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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社会对中俄关系的认知演进——以“全俄中心”民调数据为依据
2021年01月13日 11:21 来源:《俄罗斯研究》,2020年第6期 作者:曲文轶 字号
2021年01月13日 11:21
来源:《俄罗斯研究》,2020年第6期 作者:曲文轶

内容摘要: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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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摘要:本文主要以俄罗斯知名民调机构“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的涉华民调为依据,分析了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社会对中俄关系的认知演进及其影响因素。主要结论如下:(1)20世纪末、21世纪初,尽管总体上俄罗斯社会已经形成了对华友好认知,但“威胁论”也有一定的市场,并且伴随中国经济崛起,在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前还有所增强。乌克兰危机则成为分水岭,2014年后,俄罗斯社会对华友好的主导格局得以形成,消极认知大幅下降。(2)俄罗斯社会对中国经济角色的认知,也因乌克兰危机发生了巨大变化,由廉价商品和劳动力的供应者,转变为取代西方的优先经济伙伴。但俄罗斯人对中国参与远东开发和劳工移民仍心怀疑虑,对中国商品质量低劣的“刻板印象”还广泛存在。(3)俄罗斯社会对华认知与角色定位,受制于俄西关系以及中国崛起这两个变量,前者作为一阶约束条件存在,后者的影响取决于俄与西方关系这一外在环境的性质。(4)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中国威胁论”大大减弱,但莫斯科和圣彼得堡这两个政治经济中心却继承了衣钵,成为新的传播中心,需要加以关注。

  关键词:俄罗斯民意;中俄关系;对华认知;俄罗斯远东;乌克兰危机

  作者简介:曲文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教授。

  项目基金: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形势下全球价值链重构对国际经济权力转移的影响及中国应对策略研究”(项目批准号:20&ZD143)的阶段性成果。

 

  自1922年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出版《公众舆论》(PublicOpinion)起,舆论和观念对于外交政策制定的影响,就成为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俄罗斯是我国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在我国对外战略中占据特殊地位。俄罗斯社会如何看待中俄关系,不仅关涉俄方对中国的角色认知,而且对俄罗斯人认知自我与判断其国家的未来发展,包括对外政策的制定,都会产生影响。因此,厘清俄罗斯社会对中国的意图和期待,了解俄方对中俄关系的认知倾向和发展趋势,对于我们正确认识自己、进行理性的自我定位和表达,进而制定科学合理的外交政策具有重要意义。

  一、文献综述

  有关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社会对中俄关系的认知变迁,专门的研究比较少,一些相关的讨论多散落在有关“在俄中国形象”的文章和著作中。“在俄中国形象”是个广泛的概念,主要涉及俄罗斯人对中国内政和治理经验、以及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认知,关于中国与外部世界互动的评价也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并非研究重点。换言之,关于他者形象的研究,主要关注他者本体或其内部事务在外部世界的投射,较少涉及他者与自我的互动关系。另一方面,对他者与自我关系的评价,尽管与对他者本体的看法相关,但并不完全受后者支配,因为后者更多受评价者的主观偏好影响,而前者主要由评价者对国家利益的认知所决定。俄罗斯学者拉琳娜的研究发现,俄太平洋沿岸居民对太平洋邻国与俄罗斯关系的评价,与他们对邻国本身的评价和喜好程度,并不完全一致。[1]

  梳理文献可知,早在17世纪就有俄国人发表著作,描述他们眼中的中国形象,但很长时间里并无专门著作研究俄国人对中俄关系的认知问题。苏联解体后,中俄关系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但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这一话题并未受到学界关注,直到90年代中后期才开始有专门的研究成果发表。截至目前,相关讨论主要围绕三个紧密相关的主题展开。

  (一)对中俄政治关系的认知及影响因素

  亚历山大·卢金(AlexanderLukin)和帕拉多恩·朗西马彭(Paradorn Rangsimaporn)对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俄罗斯社会关于中俄关系的认知进行了研究,结论比较一致:到20世纪90年代末,在现代俄罗斯人中间已经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对华友好认知,但“中国威胁论”也大有市场。朗西马彭指出,俄罗斯精英对中俄关系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美国因素影响,俄中“战略伙伴关系”是在打“中国牌”,以对抗美国日益增长的全球影响力,与此同时,许多外交政策精英仍对中国抱有疑虑和恐惧。[2]卢金指出俄罗斯社会在对华政策上存在分歧,有人将中国视为平衡西方的工具,也有人将其视为主要的危险。此外,“威胁论”在远东地区被渲染得更为厉害,是因为当地政府利用其与联邦政府进行政治博弈。[3]

  进入21世纪,伴随中国经济迅速崛起,相关研究开始增多。徐翀利用个别年份数据,研究了俄罗斯人对中国敌友关系的态度[4];郭小丽引用俄罗斯社会学调查和学者的研究成果,描述了21世纪前十年俄罗斯社会在中俄关系认知上的积极变化。[5]国外学者重点研究了中国崛起背景下俄罗斯人在对华政策认知上的分歧。什拉彭托赫(Vladimir Shlapentokh)描述了21世纪初俄社会对中国态度的矛盾性,指出各阶层的俄罗斯人都愿意将中国视为友好邻国,但同时对这个亚洲巨邻心存恐惧。其文章特别关注美国因素对塑造俄精英阶层涉华态度的作用:虽然一些具有强烈反美倾向的精英将中国视为主要盟友,但其他精英则视美国为可以帮助俄罗斯保护领土不受中国侵犯的唯一力量。[6]索洛门采娃(Anastasia Solomentseva)通过考察俄罗斯三个群体(政治家、科学家和普通公民)对于中国崛起及其对俄影响的认知,得出的结论是:俄罗斯社会关于对华政策有三类不同主张,第一类是亲华派,他们把这个亚洲邻国视为全球舞台上至关重要的战略盟友;第二类在战略三角框架下看待中国崛起,主张与中国适度合作,同时继续与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互动;第三类将中国看成一个潜在威胁。此外,尽管这三类人在总体对华政策上存在分歧,但也有显著的共性:都认为中国移民进入远东和西伯利亚对俄而言是威胁,并建议尽一切可能发展这两个地区,使它们融入亚太空间这一21世纪国际政治的主要舞台,以化解来自中国的威胁。[7]

  2014年克里米亚事件,致使俄罗斯与西方关系急剧恶化,却让中俄两国关系迅速升温。2014年后发表的成果,普遍注意到了俄罗斯社会对华态度的变化。许华从精英视角梳理了俄政治和知识领袖的态度和观点,提出俄罗斯对中国从不够重视到更加倚重,是国际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的结果。[8]王文和张婷婷主要通过摘取文章观点,认为俄罗斯社会对华认知近几年出现了极大改善。[9]沈莉华等对乌克兰危机以来俄文媒体的涉华报道进行了梳理,指出近些年俄罗斯社会对华认知在改善的同时,也存在着不和谐之处。[10]

  (二)对中俄经济关系的评价

  祖延科研究了俄罗斯社会对中国在俄境内,尤其是与中国毗邻地区投资活动认知的演变,发现过去20年俄罗斯社会对于中国投资活动的认知发生了显著变化:从渲染中国威胁转向更有建设性的态度,特别是俄罗斯边境地区的居民对中国的认知更加务实。[11]沈莉华等梳理了俄专家对于中俄合作,尤其是远东和北极合作的看法,指出俄罗斯社会对中国投资和对华经济合作存在消极评价。[12]对远东问题的研究很多涉及的也是中俄经贸合作问题。

  (三)对远东问题的认知及其对政策主张的影响

  远东问题是俄罗斯社会对中俄双边关系认知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有时对远东问题的看法甚至决定了俄罗斯社会的总体对华态度。

  沃斯克列先斯基(A.Voskressenski)研究了俄罗斯国内在远东边界认知上的差异及其对中俄两国关系的深远影响,以及俄精英在发展对华合作方面的矛盾心态。[13]科诺诺夫(С.В.Кононов)通过分析俄罗斯学术和新闻话语,也证实了这种矛盾心态的存在:“危言耸听者”执着于突出俄中互动的危险趋势,而“实用主义者”则强调对华合作之于远东发展的必要性。[14]

  除了边界认知,移民问题也是远东研究的重点。亚历山大·卢金指出,俄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居民对中国的人口扩张存在恐惧,但这并不妨碍当地人希望扩大与中国边境地区的经贸合作;“中国威胁论”在远东地区被渲染得更为厉害,这与当地政府期冀以此增强自己与联邦政府政治博弈的筹码有关。[15]亚历山大·拉林(А.Ларин)利用2007年的调查数据,研究了俄罗斯社会对中俄关系以及在俄华人移民的态度,指出对华人移民的消极评价是俄罗斯全国性恐惧症的组成部分,对远东地区发展前景的担忧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恐惧。另外,他也指出,大多数俄罗斯人意识到移民劳工的有用性,并愿意以合理的条件予以接受。[16]远东地区居民的态度也是研究的重点内容。维克多·拉林(В.Л.Ларин)和拉琳娜(Л.Л.Ларина)对远东联邦区居民的对华态度进行了持续调查和研究。[17]拉琳娜将2013年的调查结果与十年前的调查结果相比较发现,俄太平洋沿岸居民对中国和中俄关系的看法很大程度上依然稳定,在该地区居民的心目中仍旧存在“中国威胁论”,但同时,认为应优先发展同中国关系的人也大幅增长。[18]拉林和拉琳娜还对2017年春夏季在远东四个地区1100多位居民进行的社会学调查结果进行了分析,指出中国在整体吸引力方面还没有处于领先地位,但中国的排名和知名度正在稳步上升。滨海边疆区居民认为中国是发展经济合作的优先伙伴,而萨哈林、马加丹和堪察加居民则优先考虑俄罗斯的西伯利亚、远东地区和日本。[19]布利亚赫尔和格里戈里切夫(Л.Е.Бляхер,К.В. Григоричев)使用1998至2013年对中俄边境和俄偏远地区居民的非正式访谈,以及研究中俄边境地区互动的著作所提供的材料,分析了“中国威胁论”是怎样从远东前哨地区产生,并逐渐扩散至政治中心乃至全俄罗斯的。[20]

  综上所述,对于俄罗斯社会如何看待中俄关系这一问题的相关研究取得了一定进展,普遍揭示了俄罗斯对华态度在总体友好背景下的矛盾性,以及美国因素和远东问题对于塑造俄精英对华态度的影响。相关研究为我们了解俄罗斯社会对中俄关系的认知提供了有益帮助,但也存在不足。首先是缺乏系统性和全面性。多数研究只涉及个别时期,以及个别群体(例如专家或政治家等精英阶层,或者远东地区居民)对中俄关系中的某些层面(如敌友关系)或特定问题(如远东问题)的认知,缺乏长时段里俄罗斯社会对双边关系的认知特征及其演进的系统分析。而只有长时段、系统性地分析,才有助于客观、全面了解俄罗斯社会的对华思维框架与角色定位,厘清其随时间发生的变化以及推动观念变化的影响因素。其次,在研究方法和视角方面,已有成果绝大多数采用的是文献或文本分析法,即从著作或媒体信息中摘录文字,以刻画特定群体,特别是专家学者和政治家的观点,但是这些精英的观念被全社会接受的程度,以及不同时期主流认知的形成与变化,往往不得而知。笔者认为,尽管领袖和精英在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制定中发挥关键作用,但是研究社会民众的观念与认知仍有意义,因为没有任何精英和领袖在制定政策时不需要考虑民意的支持。截至目前,从民众视角出发的研究多聚焦于远东居民,但他们无法代表其他地区居民的态度。拉林和拉琳娜就承认,尽管远东地区居民的调查数据显示对华认知出现了很大改善,但这一结果能在多大程度上推及其他地区,唯有全国范围内的调查才能提供确切证据。[21]最后,对影响和推动涉华认知形成与演进的因素缺少系统、严谨的分析。

  本文主要以俄罗斯权威民调机构“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的涉华全国性调查为依据,系统考察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社会对于中俄关系的认知及其结构特征,厘清其发展变化的趋势与特点,在此基础上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对于影响认知形成与演进的基础性因素进行分析。

  二、“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的涉华民意调查纵览

  “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ВЦИОМ,以下简称“全俄中心”)是俄罗斯历史悠久和知名的社会舆情调查机构。1987年12月,该中心成立并设在苏联劳动部,1998年重新登记为国有独资企业,1999年获研究机构地位,2003年改组为开放式股份公司,注册资本为100%国有。目前其管理机构是董事会,成员是来自俄罗斯劳动和社会发展部、财产关系部以及总统办公厅的代表。总经理根据“研究和专家委员会”的建议对中心活动实施直接领导,中心工作人员均有博士学历。自1990年以来,该中心已进行了1000多轮具有全俄代表性的社会调查,是俄罗斯领先的民调机构。尽管因政府背景其调查数据(特别是对俄政府和政治家的支持率)的真实性有时会受到质疑,但该中心的调查数据仍被广泛采信,是涉俄民意实证研究的重要资源之一。

  “全俄中心”主要针对俄国内事务开展调查研究,有时也会发起针对中国的问卷调查。有关中国和中俄关系认知的调查,对俄而言政治敏感度较低,数据的真实性会相对更高。另外,因其政府背景及国家级科研机构的定位,该中心的涉华调查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揭示俄知识和政治精英针对中国问题的思维特性。因此,对“全俄中心”涉华调查的框架体系与调查结果进行研究,不仅能使我们了解俄罗斯的民意基础,而且还有助于我们探究俄精英阶层对于我国的角色定位和战略思考,进而对于把握俄对华政策方向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俄罗斯另外两家知名民调机构——“列瓦达中心”(Левада- Центр)和“社会舆论基金”(ФОМ)也有涉华调查,但无论在调查次数、调查持续的时间跨度,还是议题广度等方面,“全俄中心”均具有明显优势。因此,本文主要依据“全俄中心”的调查结果进行实证分析,在必要时参考“列瓦达中心”和“社会舆论基金”的调查数据进行补充论证。

  “全俄中心”在其官网公开的涉及中国、中俄关系的调查数据库有两个:一个是“Архивариус”,包含的社会调查时间范围从1992年至2017年5月29日;第二个是“Спутник”,涵盖的时间范围是2017至2018年。我们在这两个数据库中针对调查问题输入关键词“中国”(Китай*)进行检索,共获得32次专门针对中国的有效调查,涉及的问题有74个。议题主要涵盖三个方面:一是对中俄关系的看法;二是对两国的改革成效与国际影响力进行比较评价;三是对中国文化符号、历史和世界影响力的认知和评价(表1)。

  “全俄中心”公开的最早一次涉华调查是在1998年2月15日进行的,最近的一次是在2018年10月28日,这期间,除了2002-2004年,其余年份都会在全俄范围内的社会调查中专门设置中国议题。通常每年只进行一次涉华调查,但2009和2014年是两个特殊年份,各开展了四次涉华调查,是频次最高的两个年份,显示这两个时间点中国话题在俄引发热议。1992-2018年间共开展了32次专门的涉华调查,每次调查通常设置1-3个问题,但有两次(2007年8月和2014年5月)各设置了13个问题,2014年10月的调查也设置了5个问题。年度调查频次高低以及每次调查问题数量的多寡,折射出特定时间段里俄精英对中国话题的重视程度,以及认知的广度和深度。我们以此为基础计算出关注度指数[22],用以量化考核在特定时间节点上,俄罗斯社会对于中国话题的关注度及随时间发生的动态变化(图1)。

  图1显示,俄罗斯独立30年来,其社会对中国话题的关注度出现了三个高点,分别是2007、2009和2014年。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和2014年西方制裁这两次大的外生冲击,引发了俄罗斯人对中国问题的强烈关注[23],并且后者的冲击力要显著高于前者。此外,2005-2007年,即全球金融危机前的高速增长阶段,中国话题(敌友关系、中国威胁和经济议题)已经成为俄精英们关注的热点,三年间共进行了7次调查并提出了24个研究问题。据此,可以将俄罗斯社会的对华认知过程大致划分为4个阶段:(1)整个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调研机构对于居民的俄中关系认知问题,总体上是忽视的,直至1998年才开展了第一次涉华调查,而且只是跟踪国家领导人访问这一热点,调查民众对发展双边经济关系的看法。(2)进入21世纪,伴随着两国经济进入快速增长期以及经济互动增多,俄罗斯社会开始逐渐关注中国,双方的敌友关系以及中国参与远东开发问题,成为早期研究的重点。2005-2007年间,随着中国经济崛起加速,“中国威胁论”以及中国之于俄罗斯的经济角色成为热议的话题。(3)第三个时期是2009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俄罗斯经济遭遇重创,短暂恢复后又陷入停滞,中国则在主要国家陷入衰退和停滞的背景下保持快速增长,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话题引发了更多关注,中俄两国转型与发展模式以及国际影响力的比较进入研究视野。(4)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急剧恶化,在这一大背景的推动下,俄罗斯社会对于中国的关注上升到了新高度,并且出现了诸多新的研究议题,包括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特征及其与俄罗斯的差异、中国在俄西之间的站队,以及中国能否取代西方之于俄罗斯的角色等。

  可见,俄罗斯社会对华关注度与关注议题的演进,与俄对外关系状况,以及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表现密切相关。2005-2007年,伴随着中国经济崛起,俄社会开始对中国经济议题产生浓厚的兴趣;2009年受外生全球金融危机推动,俄罗斯再次提升了对中国的兴趣,但究其实质,还是由中国经济实力进一步增强所引致;2014年,在中国相对实力并无明显变化的前提下,中国话题再度引发热议,则主要源于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极度恶化。

  三、俄罗斯社会对中俄政治与经济关系的看法

  梳理“全俄中心”的涉华调查可以看到,俄罗斯精英们关注的中俄双边关系议题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对华角色定位、对“中国威胁”的感知,以及对双边经济关系(包括一些具体合作问题)的态度。“全俄中心”开展的问卷调查如无特殊说明,是在俄罗斯46个州(以及边疆区和共和国)的153个居民点进行的,样本为1600人,统计误差不超过3.4%。下面根据“全俄中心”有关双边关系的调查问题、选项设置以及数据结果,对俄罗斯社会如何看待中俄关系这一问题进行实证分析。

  (一)对华角色定位

  自2001年起,“全俄中心”在全俄范围的民意调查中,专门设置了关于中俄敌友关系的问题[24],其后于2005、2007、2009、2014和2017年持续进行了调查,形成了相对完整的数据系列(图2),我们据此可以研究俄罗斯社会对中国的角色定位及随时间发生的变化。

  图2 俄罗斯社会对于中国角色的定位及其演变(%)

  调查显示,2001年认为中国是“盟友”或“朋友”的受访者占比为42%,认为中国是“危险的邻居”占13%,“敌人”占2%。[25]这表明在21世纪初,俄罗斯社会总体上对两国关系的评价比较积极,与此同时,也有少部分人(15%)对中国抱有敌意。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奉行向西方“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在这种背景下,俄罗斯对于发展对华关系相对忽视,涉华舆论调查也很少。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俄罗斯社会总体上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对华友好的民意氛围,与此同时,对于人口稠密且实力日益增长的中国也心存疑虑[26],这种对华认知的矛盾性也延续到了21世纪初。

  四年之后,到2005年7月,俄罗斯人对中国角色的定位出现了较为明显的消极趋势:认为中国是“危险的邻居与竞争者”从13%增加到25%,“敌人”的比重也从2%大幅升至6%,而认为中国是“盟友与朋友”的比重则大幅下降(从42%下降至22%)。2005-2009年间对中国角色的认知相对稳定,“盟友与友好国家”“亲近的伙伴”“危险的邻居与竞争者”,这三种角色的支持者数量比较接近,平均各占1/4左右,并且交替占上风。“敌人”的定位则处于边缘地位,仅占5%左右。另外还有相当大比例(1/5-1/4)的受访者表示“难以回答”。这反映出当时俄罗斯社会尽管整体上对华友好,但在对华具体角色定位问题上尚未形成主导意见,以至于相当多的人态度模糊。21世纪前十年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伴随中国经济崛起,俄罗斯人对中俄关系的负面认知明显增强,这一时期“威胁论”(将中国看成是“危险的邻居与竞争者”乃至“敌人”)的感知处于最高水平(平均占30%左右)。

  2014年成为一个分水岭,俄罗斯社会的对华认知出现了显著改善。当年10月的调查显示,竞争和敌对情绪显著下降(从2009年的29%骤降至2014年的9%),亲华倾向(“盟友与友好国家”和“亲近的伙伴”)骤升(从47%至79%),持模糊立场的减少了一半(从24%至12%)。显然,乌克兰危机及其导致的俄罗斯与西方关系恶化,是一个有效的外部冲击,俄罗斯社会对华友好的主导意识得以形成。[27]

  值得注意的是最近几年的变化趋势。2017年,尽管亲华的总体格局未变,但“盟友与友好国家”的支持率显著下降(从2014年的43%下降至37%),而“危险的邻居与竞争者”的支持率则显著上升(从8%至14%)。这只是偶然的波动,抑或反映了一种趋向性?“全俄中心”官网上并无针对同一问题的最新调查数据公布,这里只能结合其他资料进行考察分析。

  图3显示的是“全俄中心”对于最友好国家的开放式调查结果。自2014年起,中国在友好国家排名中始终占据第一位,甚至比俄罗斯的盟友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的得分还高15%至35%。但是2019年中国得分显著下降(从50%降至45%),而同期多国得分上升:白俄罗斯上升10%,哈萨克斯坦上升6%,法国上升7%,德国上升4%,芬兰上升4%,意大利上升2%。换言之,对华友好评价的下降,发生在对他国,特别是对西方国家的评价普遍得到改善的背景下。[28]

  另一家比较权威的独立民调机构“列瓦达中心”的数据,也证实了类似的动向。就“现在您总体上如何看待中国”这一问题,选择“积极评价”的比率在2017年3月为76%,2018年1月下降至69%,2020年1月进一步降至65%,三年间下降了11%。与此同时,对美国的积极评价从2019年2月的34%升至2020年1月的42%,对欧盟的积极评价从42%升至49%。[29]

  (二)“中国威胁论”

  前面的分析显示,尽管总体上俄罗斯社会对于中俄关系以及中国的角色定位偏友好,但是“威胁论”也始终挥之不去,全球金融危机前后的高峰时期甚至达到30%的认同率,2014年后出现了大幅下降,但到2017年认为中国是“危险的邻居”与“敌人”的占比依然有16%。

  “全俄中心”对于所谓的“中国威胁”也有一些专门调查。其一是在对国家面临的“最现实威胁”的调查中,将中国列入备选答案之中,包括(1)外族人(中国人,越南人等)定居到俄罗斯;(2)与南部以及东南部国家(中国、日本、朝鲜等)的战争。从问题和选项设置可以看出,移民定居和军事冲突是俄精英们最为关注的两种“威胁”。表2显示,比较而言,俄罗斯社会对于中俄两国不会爆发战争抱有较强的信心,并且这一态度在全球金融危机后有较大增长。中国移民的定居,在俄罗斯人眼中显然是“更现实的威胁”,2005年58%的受访者认为这是“完全现实”的威胁。八年之后,移民威胁论大幅减弱,但仍有超过1/3的人认为是“完全现实”的,另有1/3的受访者认为,尽管可能性低,但移民威胁仍旧存在。甚至在乌克兰危机暴发、俄罗斯大力推进“转向东方”并加强与中国合作的背景下,移民问题仍是俄罗斯社会的主要关切之一。2015年10月24-25日“全俄中心”关于“转向东方”的专项调查发现,尽管60%的受访者支持中俄合作,但仍有高达61%的受访者担心“转向东方”会导致中国移民大量涌入。[30]

  (三)对中国经济角色的认知

  纵观“全俄中心”的涉华调查,经济议题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该中心最早于1998年开展的涉华调查就是针对双边经济关系设题的,此后围绕中俄经济合作展开了更为广泛的研究。这里先考察俄罗斯社会对于双边经济关系的一般性认知,后面再对具体合作问题进行分析。

  1998年2月中国国家主席访俄前夕,“全俄中心”就对华经济关系的重要性进行了调查,这也是该中心最早的一次专门涉华调查。结果显示(见图4),不足30%的受访者认为对华经济关系对于俄罗斯而言“很重要”,一般性“重要”为44%,“不很重要”甚至“毫无意义”的占27%。尽管总体上肯定对华经贸合作的重要性,但超过1/4的受访者持否定态度,这反映出当时俄罗斯社会在“整体上亲西方的倾向”[32]之下,对于发展对华经贸合作的忽视,以及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潜力缺乏预见。“社会舆论基金”的调查也证实,1998-1999年间,认为应首先加强与西欧经济政治关系的俄罗斯人占24%,将美国和加拿大放到最优先地位的占13%,而认为应将包括中国、印度和日本在内的亚洲国家作为俄罗斯对外关系优先选项的仅占14%。[33]

  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崛起势头明显,但相当长的时间里俄罗斯社会对我国的经济潜力仍缺乏恰当的认知。2007年8月26日的调查数据充分证明了这一点。针对中国的经济定位,压倒性的主张是成为俄罗斯“廉价的日用消费品的供应者”(74%),或者是“廉价劳动力的供应者”(43%),而对于中国向俄方提供资金和技术的可能性,问卷设计者根本未予考虑。相反,研究者设置了一个“俄罗斯高科技产品的销售市场”选项,尽管受访者认为这一可能性很小(仅占8%)。此外,对于中国成为能源市场的潜力也极度缺乏前瞻性,仅有5%的受访者对此持肯定态度(图5)。[34]

  到了2014年,俄罗斯人对于中国经济角色的看法发生了逆转。图6反映的是2014年10月对于中国在经济上替代西方可能性的看法。[35]有四分之三的俄罗斯人认为,与中国的伙伴关系将使俄罗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与许多西方国家经济关系破裂的后果(包括24%的人认为将完全取代,50%认为将部分取代),持相反观点的仅占16%。“社会舆论基金”的调查也显示,在西方与中国之间,更多的俄罗斯人倾向于加强和中国的经济联系(见表4),这与“西方优先”的传统意识形成了明显差异。

  (四)对中国参与远东开发的认知

  除了对华经济关系的一般性问题,“全俄中心”还就特定领域的合作进行研究,其中,最早(2001年)关注的是中国参与远东和西伯利亚开发,2007年再次就此问题进行了专门调查。

  2001年的调查结果显示(见表5第2列),70%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公司和劳动者参与开发西伯利亚和远东是“危险”的,而认为“有益”的仅占30%。这表明,21世纪初期,尽管多数俄罗斯人支持发展对华经济关系(见图4),但并不包含远东开发合作。

  2007年4月,“威胁论”仍旧占据主导地位(62%,见表5第3列)。考虑到2007年设置的第三个选项“难以回答”分离了一部分问卷回答,因此与2001年相比,“危险”的认知比例几乎没有减少,中国企业和劳动者在远东的存在,成为“中国威胁论”的重要内容。

  “全俄中心”网站上公开的远东问题调查,只有2001和2007年这两次,我们无法据此判断最近情况是否发生了改变。所幸的是,2014年5月底“社会舆论基金”进行了类似的调查:“现在正在讨论扩大中国企业在远东开发中的参与度问题。您认为这会给远东带来更多利益、更多损害,还是损益各半?”结果显示(见表5第3-4列),持肯定态度的仅占1/4,而认为损害至少与收益一样多,甚至大于收益的则超过了1/3,并且,近40%的人表示对此问题“难以回答”,成为最大的选项。

  (五)对向中国供应天然气的看法

  2006年3月普京访问中国期间,两国签署了建设通往中国的天然气管道的协议。“全俄中心”于同年4月7日的调查中特意为此设置了问题:“该管道穿越阿尔泰保护区。阿尔泰居民和环保主义者对此表示反对,说建设将破坏阿尔泰的自然环境。您的观点?”调查结果显示(表6第1列),支持管道建设,认为经济好处超过对阿尔泰地区造成自然损害的受访者仅仅占到8%,最大的选项(44%)认为不应该经过保护区,另有42%的受访者认为铺设管道时应该采取措施降低对自然的损害。这个调查结果表明,绝大多数俄罗斯人不愿牺牲环境来换取经济利益。在对俄经济合作中,环保问题将始终是俄方的核心关切之一,我们对此必须予以重视。

  尽管环保是重大关切,但总体而言,向中国供应天然气符合俄国家利益这一看法居主流地位,其中37%认为有利于提高预算收入,18%认为巩固了与中国的联盟关系。但也有近40%的受访者持否定态度,原因是“浪费了战略天然气储备”(占30%),以及“极大地增强了中国的经济实力”(7%,见表6第2列)。后一选项尽管得到的支持很少,但选项设置直观地显示,在研究者看来,向中国供应天然气进而“极大地增强”中国的经济实力,被认为不符合俄国家利益。事实上,是否助力中国崛起,是俄精英们考虑双边经济合作的核心关切之一。即便在西方围堵、俄罗斯经济陷入困境之时,这种考虑也未曾消失。以2015年10月25日“全俄中心”就““转向东方”做的专项调查为例,专家们直接提出了问题:“由于俄罗斯转向东方,中国是否有可能在最近5-10年利用俄罗斯提升自己在世界的影响力?”结果显示,53%的受访者给出了肯定的回答,否定的占36%。[36]

  2014年5月,在西方国家发动对俄经济制裁后,中俄两国签署了总价值达4000亿美元的天然气供应协议。“社会舆论基金”的调查结果显示(表6第3列),70%的受访者认为天然气合作是“好的”,这比2006年肯定合作符合俄国家利益的人数(55%)提高了15个百分点。

  除了总体评价,“社会舆论基金”还就天然气合作的利益分配,调查了受访者的看法。结果显示,六成的居民认为对两国而言这是互利共赢的合作(表6第4列),这表明2014年后俄罗斯社会看待中俄天然气合作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积极变化。与此同时也要看到,在设置议题时,俄专家就中俄天然气合作问题,不单纯关注“绝对获益”一个维度,“相对收益”也是重要考量。事实上,利益分配一直是“全俄中心”重视的问题,并对此进行了持续调查。结果显示,在很长时间里,多数俄罗斯人认为中国从双边合作中获益更多,只是到了2014年,获益同样多的共赢心态才成为主流(表7)。

  (六)对中国商品和劳工的评价

  2007年8月,“全俄中心”针对中国商品和劳工问题进行了专门调研。表8中的数字显示,俄罗斯社会对于中国商品非常不信任,评价很低,认为中国商品不安全、质量差,仅仅在价格上有优势。这种负面评价成为压倒性的看法,占到了受访者的60-80%。俄罗斯人对中国商品形成的极为消极的评价模式,与20世纪90年代早期两国政府对于双边贸易尤其是边境贸易缺乏监管,大量假冒伪劣商品从中国流入俄罗斯市场(特别是远东边境地区),有直接的关系。不幸的是,早期双边经贸关系的混乱带来了长期不良影响,直到2015年10月,仍有64%的受访者担心中国劣质商品流入俄罗斯。[37]

  四、影响俄罗斯社会对华角色定位的因素分析

  俄罗斯社会对中俄关系的认知以及对华角色的定位,根本上是对于现实的映射,既受宏观因素影响,同时个体的认知模式、以及个体的人口统计学特征也会发挥一定的作用。

  (一)宏观因素

  前文第二部分的研究显示,俄罗斯社会的对华关注度与俄对外关系状况、以及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密切相关。事实上,这两个宏观变量在俄罗斯社会对华认知的形成和演进中发挥着决定性的影响。

  首先是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传统上,俄罗斯人一直将西方作为对外政策的重点,这既是由西方在世界上的主导地位、进而对俄国家安全与经济发展产生关键影响所决定,同时也与地缘、历史文化乃至俄精英的西方情结有关。当俄西关系进展顺利,俄罗斯较为容易从西方获得现代化的资源时,发展与非西方国家合作的紧迫性会大大降低。相反,如果与西方合作的道路受阻,则转向“东方”以谋求对西方某种程度的替代,就会成为自然的选择。回顾俄罗斯社会对中俄关系的认知演进过程,可以发现,俄西关系的状况发挥着实质性的约束作用。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在俄罗斯国家地位发生剧烈变动的背景下,俄中关系改善的一个原因在于,俄精英们将俄中战略伙伴关系视为打“中国牌”,以对抗美国日益增长的全球影响力。[39]而在全球金融危机前的高增长时期,俄相对忽视对华经济合作,很大程度上也是由当时的俄西关系状况决定的,因为俄罗斯一度将西方(主要是西欧)作为转型的样板和现代化来源,能源出口也主要面向欧洲。在这种导向之下,俄罗斯人对中国的经济增长成就缺乏足够的关注和研究,对双边经济合作的潜力认识不足,这些观念意识制约了对华关系发展。乌克兰危机则以极端方式改变了俄西关系,特别是经济制裁,很大程度上关闭了俄罗斯面向西方合作的大门。正是源于这一外部条件的根本改变,对华政治友好并认同对华经济合作,才成为俄罗斯社会的主导观念,并最终促使俄从政策和实践上“转向东方”。

  第二,中国自身实力状况及其演进。这一因素可能带来相反方向的影响。一方面,不断崛起的中国可以作为俄罗斯在全球舞台上至关重要的战略盟友,还可以为俄提供多元的资金技术和市场选择。而且中国的经济模式也会为俄当局树立榜样[40],这些都会提高对华合作的倾向性。另一方面,给定中俄两国复杂互动的历史,中国实力的相对上升,也会使俄罗斯社会感受到更大的发展与安全压力,从而降低对华合作的积极性。换言之,中国崛起会带来相互矛盾的两种影响:如果国家安全的考量占上风,则伴随中国崛起,俄罗斯社会的对华认知有可能恶化;如果中国经济的不可替代性增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对华友好倾向就会增强。事实上,在全球金融危机前,中俄经济合作相对滞后,特别是俄方对于两国能源合作持消极态度,根本原因就在于,在当时俄西关系正常化的背景下,俄罗斯人将安全关切置于经济利益之上。而乌克兰危机后俄罗斯社会对华认知以及两国合作迅速改善,则在于西方经济来源中断后,中国经济援助的不可替代性极大增强。

  第三个因素是中俄在现实中的互动,尤其是中国的对俄政策。我国的对外政策实践是俄罗斯人判定我们是敌是友、是否对其国家利益带来损害的最直接因素。2014年后俄罗斯社会对华认知极大改善,很重要的原因是我国的外交政策增强了俄罗斯人的信任和期待。“全俄中心”2014年10月19日的调查显示,55%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在俄西冲突中更支持俄罗斯,认为中国持中立立场的有34%,而认为中国支持西方的仅有2%。[41]俄罗斯社会对中国的这份“信心”,可以很容易以我国的外交行动来解释:在西方宣布对俄实施制裁两个月后,2014年5月21日,中俄两国签署了总价值4000亿美元的天然气合作大单;10月,两国央行签署了为期三年的1500亿人民币与卢布的互换协议;此后,中国又通过主权财富基金、国有金融机构和国有企业等渠道,向俄罗斯注入了大量资金。反事实推理也可以揭示中国行动支持的重要性:如果当时中国站到西方阵营对俄实施联合制裁,而不是提供帮助,那么俄罗斯社会的对华角色认知有可能出现显著改善吗?当然,我们的站位选择进一步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应另当别论。这里只是强调,现实中我们的对俄政策,会实质影响俄罗斯社会的对华态度。

  最后一个宏观因素是两国的历史遗产,这是发挥持久影响的深层原因。尽管中俄两国从国家层面上解决了领土和划界问题,双方均无对对方的领土要求,但民间的异议却不曾消失。最早研究俄罗斯社会对双边关系看法的文献,就聚焦于两国人民对边界与边界形成史的不同理解,认为边界问题对于俄罗斯外交精英的对华政策主张产生着重要影响。[42]在边界认知分歧的基础上,俄罗斯独立后又叠加着两国实力的此消彼长,尤其是远东毗邻的边境地区双方人口和经济失衡,这些萦绕俄罗斯人心头、长期挥之不去的安全担忧,是塑造“中国威胁论”的根本原因[43],它也决定了俄罗斯即便在西方围堵不得不“转向东方”时,也会对中国心存顾忌并有所防范。

  在长期,以上四个因素也将对双边关系和相互认知发挥决定性影响。其中,作为常量的历史遗产,将在很长时间里发挥消极影响,并且较难改变。我国的对俄政策变量,相对而言自主性较强,但也受到中美关系与自我角色定位等诸多因素影响。俄西关系以及中国崛起则是两个客观性变量,前者作为一阶约束条件存在,指的是俄罗斯“打中国牌”以平衡美欧的影响,后者发挥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关键取决于俄西关系这一外在环境的性质。

  给定我国对俄友好的政策方向,中俄双边关系根本上取决于俄方如何定义自己的国家角色或“主要对手”。如果俄方确信反美仍旧是俄外交的第一要务,则中国作为强大盟友的潜力就有助于克服俄罗斯社会的对华恐惧,两国的合作态势就能够延续。[44]如果俄政策精英将日益崛起的中国设定为主要对手,则对华政策可能会大不相同。当然,鉴于俄罗斯与西方的结构性矛盾难以在短期内消失,俄中关系将处于俄西关系的从属地位,至少在中短期内中俄友好的舆情与政策大概率可能延续下去。

  (二)微观因素

  除了上述宏观因素,微观个体受限于自身的经历、阅历和价值观等因素,也会对中俄关系产生不同的看法。为了厘清不同群体之间是否存在显著的认知差异,并揭示哪些人口统计学变量对塑造个体态度产生了显著影响,这里利用“全俄中心”关于中国角色定位的调查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我们选取调查问题“今日的中国是俄罗斯的:友好国家和盟友、战略和经济伙伴、经济和政治竞争者、敌对国家和可能的敌人?”将后两个选项视为对华消极定位,并将这两个选项合并作为“威胁论”的代理指标,以分析哪些微观个体因素在威胁感知中发挥显著影响。为考察时间动态变化,我们选取2007和2017两个年度的数据进行比较分析(见表10)。2007年,全俄范围内的调查显示,将中国定位成“竞争者”或者“敌对国家”的受访者占比为25%,2017年则几乎下降了一半(为14%),这意味着,“中国威胁论”在十年间急剧下降,俄罗斯社会的对华角色认知有了明显改善。

  1.政治倾向。数据显示,是否支持普京总统对于预测个体的对华态度是个显性指标。不支持普京的人有更强的对华消极认知,并且这一趋势十年来未曾改变。2007年由“支持普京”到“不支持普京”,这一政治倾向的改变,会带来反华倾向提高32%(25%VS. 33%),2017年甚至提高92%(13% VS. 25%)。这或许与普京被普遍认为奉行对华友好的外交政策有关。反普京的人倾向于反对普京的政策,包括外交与对华友好政策。

  党派归属也会导致明显的态度差异,但三大党派拥护者的倾向性在时间上并不具有一致性。2007年,俄共支持者中近1/3将中国看成竞争者或对手,比自民党和统俄党拥护者的反华概率高出7-9个百分点;但2017年只有10%的俄共支持者持消极立场,十年下降了近70%,并且横向比较,俄共支持者在三大党派拥护者中的负面倾向也是最低的。2017年,自民党拥护者的消极情绪(23%)显著高于统俄党(11%)和俄共(10%)支持者;而且自民党拥护者的对华负面倾向具有稳定性,十年间几乎没有变化,都在1/4左右。执政的统俄党拥护者比较亲华,这与是否支持总统普京的数据结果相同。

  2.年龄。2007年,35-44岁的受访者拥有更高的对华消极认知倾向,十年后45-59岁的人口反华倾向更高。事实上这是同一批人,即1963-1972年出生的人口。他们在青少年时期恰逢中苏两国关系紧张和边界冲突,在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成长时期又经历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和新思维”,思想上可能更为拥护自由民主价值观,对中国的体制缺乏信任甚至歧视。需要指出的是,与前述政治倾向以及其他指标相比,年龄差异带来的态度变化不甚明显,所以还需要更多的调查和更细致的研究,才能得到确切的答案。

  3.教育背景。2007年,教育水平的差异并没有带来对华态度的显著不同。但2017年情况有所变化,中等教育以下的人群显示了比较明显的对华消极认知,这一群体的倾向性是平均水平的2倍(27%VS. 14%),并且是十年间唯一的消极情绪增强的群体(从21%到27%)。这部分群体更多是低收入弱势阶层,我们将在后面结合其他指标作进一步分析。

  4.职业身份。具有稳定高反华倾向的职业人群是商人和企业主,以及强力部门的职员。军人和强力部门职员以国家安全为业,容易夸大国家的安全威胁,在2007年“威胁论”盛行之际,成为最反华群体不足为怪。十年后这部分群体的反华情绪大幅下降(从41%降至17%),但仍高出平均水平3个百分点。商人和企业家或许是因为追求自由竞争,对中国的体制不认可;也可能是与中国企业有竞争和利益冲突,或者缘于反普京倾向而对中国持负面态度[45],并且在2017年超越安全部门成为最具负面倾向的群体(较比全社会平均水平高了近80%)。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公务员较为亲华,特别是在2017年,只有8%的公务员将中国列为竞争者和对手。公务员更可能认同普京的执政政策,这与前面对政治倾向的分析结果也较为一致。

  5.经济地位和状况。无论从消费能力、对家庭物质状况的主观评价、以及收入层级(包括十等份收入分层,见图7)指标进行考察,结果都指向一个事实:两个极端的层级,即最富有和最贫穷阶层,都更倾向于对华消极定位,而中等偏上的阶层则相对具有亲华倾向。以消费能力为例,2007年最顶层富人拥有最高的反华倾向(34%),比平均水平高10个百分点。这一阶层到了2017年仍是最消极的群体,尽管比十年前下降了6个百分点,但比全社会平均水平还是高了一倍(28% VS. 14%)。只能勉强维持生计的最底层人群原本在2007年相对不反华,但十年后转变成第二高负面倾向的阶层,比平均水平高8个百分点。这与教育水平的考察结果相同,即俄罗斯社会最底层民众对中国角色的认知,在最近十年来并无明显改善,相反,他们由原本不反华蜕变为最反华的群体之一。底层民众也许是因为接受了较多反华宣传,同时自身缺乏足够的资源和分辨力,不能客观、全面地看待中国的作用和影响,结果是将自身的困顿部分归咎于中国崛起,或者归咎于普京政府,并将不满迁移至对华友好政策上。

  6.居住地。按人口规模分类,俄罗斯两个直辖市和超大型城市——莫斯科与圣彼得堡,是十年间唯一显示反华情绪增长的城市,从2007年的14%增至2017年的20%,而且是由反华“洼地”转变为新的反华“高地”,2017年较平均倾向高了43%。

  地理位置指标也提供了显著的预测性。2007年西伯利亚和远东联邦区居民对中国怀有明显的敌意,超过1/3的受访者将中国定位为“竞争者”以及“对手或敌人”,比全俄范围高了9-11个百分点,是传播“中国威胁论”的中心。十年后,这两个地区的对华认知有了极大改善,反华概率分别下降至9%和16%,西伯利亚甚至成为最不反华的地区,较比全俄平均水平低了36%。远东联邦区对华消极倾向从34%下降至16%,尽管2017年仍高于全俄平均水平(14%),但也退出了“最不友好”地域的行列。相反,西北区(18%)和南部区(19%)成为疑虑最浓的地区,圣彼得堡市所在的西北联邦区,是十年间唯一对华负面倾向增强的区域(从15%增长至18%)。

  将人口规模和联邦区数据结合起来,可以得出结论:一方面,十年来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居民对中国的态度和角色定位有了极大改善[46],这可能与这两个地域居民有更多机会和中国人打交道、做生意,进而逐渐消除了恐惧并认识到开展对华合作的积极意义有关。俄科学院远东分院2017年的调查研究证实,地理位置离中国越近,当地居民对中国的认同感越高,例如滨海边疆区的居民较比其他三个行政区的民众,更倾向于将中国作为首要的经济伙伴,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发展更加充满信心,并且对于中国企业和工人在俄罗斯的存在更加宽容。拉林和拉琳娜对此的解释是,由于地缘接近,滨海边疆区人民有更多机会访问中国,并且与中国有着紧密的经济联系和人文接触,因此,与北部地区相比,他们更有可能专注于同中国的经济互动,并且更加适应中国。[47]另一方面,“中国威胁论”从遥远的远东边陲,转移到了俄罗斯的政治经济中心,并被精英们继承了衣钵。如果说十年前甚至更早,“中国威胁论”主要是源于历史上“前哨”定位的惯性作用,并成为远东地区争取自身利益、与中央进行博弈的工具[48],那么当下则来自俄罗斯精英的担忧,即其遥远边区的民众,可能更倾向东方身份、胜于对莫斯科的认同。[49]

  五、结语

  本文主要以俄罗斯民调机构“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的涉华调查为依据,全面系统地分析了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社会对中俄双边关系的认知特征、演进趋势,以及推动观念形成与改变的关键因素,得到如下研究结论:

  (1)从对华总体认知和角色定位看,尽管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人较为忽视对华关系,但到了20世纪末21世纪初,俄罗斯社会总体上已经形成了对华友好认知。与此同时,俄方对中国也有疑虑,伴随中国经济崛起,“威胁论”进一步增强,在全球金融危机前的高峰时期,受访者中的三成认为中国是“危险邻居”或“敌人”。乌克兰危机成为分水岭,2014年后俄罗斯社会对华友好的主导格局得以形成。但有迹象表明,最近两三年俄罗斯人的亲华倾向有所下降,对西方国家的认知则出现了改善。

  (2)尽管在俄罗斯社会中始终存在“中国威胁论”,但远非主流,2014年后其影响力式微。移民,特别是中国人在远东的经济存在,而非与中国的军事战争,被认为是更加现实的威胁。

  (3)俄罗斯社会对中国经济角色的认知经历了巨大变化。由廉价商品和劳动力的供应者,到取代西方成为优先经济伙伴。乌克兰危机以及俄罗斯与西方关系恶化,成为此一认知转变的最大推手。

  (4)俄罗斯社会最为关注的双边经济问题是远东开发与能源合作,以及中国移民和商品质量。在能源合作方面,除环保问题外,俄罗斯人比较看重收益分配是否均衡。乌克兰危机后,俄罗斯社会对开展对华经济合作的态度极大改善,但对中国参与远东开发和劳工移民仍心怀芥蒂,并且对中国商品质量低劣的“刻板印象”还广泛存在。

  (5)常量与变量。俄罗斯社会对华认知与角色定位,主要受四个宏观因素影响:作为常量的历史遗产将在很长时间里发挥消极作用;我国的对俄政策这一变量,相对而言自主性较强,虽受到中美关系及自我角色定位等诸多因素影响,但整体上发挥积极作用;俄西关系以及中国崛起,则是两个客观性变量,目前来看,前者的影响更大。

  (6)微观层面的差异。政治倾向、经济地位、职业身份与居住地区的不同,带来显著的认知差异。亲政府群体倾向于对华友好,在三大政党的支持者中,拥护自民党的反华倾向更强且稳定。社会经济地位低的底层群体,具有较明显的反华倾向,处于经济塔尖的最富有阶层,以及商人和企业家也具有明显且稳定的反华倾向。军人和安全机构职员更有可能将中国看成是“威胁”,而中等偏上的经济阶层以及政府公务员则更加亲华。居住地区也是显性预测指标。与全俄范围内的趋势一致,十年间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中国威胁论”大大减弱,但莫斯科和圣彼得堡这两个政治经济中心,却继承了“威胁论”衣钵,成为新的传播中心。与此前“前哨”定位的惯性作用不同,现今的“中国威胁论”主要由精英们对遥远边陲居民的认同取向所驱动,并可能在未来继续对中俄合作发挥实质影响。

作者简介

姓名:曲文轶 工作单位: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汪书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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