。发达国家的主流网络媒体普遍关注本国政治经济和社会事务,对发展中国家的正面信息进行了一定筛选,或者索性无视之,而对那些负面信息则给予了畅通的通过性。这种不平衡性在西方网络媒体主导全球网络舆论的背景下显得尤为刺眼。西方世界的公众对发展中国家的偏见与此有着密切的关系。另外,互联网的开放不意味着也不应该是信息完全不受控制的流动,就连高呼网络自由的美国政府对于信息流动也进行着干预和控制(在维基解密事件中表现得非常明显)。一些人蓄意在网络中扩散恶意政治言论,滥用信息的上传、转发和评论的权利,宣扬颠覆政府的言论,冲击社会秩序,破坏国家的外交环境。(56)因此,信息在网络空间的完全自由流动相当于让网络空间成为无政府之地,在国家秩序之外任由一个不受约束的空间野蛮生长。

  第三,信息获取。面对遍布于网络空间的各种信息,网络使用者最终获取到何种信息也是一个安全问题。网络中林林总总的网站让人目不暇接,各种各样的论坛和群组更是让人没有时间和精力去追踪全部的信息。而且,网络中存在着越来越明显的同质化的倾向,即一个信息被反复在各种网络空间中出现。因此,久而久之,网民就会丧失甄别信息的主动性,网络空间变成一种彻底的注意力市场。凡是那些能够产生轰动效应,吸引公众眼球的网络信息,就会受到巨大的关注和广泛的讨论。一旦某些力量蓄意制造引爆网络舆论的虚假新闻,或者借某些社会矛盾将舆论矛头指向政治制度,将会使网民的注意力转移到这些信息上面,导致网民情绪的波动,影响舆论安全乃至政治稳定。此外,一些西方国家在别国的网络平台上扶植代理人,这些代理人利用社交新媒体等平台将目标锁定青年网民,以暗度陈仓的方式宣扬西方政治制度和价值观。除此之外,网民在接受某些与国际事件相关的信息的同时,也会产生各种应激反应。那些涉及领土、主权、国家声誉的国际争端会引发网民巨大的反响,甚至转化为现实的抗议运动和浪潮,直接影响国家间的安全关系和安全政策。

  网络信息的传递功能依赖于新闻传播体系和网络信息技术作为支撑。新技术将带来新的信息传播方式。网络社交媒体使网民形成了“大规模在线”的社交关系网,网民从社交网络上读取新闻和信息,本质上也是在进行信息的传播。(57)网络空间说到底是一种媒介,国家要依靠故事的叙述来赢得国内外的支持。如何将本国故事以喜闻乐见的方式在全球各种网络平台中进行讲述和传播,考验着一个国家的新闻传播能力。从政策制定者的角度看,不仅需要关注新闻传播的国内效应,更应当关注本国新闻网站在全球舆论中的地位和影响力,缺少强大国际传播力将使国家在舆论竞争中面临被动的局面。一个国家只有追随互联网发展的大势不断开发出网络媒体技术,不断革新现有网络社交媒体的功能,发现新的网络技术生长的空间,才能在激烈的互联网科技竞争中站住脚。

  2.网络文化产品的传播

  网络文化的传递功能还包括网络文化产品的传播。网络文化产品具有天然的对外扩散传播的属性。政府出于对文化推广的支持,会鼓励本国文化产品在网络上对外输出,既可以获得经济效益,也可以获得文化影响力。网站等媒体基于对市场的观察,会主动引进其他国家的电影、电视剧或综艺节目,以提高网站的点击率,赢得更多广告收入。网民出于对本国文化的自豪感和亲近感而愿意在网络上传播本国的文化产品。一些能够激起某种共鸣或者心理反应的网络文化产品会被网民自发地大量转发。另外,互联网作为传播文化产品的传播平台有其优势。信息技术使网络文化产品可以进行个性化创作,可以差异化地满足网民的文化需求。(58)韩国是重视网络文化产品输出的成功典范,从网络上的电视剧、电影、综艺节目到与偶像团体有关的网络影像,在亚洲国家具有广泛的影响力。“韩流”有韩国的“举国体制”作为支撑,韩国政府也有着利用网络新媒体的自觉性,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普及成为“韩流”的两大发展契机。(59)网络文化产品的传播包罗万象,既可以是一次传统节日的全球直播,也可以是制作专门网站向外国人宣传传统文化或者进行语言的网上教学,还可以是带有本国文化特质的手机上的计算机应用程序(APP)在世界范围的市场拓展(赢得更多海外用户),等等。除了政府和文化机构,各种民间团体和网民个体都可以促成网络文化产品的传播。只要突破语言的障碍,文化在世界各地是相通的,优秀的、有趣的和被网民喜闻乐见的文化产品很容易在全球范围广受欢迎。

  网络文化产品的传播带有显而易见的市场驱动的特征。网站关注点击率和广告收益促使网络媒体竭力去迎合网民的需求,网站会首要推送那些能够吸引网民眼球和创造点击率高峰的文化产品。但是一味追求商业利益会使某些庸俗、低俗、恶搞和色情的文化在网络中泛滥。因此,政府和规范这两个枢纽就需要发挥其角色和作用。政府需要对网络文化进行引导,对网络公司、组织和团体进行规制,遏制不良网络文化的盛行。同时,国内法律将惩处违法传播危害安全和公共秩序的文化产品的行为。

  毋庸置疑,西方世界在网络文化产品传播领域拥有绝对的优势和主导权。发达国家的音乐、影视产品、时尚文化以及各种网络应用软件在全球网络中居于领先地位。文化产业的力量对比关系到国家的文化安全。过度依赖外国文化灌输的国家将丧失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甚至在对外政策上也容易倚重于与某个国家之间的关系。此外,网络空间中存在着大量的因文化产品传播而引发的国际纷争。YouTube网站上的一段侮辱伊斯兰教先知的影片引发了伊斯兰世界从2012年以来长达数年的持续抗议,美国驻利比亚大使等数名外交人员在反美抗议所引发的暴力冲突中丧生。宣扬宗教、种族和民族仇恨的文化产品将使国家间关系陷入紧张状态,甚至将导致长期的政治仇恨。

  除此之外,网络中还存在着许多兜售分裂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甚至恐怖主义的视频影像、图书和文章。有的网上势力以“亲民”的形式向网民“传授”所谓的真相,有的还刻意对某些视频进行裁剪,并无所不用其极地夸大其词,博取网民关注。当然,还有由西方国家的政府和政客所支持的蓄意抹黑别国政治制度的视频,利用所谓的网络文化互动活动,鼓励其他国家的网民发布美化西方制度、丑化本国制度的视频。这些组织者和参与者都明知视频的偏颇性,也明知无法简单地通过这样的活动就改变别国的制度,其目的就是要尽可能多地影响一些缺乏判断力的网民,尤其是容易受激进思想影响的年轻人。

  (二)纠正功能:应对错误信息和越轨行为引发的安全难题

  纠正功能是指对来自网络的有损国家利益和形象的网络错误信息和煽动性言论进行纠正(包括曲解、谣言和偏见),通过主流新闻媒体批驳带有公共危害性的思潮、澄清事实并稳定公众舆论,回应国际舆论中不利本国的言论,通过政府和法律手段防控网络空间中的安全越轨行为。

  1.网络空间中的曲解、谣言、偏见及其纠正

  信息的冗杂使互联网中的曲解时有发生。一个成熟的网络文化有与之相匹配的新闻体系。当网络舆情中出现曲解时,网络新闻媒体可以全面地披露事实,以此纠正和消除曲解。曲解的产生源于在缺少事实和证据的情况下,对现象和问题做出武断的判定。一些曲解只是少数人的牢骚抱怨或偏颇的评论,无人响应将很快就销声匿迹。而有些曲解恰好迎合了网民的某些假定或者偏好,就有可能在网络中广为流传散布,这就需要网络新闻媒体以有理有据的信息、报道和评论来进行纠正。网络曲解大都与知识性和分析性的内容有关。因此,纠正的过程实际就是通过互联网向外界(包括外国政府、国际网民和其他网络行为体)展现事实的本来面貌,铲除相关误解产生的土壤,并依照事实进行客观的评述。网络曲解是国际安全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长期的曲解如果得不到澄清和破除,那么就容易产生国家间的战略担忧和安全上的疑虑、警惕甚至对抗。纠正网络曲解需要多方共同参与。政府在必要时要以官方的身份发布新闻或评论,向外界做出解释,阐明是非曲直。网络媒体和知识精英需要从信息传播和专业知识的角度,在网络上发言发声,进行深入的挖掘和剖析,让外界对相关问题有更加深度的认识和了解。普通网民也可以根据自己对事实的了解,通过各种网络论坛或者社交媒介发表看法,在与之有联系的普通网民群体中逐渐消除误解。

  网络谣言几乎涵盖了网络空间中的所有领域。谣言伴随着人类语言和思维发展的全过程,只要有语言交流的地方就可能有谣言产生。因此无论是网络上还是现实中的谣言都不是新奇事物。但是网络谣言的代价要比现实中的谣言代价更低,因为网络中的言论相对自由,网络使用者可以隐藏自己的身份。因此想要彻底消灭网络谣言是不可能的。网络政治谣言更具破坏力。它不仅可能是国内矛盾和斗争的产物,也可能是国际斗争的手段。(60)网络谣言不仅威胁国内社会秩序的稳定,也会造成国际安全方面的困扰。西方世界存在着一些专门的组织和团体,在网络上著书立说,发表政见,搬弄是非,针对中国制造网络谣言。比如关于新疆、西藏、香港问题,YouTube上出现过许多传播谣言的视频。网络谣言无法单纯依靠市场力量自行消化解决,而需要政府和规范力量的介入。政府需要以指令的方式遏制传播至本国网络媒体的谣言,严惩蓄意危害国家安全和颠覆政权的谣言制造者。2019年5月印尼大选后,国内出现抗议浪潮。印尼政府曾短暂限制了脸书(Facebook)、照片墙(Instagram)等社交网站和即时通讯软件WhatsApp的视频图片分享功能,遏制政治谣言以及仇恨和暴力情绪的蔓延。而对于那些不适用于国内法的境外势力,政府和相关机构、媒体和社会团体必须在网络媒体中予以回击和驳斥。听任国际舆论市场上的网络谣言侵蚀国家形象,将造成难以挽回的政治和外交损失。

  网络偏见是遍布于网络空间的文化现象。网络世界中的参与者和行为体之间都可能存在某些偏见。这些偏见需要长期的文化互动来消除。与国际安全相关的网络偏见,是国家之间或者集团之间的政治和文化偏见在网络上的反映。西方国家的网站和网络社交媒体上经常出现充满仇恨和偏见的“反穆斯林”标语和言论,甚至还有专门抵制穆斯林的论坛、网站和聊天站点,这些在网络世界中反穆斯林的个人和团体打着英语世界常见的“爱国主义”的幌子,将穆斯林妖魔化,甚至可能会诱发犯罪行为。(61)对与西方国家政治体制和文化观念迥异的国家进行贬抑,在西方网络空间中已司空见惯,实际都是网络偏见的反映。长期的政策和宣传导致西方网民也有类似的偏见。网络偏见是埋在大众心理中的一个隐形炸弹,在大部分时期不会产生特别明显的政治影响。但一旦发生某些矛盾、争执或者国家处于特殊时期(如选举、危机),这种偏见就可能会形成排山倒海的政策压力,影响外交决策和双边关系。网络偏见的纠正需要长期的政治疏导、外交沟通以及从个体、民间团体到官方的交流合作,也需要长期的对外网络宣传。

  2.网络空间中的安全越轨行为及其纠正

  从行为方式上看,网络空间中存在着一些违反法律和道德的行为,这里统称为越轨行为。这些行为因脱离了正常的社会行为准则和规范而造成安全风险。有些网络越轨行为实际是现实世界中的越轨行为在网络上的“翻版”,只不过借助了网络的外衣和利用了网络的快捷性和匿名性,比如网络诈骗和网络洗钱;有些则是在互联网出现之后才产生的新问题,比如黑客;有些则是把互联网作为新的工具和新的阵地,并且将网上和网下的行动进行整合,如网络恐怖主义和网络反政府运动。网络越轨行为有的是为了获取经济上的收益,有的是为了实现某种政治上的影响,有的则是为了产生某种轰动效应、发泄情绪和制造混乱局面。技术水平超群的黑客们有自己的黑客伦理或哲学,他们质疑权威、推崇信息共享,他们在网络中寻求耀武扬威。(62)当然,黑客在不同情形下有着不同的目的,比如窃取商业机密,篡改政府网站以泄愤等。

  Web2.0技术的出现让各种公民社会活动者有了另一种协调工具。(63)值得注意的是,公民组织中有一些具有危害性。互联网使一些对立的团体更加强大,让反政府的社会运动能够更有效地沟通和协调,政府曾经面对过多种新出现的媒体,面对互联网,政府也会进行自我防护,技术让政府可以进行追踪和监控。(64)互联网催生了新的组织和交往方式,这些方式被某些机构、团体和个人用来从事越轨行为。社交网站和即时通讯软件让越轨行为的组织和动员变得隐蔽而迅速,而且可以具有更强的跨国性,境内外势力的联合行动更容易开展,这无疑对网络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战。网络越轨行为的安全影响是多层次的,不仅包括人的安全、社会安全,也包括国际安全。西方国家在一些国家的网络空间中策划的反政府运动,实际上就是国家间的安全博弈,只不过西方国家找到了现实中的和虚拟空间中的政治代理人,并且凭借其网络媒体的整体优势,达到颠覆政权的目的。网络黑客的某些跨国攻击行动本身就是为了发泄对某些国家外交政策的不满,或者源于国家之间的民族、种族和宗教的仇恨。严重的黑客跨国攻击行为还会导致两国关系的紧张。网络犯罪和网络恐怖主义是全球安全的毒瘤,也是世界各国共同面对的国际安全难题。但是各国法律体制不同,对这些安全问题的界定有所不同,所面临的安全威胁的程度也不同,因此参与国际安全合作的意愿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别。

  网络越轨行为需要综合性地加以纠正。由于许多越轨行为是违法的或者游走在法律的边缘,因此法律规范这个枢纽在应对越轨行为方面起到核心作用。相对来说,市场这个枢纽对越轨行为的制约力很微弱,市场中的主体以逐利为主要目的,因此无法期望各种市场主体能够自发自觉地抵制越轨行为。政府是一个更突出的角色。各类越轨行为或者冲击着政府的权威,或者给政府的管理活动造成诸多的困境和难题。因此政府需要动用相关的执法机关来应对某些严重的越轨行为。当然,政府还需要站在战略的高度,维护良性和谐的网络环境,并需要思考这些越轨行为是否在本国国内存在着深刻的经济、政治、社会、宗教、民族、种族和文化根源。解决导致这些越轨行为的国内问题,才可以有效消除越轨行为的根源。传统文化价值观这一枢纽在纠正越轨行为方面也起到一定的作用。公众对一些行为有着不同的容忍度,这和传统文化价值观有关。西方国家因其个体主义和进攻性特质,对网络上的暴力内容更加开放,甚至对于美国文化中的暴力元素助推网络恐怖主义的蔓延亦有诸多批评。而在中国等一些亚洲国家,由于内敛含蓄的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影响,公众不容易接受网上暴力内容的肆意展示和扩散。这实际上也是发挥着纠正的作用。

  (三)塑造功能:建构符合安全需求的观念、行为方式和组织方式

  塑造功能是指理想的网络文化能够塑造观念(价值观、认知、认同感),以及行为方式和组织方式,网络文化的塑造功能以道德和事实为基石,并着眼于互联网作为工具的正当性和合法性;上升到外交层面,意味着国家在网络空间中需要维护国家利益,并同时遵从国际道义,为世界贡献增进道义的理念。

  1.价值观、认知和认同的塑造

  学术界存在着诸多关于政府与媒体之间关系的观点。有的观点认为,如果信息自由流动,那么公众可以做出理性的判断,真相会自动呈现,媒体应当扮演政府和民众之间的调节角色,这是美国政府比较倾向的一种对待媒体的哲学。(65)随着传播媒介种类不断增多,在一些人看来形成了冲击国家地位的“超媒体环境”。但是,媒体并没有削弱政府,政府却能适应新技术。(66)国家善于管控信息,敏锐的政府会筛选信息,威权国家则会控制网上政治行为。(67)互联网的产生,相当于在现实世界之外出现了一个虚拟的镜像。互联网的出现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政府在国内社会和国际社会的权威根基。

  当网络空间中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文化时,网络媒介就成了一个文化空间。一个国家成熟的网络文化是一个能够具有能动性的体系,可以依靠政府、市场、规范和传统价值观这几个枢纽的支撑和相互制约,塑造顺应时代发展和安全需求的价值观、认知和认同。

  网络价值观大体反映了实际生活中的价值观,当然也会有所不同。实际生活中,由于人们大都以真实身份进行活动,因此更会受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和法律的制约。网络的匿名性使网民内心中的一些隐忍的、负面的和秘密的情绪爆发出来。“网络共同体比线下的共同体在情绪表达方面周期要短一些。参与网络论坛和讨论小组的网民因为很少受当地社会规范的束缚,他们之间互动的速度更快,更加经常性地发表看法。”(68)

  因此,有时互联网中会呈现出比现实社会要激进的精神状态和情绪。网络空间中的价值观在总体上看与现实中相似,但是会带有一定的偏激色彩。互联网使人们更愿意参政,“网络强化了人们的自由精神、平等思想、权利意识和法治观念”。(69)由于网络空间中既有信息的快速流动,也有思想观念的激荡交融,因此网络价值观是各种观念、情绪、思潮和心理碰撞整合后达成的大体的共识。政府在其中发挥着一定的引导作用,鼓励积极的网络文化价值观的形成,规范和传统价值观两个因素则发挥着限制的作用,遏制超越人们接受度的危害网络价值观安全的观念的蔓延。网络文化就是在这种氛围和环境中被逐渐建构和塑造,并不是简单地反映政府意志,也不是单纯地野蛮生长。

  网络价值观在国际问题上的反映也大致如此。关于国际恐怖主义、贩卖人口、贩毒和走私的网络新闻会引起网民对相关肇事者的口诛笔伐,关于妇女儿童权利的网络信息则会普遍引起网民的同情和关爱,最不发达国家的国民生活的图片会让网民意识到国际发展的不均衡,那些关于国际冲突中的无辜伤亡者的视频、图片和文字会引发网民对战争和暴力的痛斥。长期积累而成的网络文化实际上为人们的心理大体划定了价值观的条条框框和基本轮廓。

  理想的网络文化体系中,各种机制各司其职,塑造着正确的认知。认知的正确与否可能在不同社会体系下有不同的理解,但至少符合伦理道德、事实真相和法律规范的认知是正确的认知,这一点能为大部分社会所接受。面对急速变动的世界和新事物的涌现,人们无法自觉地拥有对所有新事物的认知。身处网络文化之中,人们会受到来自网站、论坛、社交媒体以及不计其数的新闻和评论的影响,逐渐形成相应的认知。政府需要执政合法性,因此期望赢得信任的政府会倾向于推动正确认知的形成。市场需要观众规模,因此受市场机制左右的网络主体会倾向于推广更加符合潮流或者生命力更持久的认知。规范这一枢纽本身就是对正确与否的判断体系,也会让正确的认识得以强化,让错误认知逐渐丧失生存的土壤。传统价值观则是帮助人们从心理上更容易接纳符合传统价值观的正确认知。当然,这些枢纽的作用可能有各种例外情况。一些政府机构的不作为、一些贪图短期利益的市场行为、游离在规范之外的是非问题以及传统文化价值观无法涵盖的问题,都会导致认知的塑造方面出现偏差。在相当多的情形下,真相无法自己浮出水面。太多复杂的问题需要政府动用权力进行彻底调查,需要新闻机构进行全面报道。网络文化对认知的塑造在国际事务中具有持久的影响力。通过网络的知识普及和宣传,让人们了解到核武器和核战争的危险性、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性、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源、国际环保主义运动的诉求以及国际恐怖主义的危害等,这些认知将有助于人们理解国家的对外政策。

  网络文化能够塑造认同感。在互联网和认同之间的关系问题上存在着诸多争议。许多人认为互联网会削弱国家认同和文化认同,会让人们的认同感分散化和去中心化。应当承认,互联网可能会导致这样的问题,但互联网毕竟只是一个虚拟空间,进入这个空间的不仅有发挥离散作用的要素,也有发挥凝聚作用的要素。所以不能简单地判断互联网和认同之间就是对立的关系。成熟的网络文化体系有助于塑造国家认同和文化认同,如果一个国家的网络文化体系处于孱弱的雏形状态,那么这方面的功能就会非常孱弱。网络文化具有非常明显的宣传和同化效果。在一个国家发生重大的鼓舞人心的事件时(比如2008年北京奥运会),互联网会成为激发和凝聚人们爱国主义情感、民族自豪感和报国使命感的强大磁场,国家认同感在铺天盖地的网络宣传中被强力提升和巩固。在发生有关国家利益和荣辱的重大问题并引发网络关注时,网络文化也具有强化认同的效用。相关研究指出,网络媒体对南海仲裁案的报道,大大激发了网民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情感,强化了国家认同。(70)随着一国自身国家实力的增强和文化产品竞争力的提高,网络空间可以让本国的文化认同不断强化。当人们的视频网站账户中收藏的本国电视剧、电影和综艺节目压倒性地超过外国影音资源时,当网络音乐收听市场为本国音乐所主导时,文化认同感已经在网络中强势上升。

  2.行为方式和组织方式的塑造

  理想的网络文化将塑造网络行为方式和组织方式。网络是一个几乎无穷尽的空间,当网络使用者人数足够多时,网络就已成了一个不断创造着新准则和新方式的虚拟社会。人们愿意在互联网中寻找相似的他者,可以是基于兴趣爱好,也可以基于相似的政治倾向和宗教信仰。(71)互联网成为社会关系的一个新的建构空间。市场的枢纽在塑造行为方式和组织方式的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网络高科技企业正是瞄准了网络中的众多使用者及其生产和生活关系,才开发出了各种社交网站和即时通讯软件。这些科技创新把现实社会中的人际关系和组织网络在网络中反映出来,而且加以放大,人们只有突破地理空间才能达成的聚集和沟通,通过这些网络技术创新可以随时随地在网络上得以实现。但是在网络中存在着诸多具有破坏性的网络组织方式和行为方式。比如,公司之间为了商业利益的争夺,在网络上蓄意进行商业诋毁,以此抢占市场份额。国际犯罪团伙则会利用网络聊天工具主动接近网络技术专家并试图将其招募进团伙,他们还会在网站的技术团队中寻找技术专家的联系方式。(72)一些市民社会组织的活动者可能利用Web2.0技术绕过国家监管,共同表达对政府的不满。(73)一些网络大V(74)之间相互联络,组成舆论造势的团伙,在一位大V发出某条误导舆论或者完全虚假的炒作信息之后,其他大V立即予以转发,形成在短时间内的舆论声势,企图扰乱网络舆论秩序。

  在与国际安全有关的网络行为和组织方式问题上,也存在着诸多挑战。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在一些发达国家看来是对其领导权或全球格局的冲击,金砖国家机制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成立引发了发达国家的一些非议,“一带一路”倡议在世界各地拓展并取得成功,则常常被西方网站打上“债务陷阱”“新殖民主义”的标签。一些国家的政客、学术界和媒体在网络上刻意炒作所谓的“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和“新兴经济体崩溃论”。在香港“占中”事件中,美国和英国的政府和网络媒体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YouTube、Facebook等网站成为“占中”组织者宣传阵地,即时通讯软件则成为组织工具。西方媒体大肆美化“占中”运动中的所谓领导人物。2018年3月爆发的Facebook用户数据泄漏事故表明,网络公关公司在获得了网民信息之后,可以以“微定位”的方式向其推送网络信息、新闻报道和评论,影响其在选举等问题上的政治立场。

  理想状态下的网络文化体系可以向网络使用者和参与者传播互联网的精神,即网络使用的正当性和合法性。互联网虽然是虚拟空间,但也是人类生产生活的空间维度之一,也应当符合公认的基本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政府可以向国家内部和向全世界宣传互联网的正确使用方式和使用道德,对毫不顾及道德而损害他者利益的行为予以谴责。市场注定会淘汰逆社会道德而动的行为方式,而规范本身就是一道防火墙,传统文化价值观则可以让公众对有违道德规范的行为和组织方式深恶痛绝。新技术的产生和应用本身就是更高程度文明的象征,而不是也不可能是重返蛮荒时代的工具,这种塑造过程是网络文明逐渐进化的过程。

  四、网络空间软实力

  软实力和硬实力都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硬实力是指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等相对有形的物质力量,比如军事武器装备和兵力、经济规模、国土面积和人口等。软实力则是文化、价值观、制度、理念、政策的吸引力、同化力和感召力。简而言之,就是不使用武力和强迫手段而让他者产生亲近感和敬服感,并愿意支持、尊重、听从或者追随他者的主张和动议。自从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学者约瑟夫·奈(Joseph Nye)提出软实力概念之后,关于国家综合国力的这种软硬二分法就开始流行起来。应当说,这是一个富有远见的概念创造。冷战结束后,美苏那种剑拔弩张的核对峙消失,核武器的巨大伤害力也使有核国家以异常谨慎的态度对待核武器的使用。经济、科技和文化要素的地位开始上升。从20世纪末至今,国家发展重心普遍向经济增长、科技创新和文化发展等方面转移。当然,不排除少数国家依然以军事斗争和军事力量作为压倒一切的首要目标。全球化时代不断出现的各种非传统安全挑战和日益增多的非政府组织和次国家行为体,也使国家不得不学会利用软实力来强化外交质量。网络空间软实力是软实力在互联网虚拟空间中的投射,既包括国家网络空间本身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也包括国家将网络空间应用到外交领域所带来的价值观和政策感召力的拓展。网络空间软实力已经引起国家的兴趣和关注。比如有研究指出,以色列政府就特别强调基于软实力的网络外交的重要性,以及“网络魅力攻势”对提升以色列全球吸引力的作用。(75)人们意识到越来越多的问题无法通过战争和军事打击来解决,甚至动用军事力量反而让问题更加棘手。相比硬实力而言,软实力在网络空间中的地位变得更加突出,基于合法性等要素的软实力战略比以武力相威胁的战略更为有效。(76)

  国际安全视角下的网络文化与国家软实力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互联网是国家间进行较量和竞争的虚拟空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着发展鸿沟,那些拥有得天独厚信息优势的国家是互联网世界中的佼佼者。互联网并不偏爱弱小国家,世界上各个国家在互联网应用方面存在差距,互联网给它们带来的收益也大不相同,总体来看是富者愈富,强者愈强。(77)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若想在这种局面下获得发展空间和机遇,就必须下大力气打造属于自己的核心技术,站在网络信息革命的潮头,同时重视培育网络文化,为国家软实力的增长注入新动力。网络文化的强弱优劣关系到软实力的发挥。一个国家如果能生产具有巨大市场号召力的文化产品,那么将保护本国文化不受外来文化的安全冲击,同时可以将本国文化以合理的途径向外传播,使国家软实力在全球拓展。当越来越多的外国公众发自内心地喜欢一个国家的网络文化产品时,这种软实力将会带来不言而喻的外交优势。拥有强大信息科技产业的国家,不仅在信息领域更加安全,也将拥有相应的全球科技话语权,对全球科技领域的议程设置、规则规范的制定和倡议理念的提出有重大影响力,这也是软实力的一部分。在网络新闻中,如果能够强有力地掌控舆论主导权,并在全球舆论的大潮中宣扬自身的政策主张和理念,澄清事实,反驳有损国家形象的蓄意歪曲的言论,那么将会拥有影响国际舆论的软实力,这对于国家安全具有重要的价值。如果一个国家的主流网络意识形态强劲有力,网络治理井然有序,就可以让那些利用网络空间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势力没有开疆拓土的空间,以雄厚的软实力迎接来自别国软实力的挑战是捍卫意识形态安全的唯一途径。网络空间软实力是信息化、数字化时代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将成为未来国力竞争的焦点领域。

  软实力建设并不是要搞自我封闭,抑或进行软的“冷战”,而是要维护国家安全,拓展国家的国际影响力,提升在全球范围的话语权。约瑟夫·奈提出,那些主流文化价值观与全球规范更接近、拥有多种交流渠道以及在国内和国际层次上表现出色的国家,将会获得更大的软实力,美国有这些优势;(78)在全球信息时代,美国的文化优势(民主、人权、开放和言论自由)将促进其软实力的增加。(79)也有美国学者提出,“互联网和网络空间由美国创造,反映美国价值观,美国在政策制定上应当珍惜这一发展软实力的机会,务必不能浪费这一千载难逢的国家优势”。(80)事实上,包括网络空间在内的各个领域中的全球规范大都是由美国等发达国家主导制定的,许多领域的规范在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尚未参与制度之前就已经完成了主要制度框架的构建。因此,全球规范当然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价值观和偏好相近。但是这不意味着国际规范无须修改,随着全球问题的不断演化和各种新态势和新问题的出现,国际规范的重组修订不可避免。发展中国家完全有理由根据自身的国情和诉求参与国际规范的重构进程。当前全球网络文化的规则、规范和倡议基本都是发达国家之间协商的产物,网络空间的制度建构也是发达国家主导的。不断增强在网络文化治理的国际制度中的发言权和引导议程设定的影响力,将会提升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软实力。学习发达国家网络文化发展的某些成功经验,将有助于增强发展中国家的网络文化治理的效力,提升网络文化的整体质量和稳定性,使之成为国家软实力的富有生机活力的组成部分。同时,保护好本国的“网络文化边疆”,使本国的网络文化不受外来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严重侵扰,使之能够满足国民的精神需求并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紧迫任务,也是国家软实力建设工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软实力的建设既需要现实生活中各个文化和价值观领域的进步,如文学、艺术、教育、媒体、影视等,也需要网络空间中的文化进步。一部优秀的影视作品或者文学作品如果在世界各国的网络中被翻译并分享,将有助于提升国家的软实力,能引发全世界各国网民共鸣的故事是最好的民间层次“外交”。它们可以让一些外国公众因此而更愿意了解这个国家。一个制作精良的综艺节目可以让众多国家争先购买版权并引入到国内,成为全民的文化大餐,这本身就是软实力的体现。软实力一旦发挥作用就会较长时期地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心理和偏好。当然,被全球互联网中广泛传播的负面文化产品(比如,极端的或引发巨大争议的视频影像)将严重损害相关国家的形象,削弱国家软实力。

  (一)以信息传播和文化内容为基础的网络空间软实力

  软实力意味着吸引和说服的能力。在国际舞台上,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性日益明显。拥有强大软实力的国家,可以动用宣传和舆论的力量赢得众多支持者,引导全球舆论的方向,并且可以因其高质量的文化产品而吸引全球各国公众,在外国公众心目中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从而为推行外交政策、建立更牢固的双边关系以及提升全球地位创造更有利的环境。

  软实力的培育离不开网络信息传播力。一国的网络新闻通讯机构、门户网站、政府新闻网站以及各种社交网站应当成为公众获取充足的新闻信息的主要渠道。新闻市场中如果缺少国家网络媒介,就会被外国网络媒体所占据和填充。在国际层面上,一国的网络机构和媒体要有能力将本国的动态信息以各种语言传播到众多国际网络媒体之中。国际舆论是一个更大的信息市场,发言权、话语权和舆论操控权的争夺十分激烈。一个国家没有在国际舆论中进行信息传播的实力,那么其软实力就是非常有限的。

  冲突和战争虽然是硬实力的较量,但是软实力也发挥着不可小觑的作用。当然这种软实力的使用是冲突状态下的极端例子。在1999年科索沃危机中,美国和英国等媒体利用网站迅速将空袭动态传播到全世界,并在互联网中以“人道主义”的姿态对科索沃难民的状况进行报道,甚至发起网络募捐,但是几乎不提及空袭所带来的难民问题。(81)尽管西方国家屡试不爽地借用软实力来谋取不光彩的战略利益,但这个事例对发展中国家是一个提示:信息传播力可以夯实国家软实力,国家如果没有网络新闻机器在全球层次上运转,那么所有的故事都将由其他国家所讲述。对于世界各国的公众来说,花费大量时间辨别新闻报道的虚实和背后的政治动机是不现实的。在使用互联网时,何种新闻被推送到他们眼前,何种新闻在他们对某个问题或事件感兴趣时更容易检索到或者浏览到,那么这些新闻就会构成他们理解问题和事件的主要信息基础。因此,谁的声音被网民听到,谁就具有了影响网民判断和心理的软实力。

  网络空间的软实力竞争在很大程度上以互联网科技为主要依托。有学者做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国家软实力竞争的新指标就是指甲大小的半导体芯片的存储容量。(82)信息技术的霸主拥有实力强劲的互联网高科技产业。比如美国的微软、谷歌、雅虎、脸书、推特、思科,等等。这些高科技企业虽然并非与美国政府的政策完全一致,但为美国的网络空间软实力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2009年伊朗大选过程中,西方国家介入其中,伊朗政府驱逐了一些西方国家的记者并限制外国记者采访。外国记者们利用网络社交媒体获取信息素材并继续撰写新闻稿件。(83)美国凭借Windows操作系统和网络空间中的规则,设定了美式标准。(84)网络集聚(online concentration)效应在美国网络文化中十分明显,“赢者通吃”成为美国网络产业发展的最终归宿。比如网络图书销售领域,亚马逊的地位坚如磐石,在线新闻领域,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和《纽约时报》等早已深入人心。(85)意识到网络高科技企业的战略重要地位,巴西大力鼓励本国网络科技企业的发展,截至2019年初,以数字支付企业New Era of Networks(Neon)、网络信贷公司Credita和网络医疗公司Dr.Consulta等为代表的一批网络高科技企业已经形成支撑巴西经济社会发展的网络架构,服务于国民生活的各个领域,一些公司的业务开始向拉美地区拓展。未来世界的综合国力较量依然是以高科技产业的竞争为主,信息技术和网络科技创新将为国家软实力的增强提供驱动力。

  (二)以外交劝说和外交质量为基础的网络空间软实力

  国际安全语境下的网络文化的纠正功能反映在软实力的建设上,就是要强化外交劝说和外交质量(外交的专业素养、艺术和智慧)。面对网上负面信息和舆论,外交劝说和外交质量显得尤为关键。外交劝说就是要在网上和网下针对网络上的曲解、谣言和偏见进行外交宣传和劝导。政府对政府的外交劝说是很常见的外交活动。网下的劝说活动可以通过多种多样的形式: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部长或者高官可以在多边或双边的场合进行外交劝说;国家还可以动用其报纸、电视和广播等官方新闻喉舌进行外交政策的宣示,纠正某些虚假的、歪曲的、煽动性的或危害国家形象和安全的言论;一些民间团体也可以通过相关的国际交流活动发挥外交劝说的作用。政府对公众的外交劝说主要就是公共外交。传统的外交官在国际舞台与外国政府代表周旋,而公共外交则直接指向外国公众,以促进本国战略目标的实现。(86)公共外交是由政府、与政府有关或者政府支持下的机构所开展的旨在影响其他国家公众的外交活动,“目的是在相关国家的公众中间尽可能地创造一种有利于本国政策被理解和接受的氛围”。(87)公共外交是传统的政府与政府之间的外交形式的重要补充,既是一种日益受关注的外交劝说方式,也是提升外交质量的一个的新途径。针对网络文化所牵涉的国际安全问题,公共外交可以有针对性地劝说相关国家的公众。比如,在外交数字化的浪潮下,大使可以通过网络公共外交向驻在国的网民展示本国的文化价值观,与网络空间中的舆论制造者(opinion-maker)建立联系,塑造国家形象,影响网络追随者的观念。(88)由知识精英、专家学者、退休官员等组成的第二轨道组织是公共外交的一个重要主体,他们可以凭借其专业素养与对方国家的政府或者第二轨道组织进行战略对话、学术研讨和合作,可以澄清意图,减少误解,改变部分群体的偏见。第二轨道组织还可以利用传统媒体发表文章、接受访问或者参与公共讨论的节目,借此对其他国家的公众进行外交劝说。网下的传统外交和公共外交的劝说活动一旦取得效果必然会反映在网络舆论之中,是应对纠正网络中不利的信息传播的基本手段。

  网上的外交劝说在形式上有所不同。政府可以通过在网上发布官方的文件和声明来纠正一些网上负面言论,也可以通过政府新闻网站发布新闻报道和评论,从而影响外国政府。网络公共外交是外交劝说的新方式。网络为外交人员与网民密切联系提供了一个新的渠道。网络公共外交就是利用互联网影响外国公众并让他们对本国产生好感和亲近感,让本国政策得到更多的理解,可以更好地贯彻,让本国的文化有更多的受众并产生吸引力。比如,本国的驻外使馆可以在社交网络中设立官方账号,并发布相关的签证、旅游和历史文化介绍方面的信息,为所在国公众提供信息帮助并让他们更好地了解本国,这就是典型的网络公共外交。美国政府的数字拓展小组成员有自己的脸书、推特、摄友会和优兔账号,他们直接针对中东国家的网民,在中东国家的论坛上发布消息,影响网民态度。(89)社交网络让政府和外交政策执行部门可以倾听网民的声音,做出回应,甚至介入到网络舆论中。借助这种数字外交,国家和城市可以营销自己的“形象名片”,提升在国际社会中和全球网民中的软实力。(90)不过,对于美国来说,在网络空间中的活动远非施加舆论影响这么简单。美国在中东国家的网络空间中从事了大量干涉别国内政的活动,干扰选举,影响政局,挑唆舆论,激化社会矛盾,最终促使政权垮台。对于其他国家来说,需要借鉴美国网络外交中合理利用网络媒体进行外交劝说、解释澄清和正当宣传的那些部分,但对于美国过度使用网络作为干涉工具的做法则应当予以批判和警惕。网络越轨行为经常引发国家间的外交争议,比如黑客的跨国行动,需要国家在网络空间中澄清纠正,通过外交手段让问题和矛盾得到化解,不影响双边关系的大局。由于网络越轨行为相对较为复杂,牵涉范围甚广,对国家在网络外交的质量提出了更大挑战。第二轨道组织或者智库可以在网上发表研究报告,澄清事实和纠正错误观念。网络上的专业组织和民间团体可以利用各种网络平台发声,化解信息传播中的误解和曲解,并改变某些文化偏见。虽然普通网民个体的单独行为较难对外国公众产生劝说作用,但是网民所形成的舆论浪潮则会被外国媒体和公众感知到。

  (三)以国家利益和国际道义为基础的网络空间软实力

  网络空间软实力由国家所塑造,也必将服务于国家利益。网络和网络安全战略是多元的,国家根据对自身需求和利益的考量感知和评估网络空间中的安全挑战,不同的政治文化导致不同的网络空间政策。(91)美国将自身对利益的认知和偏好强加给其他国家,试图将是否“美国化”作为道德判断的基础。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美国的互联网文化似乎被视为一种标准,美国政府成为这种标准的“掌门人”和“法官”,掌握着生杀予夺的权力,以是否达到美式标准评判其他网络文化的优劣和成败。(92)互联网可以成为推动外交的一个媒介,但如果将其作为向全世界发号施令、推动民主化浪潮和干涉别国内政的政策工具,就会遭到各国的抵制,反而损害软实力。如果将国家利益至上主义奉为圭臬,践踏他国利益,那么这个国家将会成为矛盾和纷争的制造者。约瑟夫·奈曾告诫美国政府,信息化时代虽然有利于美国,若要维护和运用好软实力,需要“避免傲慢和支持被其他国家所敬佩的价值观”。(93)他还提出,美国政府不应该沉迷于对“霸权”和“单极”的追求,不应该专注硬权力的使用,也不应该被旧式的均势政治所蒙蔽。(94)美国的网络外交固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实现了一些国家的政权更迭,但是并没有给这些国家带来和平,反而引发了更多的社会矛盾和国际矛盾。

  以国际道义为基础的软实力要求政府不仅在国内推动积极的文化价值观、认知和认同的形成,成为受本国公众和外国公众理解和尊重的政府,同时也要在国际层次上推动符合道义的价值观的传播。在互联网时代,国家要维护自身的网络安全和政权安全,推动本国网络价值观的构建,对那些网络空间中的不道德行为进行回应和谴责,对违背法律的行为进行打击,并利用各种网络传播平台向外界展示互联网使用的正确理念;同时也需要利用网络渠道向世界发声,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进行批驳。全球互联网治理制度的公平和道义应当被重视,它们不应成为少数国家垄断规则、打压别国和操纵舆论的工具,制度改革应以代表性、普惠性和共享性为方向。是否有能力在网络空间中提出新理念和新倡议并加以广泛传播是一个国家网络空间软实力的体现。网络空间中不缺少信息,但是缺少能够为全球各国和各种行为体所共同认可的价值观和理念。率先提出并践行新价值观和理念的国家一旦得到众多国家的响应,就拥有了在某一领域引导和号召其他国家的软实力。此外,在国家的网络空间中,那些具有世界主义意义的道义问题应当被重视(全球反贫困、灾难的国际援助、环境和生态危机,等等),通过网站、视频、网络文章和影视作品向本国公众和外国公众讲述故事、传播理念、赢得更多国家公众的支持,展示一国的政府和社会在道义问题上的努力和进展。除了政府和网络媒体,知识精英、意见领袖和专家技术人才也应当广泛参与符合国际道义的价值观的塑造。国家利益和国际道义相辅相成,不可顾此失彼:一个国际利益尚且被蚕食殆尽的国家或者一个政局动荡的国家自身就会缺乏为国际道义努力发声的能力;一个只顾本国利益的利益至上主义的国家,不仅将引发抵制的声浪,也将为过度自利行为失去道义支撑而付出外交代价,损害其国家软实力。

  网络文化不是单纯的文化现象和问题,而是具有深刻的国际安全内涵。理想的网络文化是一个能够维系自身运转、净化和完善的体系。从国家安全的视角看,理想的网络文化拥有三个与安全相关的功能:传递功能、纠正功能和塑造功能。这三个功能分别对应三种类型的软实力:以信息传播和文化内容为基础的网络空间软实力、以外交劝说和外交质量为基础的网络空间软实力、以国家利益和国际道义为基础的网络空间软实力。在移动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新兴网络信息技术高歌猛进的当今时代,网络文化将迎来一个井喷式发展的新时期,网络空间软实力将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一个新指标。

  在网络空间中有许多典型的安全难题值得关注,包括网络谣言、网络暴力、网络意识形态渗透、网络反政府运动、网络黑客、网络恐怖主义、网络跨国犯罪、网络泄密等等,但是越来越多的新挑战正在浮现。2018年以来,美国政府对中兴和华为等中国高科技企业进行打压,Facebook用户信息被网络数据分析公司非法获取并用于干预网络舆论,都证明网络空间已经远远超越了传播媒介和社交媒介的范畴,成为一个关系到国家发展和国际权力变迁的国际安全博弈的新空间。这些安全难题不再是单纯的安全议题,仅从安全挑战本身进行技术分析和政策分析无法全面理解这些问题对网络空间的发展形态和国际安全所造成的冲击。这些安全难题涉及深层的文化形态和文化观念。国际安全视野下的网络文化与软实力建设密切相关。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的发展中大国,网络空间的文化发展正处于一个上升期和活跃期,以国际安全的高度审视中国的网络文化并培育中国网络空间软实力,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中国不仅成为世界经济中的高质量巨型市场,也是网络空间中极具活力的广阔市场,中国的网络文化发展坚持走政府规制和市场激发的道路,逐渐形成了具有一定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网络文化,在网络文化产品、互联网经济、网络信息技术、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网络新媒体、网络舆论和意识形态以及网络政治发展和网络倡议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但是中国还需大力提升其网络空间软实力,以与其世界大国的地位相匹配,打造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网络文化产业集群、媒体集群、网络高科技企业集群,参与全球网络空间共治,提升网络空间制度、规范、规则、道义和价值观方面的全球号召力,使网络空间成为实施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和助推中国迈向世界舞台中心区的新空间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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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季萌:《新媒体外交:理论·战略·案例》,载《对外传播》2009年第10期,第50页。

  (53)Daniel W.Drezner,"Weighing the Scales:The Internet's Effect on State-Society Relations," Brown Journal of World Affairs,Vol.16,No.2,2010,p.41.

  (54)George Michael,"Disturbing Trends in Lone Wolf Terrorism:The Convergence of Mental Illness,Marginality and Cyber Radicalism," Skeptic,Vol.22,No.1,2017,pp.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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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Daniel W.Drezner,"Weighing the Scales:The Internet's Effect on State-Society Relations," Brown Journal of World Affairs,Vol.16,No.2,2010,p.34.

  (64)Jonathan Kirshner,"Globalization,American Power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Vol.123,No.3,2008,pp.380-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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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Daniel W.Drezner,"Weighing the Scales:The Internet's Effect on State-Society Relations," Brown Journal of World Affairs,Vol.16,No.2,2010,pp.31-32.

  (68)Janusz A.Hoyst,"Introduction to Cyberemotions," in Janusz A.Holyst,ed.,Cyberemotions:Collective Emotions in Cyberspace,Cham,Switzerland:Springer,2017,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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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Yair Amichai-Hamburger,"Effects of the Internet on Our Social Lives," in Gustavo Cardoso,Angus Cheong and Jeffrey Cole,eds.,World Wide Internet:Changing Societies,Economies and Cultures,Macau,China:University of Macau,2009,pp.535-536.

  (72)Peter Warren and Michael Streeter,Cyber Alert:How the World is Under Attack from a New Form of Crime,London:Vision Paperbacks,2005,p.36.

  (73)Daniel W.Drezner,"Weighing the Scales:The Internet's Effect on State-Society Relations," Brown Journal of World Affairs,Vol.16,No.2,2010,p.40.

  (74)大V,即Very Important Person(VIP)的简称,是指在新浪、腾讯、网易等微博平台上获得个人认证,拥有众多粉丝的微博用户。由于经过认证的微博用户,在微博昵称后都会附有“V”的图标,因此,网民将这种经过个人认证并拥有众多粉丝的微博用户称为“大V”。

  (75)Dmitry(Dima)Adamsky,"The Israeli Odyssey toward Its National Cyber Security Strategy,"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Vol.40,No.2,2017,p.124.

  (76)Kris E.Barcomb,"From Sea Power to Cyber Power," JFQ:Joint Force Quarterly,No.69,2013,p.80.

  (77)Mauro F.Guillen and Sandra L.Suarez,"Explaining the Global Digital Divide:Economic,Political and Sociological Drivers of Cross-National Internet Use," Social Forces,Vol.84,No.2,2005,p.697.

  (78)Joseph S.Nye,Jr.,"The Information Revolution and American Soft Power," Asia-Pacific Review,Vol.9,No.1,2002,p.70.

  (79)Joseph S.Nye,Jr.,"The Information Revolution and American Soft Power," Asia-Pacific Review,Vol.9,No.1,2002,p.73.

  (80)Jason Healey,"A Non-State Strategy for Saving Cyberspac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70,No.1,2016,p.17.

  (81)季萌:《新媒体外交:理论·战略·案例》,载《对外传播》2009年第10期,第49-50页。

  (82)Wilson Dizard,Jr.,Digital Diplomacy:U.S.Foreign Policy in the Information Age,Westport:Praeger Publishers,2001,p.166.

  (83)Daniel W.Drezner,"Weighing the Scales:The Internet's Effect on State-Society Relations," Brown Journal of World Affairs,Vol.16,No.2,2010,p.34.

  (84)Joseph S.Nye,Jr.,Soft Power: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New York:Public Affair,2004,p.42.

  (85)[美]马修·辛德曼:《数字民主的迷思》,唐杰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74页。

  (86)Christopher Ross,"Public Diplomacy Comes of Age,"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Vol.25,No.2,2002,p.75.

  (87)Walter R.Roberts,"What Is Public Diplomacy? Past Practices,Present Conduct,Possible Future," Mediterranean Quarterly,Vol.I 8,No.4,2007,p.45.

  (88)Ilan Manor,The Digitalization of Public Diplomacy,Cham,Switzerland:Palgrave Macmillan,2019,p.292.

  (89)Lina Khatib,William Dutton and Michael Thelwall,"Public Diplomacy 2.0:A Case Study of the US Digital Outreach Team," The Middle East Journal,Vol.66,No.3,2012,p.453.

  (90)相关访谈和论述参见Andreas Sandre,Digital Diplomacy:Conversations on Innovation in Foreign Policy,Lanham:Rowman & Littlefield,2015,p.72。

  (91)Cosmina Moghior,"The Political Culture in the Cyberspace:Profiling the Cyber Security," Europolity,Vol.12,No.1,2018,p.41.

  (92)Mary McEvoy Manjikian,"From Global Village to Virtual Battlespace:The Colonizing of the Internet and the Extension of Realpolitik,"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54,No.2,2010,p.392.

  (93)Joseph S.Nye,Jr.,Soft Power: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New York:Public Affair,2004,p.32.

  (94)Joseph S.Nye,Jr.,"The Information Revolution and American Soft Power," Asia-Pacific Review,Vol.9,No.1,2002,pp.61-62.

作者简介

姓名:刘兴华 李冰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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