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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的国家认同:内政外交的联动性
2020年02月26日 14:52 来源:《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8年第01期 作者:庞大鹏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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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摘要:普京新时期从内外两个层面对主权的概括与执政前八年提出的"主权民主"思想一脉相承。普京重拾这种解读,其着眼点在于新时期俄罗斯的国家认同问题。全球大转型和国内发展新阶段的定位促使新时期普京首要的战略任务是对国家认同的重新定义和强化。伴随着国家认同内涵的不断清晰,俄罗斯内政与外交呈现完全的联动性。内在联动性体现为国家认同的传导机制。国家特性和国家治理的路径依赖决定了俄罗斯在国家认同问题上主要面临三组关系的挑战:国家安全利益与社会发展利益关系;经济现代化与权力结构自主性关系;政治现代化与政治控制关系。外部联动性体现为由此形成的国际观及其外溢效应。如何解决国际格局的力量对比与俄罗斯对于自身认识之间的不匹配关系是俄罗斯国家认同长期存在的问题。俄罗斯政治处于世界政治之中,世界政治的新特点会影响俄罗斯国家认同的变化。

  关键词:国家认同;国家特性;国家安全;国际观;世界政治;

  作者简介:庞大鹏,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俄罗斯政治社会文化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国家认同建构的历史考察

  叶利钦时代俄罗斯经历了国家性观念的形成与发展。在国家性观念的基础上执政阶层先后提出了“巩固国家”思想和“全民族国家”思想,俄罗斯的制度结构与机制运行也相应经历了艰辛探索,俄罗斯为此也付出了不寻常的代价。危机与反危机成为叶利钦时代的治理常态。叶利钦时代实际上国家性构成了俄罗斯社会各阶层的核心观念,也是叶利钦执政思想的精髓。从某种意义上看,苏联解体前后俄罗斯社会思潮中的“欧洲—大西洋主义”可以视为国家性观念最终形成的必要条件,“巩固国家思想”则是国家性观念雏形的标志,而“全民族国家”思想是国家性观念的官方意识形态的表述。

  在国家性观念的基础上,叶利钦对于俄罗斯的国家认同有清晰的表述:俄罗斯是一个具有自己的利益和发展逻辑的独一无二的国家。从地缘政治观点看,俄罗斯在欧亚大陆占有独一无二的地理位置。从民族观点看,俄罗斯是个多民族的共同体,历史命运把俄罗斯民族和其他民族结合在一起,他们彼此平等,在统一的国家中相互协作。从经济观点看,俄罗斯拥有强大的潜力,包括知识和自然财富潜力,能够保证国家作为主权国而发展,并拥有必要的经济自给能力。俄罗斯的任何重大改革都会对世界产生影响。俄罗斯现在发生的变化也具有全球意义。这些变化是制定世界发展新模式总进程的一种重要而又明显的表现。

  俄罗斯的国家利益是制定对内对外政策战略任务的基础。就内容而言,对内对外政策是个人、社会和国家重要切身利益的集中体现。国家利益及其时间和空间的要求可能随着国内外条件的变化而有所改变。因此,俄罗斯的国家认同也会发展变化,但是无论如何变化,执政阶层对于俄罗斯国家认同的深化是一个前后连贯的整体过程。

  强国战略是叶利钦时代和普京时期对内认同的核心问题。强国梦想到了普京时期被表述地更加直白。普京表示:俄罗斯唯一现实的选择是做强国,做强大而自信的国家,做一个不反对国际社会,不反对别的强国,而是与其共存的强国。在可预见的未来,俄罗斯应当在世界上真正强大的、经济先进的和有影响力的国家中占有一席之地,俄罗斯的所有决定、所有行动都只服从于这一点。强国战略是普京时代内政外交的主线,而强国战略的目的还是维护和巩固俄罗斯的大国地位,这是俄罗斯荣誉观念的认同映射。2017年是彼得一世访问法国300周年。普京面对西方媒体就坦诚:彼得大帝始终都在为俄国在国际事务中获得高贵的地位而斗争。

  对外维度的认同则伴随着俄罗斯作为一个国际主体逐渐成长的过程。叶利钦时代的主要任务是俄罗斯要留在国际政治体系中,因此叶利钦的使命是要不惜任何代价让国际社会看到俄罗斯在国际舞台上的存在,但是如何把表面上的大国地位转换成真正的国际实力随后就成了普京时代面临的问题。普京的总统人格特质恰恰适合完成巩固阵地、充实国际地位的任务。

  进入新时期后俄罗斯的国家认同问题被高度重视。2012年俄罗斯结束“梅普组合”,进入普京新时期。普京新时期一个重要特点是内政与外交相互深刻影响,呈现完全联动的态势。2012年普京再次执政后在第一次国情咨文中就开宗明义地提出:21世纪的世界,面临经济、文明和军事实力的重新洗牌,俄罗斯应当成为一个深具影响力的主权国家。这个主权的含义不仅仅指俄罗斯维持自己在地缘政治方面的影响力,还应继续提高主权能力,这个能力包括俄罗斯维护独立和安全的军事实力。只有主权能力提高了,俄罗斯才能成为周边邻国可以依靠的国家。与此同时,这种主权影响力对于俄罗斯内部发展也很重要,事关俄罗斯自身经济、文化、科学、教育等领域的发展,涉及俄罗斯外交的集体行动。

  普京新时期对于主权从对内对外两个层面的概括与执政前八年提出的“主权民主”思想一脉相承。“主权民主”思想就是从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来界定政治体制:内部主权的意义是基础和核心,并决定外部主权的意义,但外部主权的意义又加深了对于内部主权意义的认识。

  普京重拾这种解读,其着眼点在于新时期俄罗斯的国家认同。这与普京重新执政之初的政治生态密切相关。2012年普京重返克里姆林宫之际,对于国际局势与俄罗斯发展形势有明确的界定。普京认为世界发展处于新阶段,这个阶段的特点是世界遇到系统性危机,处于全球转型的结构性进程,向新的文化、经济、技术和地缘政治时代过渡。“单极世界”已经没有能力维护全球稳定,而新的实力中心尚未形成。普京认为,在这样一个“全球大转型”的时代,俄罗斯的发展也进入一个新阶段。普京本人将前20年定义为“俄罗斯的重建时期”和“俄罗斯发展的后苏联阶段”,把未来10年定义为“全球大转型时代背景下俄罗斯处于建立新基础和新素质基础的新阶段”,俄罗斯必须依靠自身的文明模式、历史地理及文化基因发挥应有的作用。既然是国际大转型和国内发展新阶段,俄罗斯首要的任务自然是国家认同的重新定义和强化。

  对内和对外两个层面的需要对新时期俄罗斯的国家认同提出了新的要求。2013年普京进一步提出俄罗斯是世界不可替代的政治力量。俄罗斯坚持保守的立场,保护传统价值观,这些传统价值数千年来一直是俄罗斯文明和各民族精神和道德的基础。2014年乌克兰危机前后,普京把“俄罗斯世界”从作为一种传统语言文化的理解,上升为整合境外同胞跨族裔性问题的一种理念支撑。2015年俄罗斯官方与智库互相配合,有计划有步骤地提出了“大欧亚”的理念。同时东正教大牧首也配合官方宣传传统价值观问题。2016年俄罗斯继续运筹“大欧亚伙伴关系”,实际上跳出了俄罗斯战略界辩论的欧亚大陆体系与欧美大陆体系之争,并且和西方国内的民粹主义、反建制主义、保守主义相互贴合。2017年11月1日,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作为官方代表正式提出了俄罗斯传统价值观是家庭、信仰、团结、祖国、公正,正式回应了2012年普京提出来的命题。综观2012年到2017年普京新时期执政理念,普京在国家认同这个层面,从对内对外两个维度,以保守主义传统价值观、俄罗斯世界和大欧亚三个层次,实现了对意识形态和治国理念的统筹。

  在对国家认同内涵的挖掘不断深入的背景下,俄罗斯内政外交的联动性出现新的特点。

  国际观影响内政举措。从2016年12月的对外政策构想可以看到,俄罗斯对国际事务的重大策略出现变化,动用武力实现目的的愿望不断上升。2017年在瓦尔代俱乐部会议上,俄罗斯精英提出:国际秩序的构建是一种“创造性的破坏”。这种对外政策观念的变化,对内政产生了深刻影响。俄罗斯内政当前最突出的特点是强力部门的重组、强力部门地位的强化,以及强力人员被重新安置到核心关键岗位。可见,对外政策的变化固化了俄罗斯内政的原有特点。

  内政的变化反过来又进一步影响到外交决策。因为内政的变化直接造成俄罗斯国家实力不是建立在金融和经济而是建立在强力和军事这个基础上的。也就是说,俄罗斯外交首先说国家利益,被强力部门和所谓大垄断企业的部门利益捆绑。这进一步造成俄罗斯出现了战略冲动和“用兵”的愿望。

  俄罗斯当前的政治经济外交完全联动,深刻相互影响。普京刚刚执政的时候还只是着眼于国内,公开表示要解决好内部事务,国际上的大事让其他国家去处理。当前的俄罗斯内政、外交、经济则完全融为一体,而且调整的空间十分狭小。所以说普京最大的难题不是他这次竞选连任,而是在连任之后和六年之后。

  对俄罗斯国家认同的内外联动性究竟如何认识?国家对外行为与国内政治是以一种双向影响的方式相互联系,这两个领域的问题与行为体往往重合。国际政治理论中有“双层博弈”的概念解释这一现象,就是国家元首在对内与对外两个棋盘上同时进行政治博弈: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具有不同的规律,决策者必须作出选择以应对复杂性并决定问题的优先次序。俄罗斯在国家认同问题上的发展变化也符合这一规律。然而,俄罗斯还有其特殊性。本文试图以俄罗斯国家认同建构的历史脉络为引子,初步解读俄罗斯在国家认同问题上的特殊性。

  内在联动性:国家认同的传导机制

  国家认同问题固然存在如前所述的双层博弈现象,但是需要通过内在的传导机制才能具体发生作用。俄罗斯国家特性和国家治理的路径依赖决定了俄罗斯在国家认同问题上主要面临三组关系的挑战:国家安全利益与社会发展利益关系;经济现代化与政治权力结构自主性关系;政治现代化与政治控制关系。这三组关系存在的矛盾及其解决方式实际上构成了俄罗斯在国家认同问题上的传导机制。

  第一,安全利益高于发展利益。

  俄罗斯地处世界几大文明社会的交汇处,历史上还是草原帝国的战争通道。按照俄罗斯政治基金会主席尼科诺夫的看法:“俄罗斯从东方手里解救了西方国家,又从西方手里解救了东方国家。近千年来,俄罗斯只有一半的和平时期。不是俄罗斯进攻别人,而是别人从四面八方进攻俄罗斯。俄罗斯一直有同样的地缘政治利益,必须捍卫这种利益,如果放弃,俄罗斯就无法生存。这就是问题之所在。”安全利益高于发展利益,这是俄罗斯国家特性的一个鲜明特点。

  俄罗斯不是依靠金融或经济来维持国内安全和政治稳定,事实上,俄罗斯国家治理依靠的是自己一以贯之的手段,这些手段被概括为六大支柱:地缘政治位置、政治控制、国民心态、自然资源、用兵和强力部门。地缘政治位置指俄罗斯与自己想要投放力量的大部分地区都接壤,而且没有地理屏障将它与自己的目标隔开。俄罗斯能够以低廉的成本在当地施加各种影响和威慑。政治控制就是指权力结构的集权化。国民心态指俄罗斯的荣誉观念。自然资源既指俄罗斯不依赖外界的自给自足能力,又指俄罗斯把资源视为政治武器的能力。用兵指俄罗斯倚重军事战略力量如核武器来协调力量对比和确保领土完整。强力部门指俄罗斯强大的情报机构等,一直是俄罗斯最牢固的支柱。  

  无论是在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的困难时期、2009年金融危机的调整时期,以及2014年乌克兰危机后面临西方制裁的艰难时期,俄罗斯的经济都遭遇巨大压力和挑战,金融保障能力减弱。按照西方国家的政治逻辑,这意味着国家实力的衰退,进而会对俄罗斯的国际运筹产生消极影响。然而,至少在普京新时期内,经济实力的下降并没有对俄罗斯对外投放能力产生明显影响。从俄罗斯历史发展的间断性周期特点看,在从衰败到崛起的上升周期内,经济发展问题并不是俄罗斯政治稳定和对外实力的基础。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当前这种体制即便是运用军事的手段也只能实现短期的经济目标,从长远来看,在一个科技革命日新月异的时代,“用兵”只能达到一时的目的,而长期的战略目标是难以实现的。

  第二,经济现代化与权力结构的自主性之间存在张力。

  俄罗斯没有深度融入国际经济,仍在经济全球化边缘徘徊。俄罗斯出售自然资源和武器与生产高附加值产品之间几乎没有联系。俄罗斯自身经济一体化程度也很浅,这包括与技术链的联系和对生产全过程的参与。这影响了国内政治。俄罗斯较浅的一体化进程与国家管理体系的落后紧密相连,各地区各部门无法产生对全新经济形态指导与管理的动力,因此,俄罗斯的经济危机也因而具有政治性质,被认为是管理体系的问题所致。

  俄罗斯的发展模式可以分为动员模式、食利者模式、惯性模式和现代化模式。普京虽然打破20世纪90年代寡头的垄断,但由于权力和财富紧密连接在一起,所有权与政治特权关联,俄罗斯能源生意基本上是政治性的。普京没有通过稳定的法治体系将政治利益和商业利益分开,又催生了一个政治关系广泛的新商人阶层。这是一个财产重新分配和寡头阶层不断变化的循环过程。正如梅德韦杰夫指出的:只有实现包括人的现代化在内的全面现代化,才能创新知识和造福民众。这是一种智慧型经济取代资源型经济的过程。而这种智慧型经济与政治权力结构的自主运行相关。

  普京承认俄罗斯在竞争机制和参与机制上存在的弊端,因此公开提出俄罗斯在国家机制发展不成熟的条件下需要优化管理模式,采取“手动管理方式”。关键在于国家治理机制需要逐步改革,手动管理只是在一个时期合理,而且手动管理与俄罗斯的动员模式相互适应。俄罗斯学者认为,保守派的逻辑所立足的是政治稳定,担心修改“方针”引发国家混乱。但目前俄罗斯已到了维持原状则可能阻碍现代化发展的时期。在缺失实力强大的反对派的情况下,为了政治稳定反而政治封闭的趋势在加强,通过寻找内部和外部敌人转移对危机的关注。但是也是必须指出的是:在已建立起足够稳定的垂直管理体系的现阶段,俄罗斯的发展需要更加富有竞争力的政治和经济空间,这样才能更有力地推动经济的发展。

  第三,政治现代化的开放性本质与政治控制的路径依赖之间存在矛盾。

  关于俄罗斯发展道路的争论,原则上甚至依然集中在1861年俄国改革前所要解决的那些问题上,首先是现代化的类型问题。一种与社会的智识革命和人的观念转型相互联系,重点是人的现代化,着眼于建立自我管理的公民社会,形成竞争与妥协文化结合的民主制度基础;一种与工具理性相关,走技术革新的道路。两种现代化的政治绩效差别明显,前者被认为可以为稳定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奠定基础,后者则被认为有可能不断累积矛盾,使现代化进程受挫。

  普京主张的是第一种现代化的模式。他在2013年的瓦尔代会议上明确表示:俄罗斯的不可替代性、它在国际舞台上发挥重要作用的能力,不仅由外部,更是由国内因素所决定的。俄罗斯要抗御外来以及内部的挑战,在全球竞争的大背景下获得成就,就必须依靠受过良好教育和富于创造性的民众,而非自然资源或是核武器。卢基扬诺夫指出普京的这个理念反映了他的新发展哲学,重视的是人的现代化。若要长期在外交上采取灵活多变的战术方法,俄罗斯需要在内部营造一种氛围,让社会乃至更广义上的人的潜力都发挥出来。军事实力仍是大国捍卫自身不可侵犯性的手段,但是在技术和智力领域的竞争才是重中之重,决定着国家在全球的影响力。最重要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对人心、智慧的争夺,对创新人才的关注、吸引,为他们实现自我价值创造条件。

  实际上,2009年梅德韦杰夫就提出了新政治战略,指出俄罗斯全面现代化的核心在于政治现代化,政治现代化的关键在于人的现代化。政权争取社会支持、稳定民众情绪、避免民粹主义激进化的重要途径,是给民情民意的表达提供适当的舆论空间。但是,目前“控制局势”的议题是普京在乌克兰危机后在俄罗斯政治领域的核心任务。而普京也通过在俄罗斯基本政治制度的运行机制上进行的一系列针对性极强的改革,完全实现了对政治体系的内部控制。如何让政治体系各部分之间不断的连续改善而不至于出现政治退化现象是普京连任之后面临的紧迫问题。

  上述三组关系反映了俄罗斯政治、经济、外交之间的密切关系,是普京在对内对外维度打造俄罗斯国家认同时面临的三大难题。

  问题的关键还在于,正是俄罗斯的国家认同存在上述三组关系,西方认为俄罗斯是一头决不可能驯服的熊。在西方看来,苏联解体后出现了新俄罗斯,其基础建立在它自己的历史上。俄罗斯不会回到国家计划的轨道,但是其经济远不会是竞争性的市场经济。俄罗斯不会接受专制,但是会限制民主。俄罗斯会避免征服性战争,但是又唯恐失掉其权力和威望。俄罗斯将成为令人感到不自在的邻国。

  在西方看来,叶利钦时代法制缺失,新出现的寡头同国家勾结在一起,并把它的控制权伸展到俄罗斯境内及周边。西方认为车臣的野蛮战争是一场灾难。这场战争加强了总统和安全机构的地位,同时也割断了叶利钦同虚弱的民主派的联系。新的资本权力和旧的政治权力建立了联盟关系。财富和权力分配不均使俄罗斯出现食利者经济,即资源型发展模式,依赖石油和天然气等产生的能源红利发展经济,缺乏竞争动力。而普京已经注定的长时段执政的现实已经让西方在思考它们究竟面临的是普京难题还是俄罗斯难题?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不仅受到苏联时期的影响,更面临沙俄时期几百年的家长式统治的影响,希望俄罗斯迅速成为一个成熟的西方式的民主国家是幼稚的。但是由于存在上述三组关系的传导机制,在西方看来,俄罗斯难以避免进一步走向孤立主义,俄罗斯数百年历史的国家民族主义观念成为压倒式社会情绪。普京提出了俄罗斯是一座围城的理念,让民众相信凡是对现政权的反抗都会带来流血和混乱。在西方看来,俄罗斯举行选举不是为了更换权力而是为保住权力,而这个俄罗斯现象之所以存在,是因为苏联的瓦解不彻底。苏联乃至苏联之前体系、制度、经济结构和社会习俗的残余在苏联解体后处于休眠状态,普京将其复活并予以加强。

  西方对俄罗斯的上述理解实际上也是美国2017年制定“反击俄罗斯法”的深层原因。美国乃至西方逐渐累积起深厚的反俄思想和政治基础。西方视野里看到的已经不仅仅是普京难题,更有俄罗斯难题。

  外部联动性:俄罗斯的国际观

  俄罗斯国家认同的外部联动性体现在由此形成的国际观及其外溢效应。在俄罗斯很多精英看来,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舞台上的力量对比迅速变化。自10世纪以来,世界政治都是以西方为中心的,但目前西方中心主义正在走向末路。与此同时,国际关系中的军国主义化重新抬头,军备控制体系被摧毁,这对于俄罗斯保障国家安全所倚重的战略稳定是一种巨大影响。从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时期的实践看,俄罗斯难以成为西方体系的一部分。所以大部分俄罗斯政治精英都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俄罗斯的行动别无选择,俄罗斯只能起独立力量中心的作用,只能奉行独立的外交方针。

  随着俄罗斯提出大欧亚思想,俄精英阶层提出,应该建立当代的维也纳体系。维也纳会议是1815年拿破仑战争后召开的会议,遵循均势原则构建欧洲大陆的均势秩序。这种体系19世纪就存在了,1814年到1914年被称为欧洲大国协奏曲时代,其基调是在力量和利益平衡的基础上设立共同的游戏规则。俄国内围绕遵循均势原则,逐渐明确很多外交倡议。例如,对于上海合作组织的定位,卡拉加诺夫认为,第一,上合要成为大欧亚这一新共同体的中心力量。上合组织是建立这种伙伴关系的天然谈判平台,前提是赋予该组织更多活力和开放性,将其从一个单纯的地区组织变为安排各组织讨论问题的平台。可以从专家平台开始,随后是欧亚大陆发展、合作与安全的专家—政治平台。利用上合这样的现有国际组织比成立还没有制度基础的新组织更便利。第二,要在上合组织基础上成立新机构。需要成员国首先是俄中两国有效协作。俄中在上合组织内的行动过去由遏制对方在经济领域和在安全领域影响力的意图连在一起。中国负责经济,俄罗斯负责安全。如今上合组织的发展又受制于中印矛盾,需要一个能抹平老矛盾的新机制。这就是一起朝构筑大欧亚伙伴关系前进,后者需要协同各方的努力和具体优势来实现共赢。

  俄罗斯之所以对上合有这样的新要求,与俄罗斯国际观的变化不无关系。2014年瓦尔代的主题是“世界秩序:新规则还是无规则?”2015年为“在战争与和平之间:跨越冲突的逻辑”,而2016年瓦尔代会议的目光更为远大,它的主题“未来在形成中:塑造明天的世界”。这些主题明显与俄罗斯极为关切的国际定位紧密相关。普京在论坛上表示:从实质上说,全球化本身已岌岌可危,欧洲多元文化主义政策也已破产。

  既然全球化处于危机中,俄罗斯希望按自己的构想重塑全球格局与秩序。卢基扬诺夫认为,全球化遭到来自两个方面的挑战,一是在当前世界秩序的构建中由于是西方主导,很多国家并没有发挥作用,因此这个世界秩序是不公正的,二是得到俄罗斯支持的西方国家反建制派的政治力量也抵制全球化,认为它不是普惠于大多数人的制度安排。这两股趋势阻碍了国际经济和安全合作。在此基础上,俄罗斯对于重建世界格局的声音不在少数。第一,宣称用世界新秩序取代美式寡头秩序,认为世界出现两个对立的进程,一个是美国领导人的霸权秩序,一个是创造没有美国霸权的替代世界秩序。也就是说,伴随着不可避免的混乱,世界从多极走向两极的趋势开始形成,一极以美国为中心,另一极在欧亚。第二,国际关系体系的治理水平下降已成为现实话题,以各种规则为准绳的世界秩序的基础正在瓦解。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美国独霸的单极世界秩序正在成为过去。这一秩序还是大规模动荡的根源,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美国参与别国的政权更迭。愈演愈烈的中东乱局即是这种错误做法的例证。但是令人担忧的问题是,以美国为中心的秩序将被什么所取代。第三,在国际秩序调整的关键时期,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发达国家正在发生的重大政治变动加剧了这种担忧。俄罗斯致力于恢复自己的硬实力,俄罗斯将是新的国际秩序的支柱之一,这种新的国际秩序要比美国主导下的世界更为稳定。

  在2017年瓦尔代论坛上,普京继2014年的克里米亚回归讲话后,再次发表了关于国际秩序总的看法:第一,西方在冷战中取得了地缘政治胜利。第二,西方在20世纪许多成果是在应对苏联的挑战中取得的,包括提高生活水平、建立强大中产阶级、改革劳动市场和社会领域、发展教育、保障人权、消除种族歧视等。第三,冷战结束后,本来出现了翻开历史新篇章真正的独一无二的机会,但是西方却在分享苏联的地缘政治遗产后,坚信自己的绝对正确性并以冷战胜利者自居,公开干涉主权国家内政、输出民主,就像苏联当年向全世界输出社会主义革命一样。第四,俄罗斯遭遇了势力范围的重新划分和北约东扩。俄罗斯与西方之间是失落的25年,错失大量改善关系的良机导致俄罗斯与西方互不信任。第五,全球不平衡进一步加剧。 

  普京的观点与2017年瓦尔代论坛的主题异曲同工。2017年瓦尔代论坛的主题是“创造性破坏:新国际秩序是否会从冲突中产生?”“创造性破坏”取自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指创新不断地从内部革新经济结构,即不断破坏旧的,创造新的结构。通过创造性地打破市场均衡,才会出现企业家获取超额利润的机会。瓦尔代选取“创造性破坏”作为对新国际秩序的期许,很难不让人想到对现有国际秩序推倒重来的潜在意图。

  不仅如此,俄罗斯学者也直言不讳地表达了对中国的防范心理。上合或者大欧亚最重要的潜在功能是嵌入与中国发展关系、合作、平衡与协议的网络,以便预防中国变成潜在的霸主。中国将于2018年6月主办上合组织峰会。中国作为上合轮值主席国,将提出一系列重要倡议和举措。在这个筹备和运作过程中,需要关注俄罗斯的国际观及对上合和中俄关系的影响。美国在衰落,世界格局需重建,已经成为俄罗斯的国家认知,也成为中俄全面战略协作关系难以回避的话题。

  与内在联动性一样,外部联动性体现出的国际观并没有对俄罗斯谋求稳定的外部环境起到实质作用。

  在西方看来,俄罗斯放弃了要成为一个替代全球资本主义秩序的体系的意识形态领导者或者另一种军事与政治集团的地缘政治领导者的想法,但却没有放弃其作为文明国家的身份和成为全球领导者的愿望。对于西方国家来说,俄罗斯既不是当然的敌人,也不是天然的朋友。俄罗斯有克制地作出调整以适应国际体系,其战略目标很清楚:融入而不加入,但融入国际体系的速度及形式要根据俄罗斯的意愿。普京任内的俄罗斯寻求进入国际体系的核心,并且是按照自己要求的条件进入核心,从而试图重新确定核心国家的霸权结构。俄罗斯不仅想恢复其帝国,而且想重新获得超级大国地位。凭借经济手段,俄罗斯是无法达到后一目标的,实力和影响力的实现形式是帝国辉煌和军事力量。俄罗斯的世界强国要求所一贯依靠的是军事能力。俄善于布局和用兵,但缺乏具有连贯性的经济战略,这个事实从根本上导致俄罗斯无法长久维持其所谓大国的地位。俄罗斯既没有融入自由秩序,也没有自己的可行替代方案。军事力量或娴熟的外交手段可以但只能在很短时间内掩盖自身经济问题。如果没有一个更加强有力的经济基础,俄罗斯雄心与实力之间的差距将继续扩大。与国际经济一体化的特征能够解释俄罗斯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而且对俄罗斯今后发展轨迹也具有深刻影响。没有深度参与国际一体化进程,就难以真正持续发挥影响。

  俄罗斯国际事务理事会主任科尔图诺夫认为,尽管普京希望缓解紧张局势,但他并不愿向西方做出重大让步,因此与西方的紧张关系虽不会升级,但也很难期待出现突破。乌克兰危机后西方也基本对普京及普京体制形成统一看法。在西方看来,首先,普京放弃他和他的支持者已经取得成果的可能性很小。其次,西方也对进一步施压普京可能产生的效果不抱多高的期望。第三,只要俄罗斯仍然觉得西方的压力是暂时的,在制裁措施问题上西方可能陷入分歧,那么俄罗斯政权更迭的可能性就很小。

  俄罗斯精英把全球化与美国化相提并论,常常把它看作是对俄罗斯未来的威胁。国内强力阶层政治地位的增加又进一步加深了反西方主义的社会情绪。尽管如此,俄罗斯可能受到孤立和走向孤立的最大威胁还是来自自身,来自内部。在俄罗斯,二十岁左右也就是“千禧一代”年轻人被称为“普京一代”。“普京一代”尽管对开放政治有强烈诉求,但是他们希望看到自己的国家重新成为独立于欧洲一大西洋共同体之外的强大国家,相当多数青年人潜意识里具有反美思想。

  总之,虽然俄罗斯幅员辽阔,自然资源丰富,具有长期潜力,但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所面临的经济、军事和政治缺陷直接约束了俄罗斯在国际上的作用。从短期看,俄罗斯的问题和解决办法之间存在的矛盾性会限制俄罗斯的国力。除了俄罗斯力量所受到的物质约束外,还有一种最难用数量表示然而也许是最有约束力的理念约束,即俄罗斯对外政策的目标与可利用的手段不相匹配。因此,俄罗斯国家认同问题的真正局限性在于俄罗斯力量受到的约束,这种约束体现在俄罗斯的雄心和能力之间的张力关系。如何解决国际格局的力量对比和俄罗斯对于自身认识之间的不匹配关系是俄罗斯国家认同长期存在的问题。

  世界的经济问题已经进入社会和政治阶段。2008年经济危机以来,世界各主要经济体利用金融化刺激经济活动反而导致生产力增速放缓。世界经济增长萎靡不振。经济问题揭示了长期存在的社会问题。核心是不平等和财富集中的现象愈加严重。

  在俄罗斯看来,全球化出现的全世界范围的贸易额下降和世界最富裕阶层与其他人的差距扩大这个趋势放大了以下问题:国际贸易减速限制了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增长和扶贫工作,而不平等的加剧则同时削弱了民众对全球化和国内国际贸易扩张努力的支持。皮凯蒂认为,经济不平等的趋势,是资本主义与生俱来的特征。不平等其实与贫困关系不大,因为贫困与经济增长和社会平均收入有关,而不平等从根本上看与财富分配有关。问题在于反而是政治家更多关注财富分配,研究解决不平等的核心问题,而不是仅仅关注经济增长与自由市场。持续的现代化进程反而使经济和政治力量集中于寡头集团手中。俄罗斯同样存在这个问题。总之,这些问题现在已经进入政治阶段,表现就是全球民粹主义的反弹。

  在西方,民粹主义的根源在于全球化没能给工人阶层带来更多的红利,导致美国和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排外主义的兴起。在俄罗斯,它的根源在于俄罗斯认为西方原来是不愿意、现在是没有能力把俄罗斯作为平等的伙伴纳入到西方体系内,导致仇外主义和反西方主义兴起。英格尔哈特认为当代世界政治的新特点,或者说未来政治的关键问题是,大多数人如何以及何时形成共同利益的意识。

  普京对此极为谨慎。在2016年10月的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年会上,普京发表演讲时认为,表面上看大多数国家具备民主的所有元素,但事实上,大部分公民并不具备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力。精英对于正确发展方向的看法越来越与普通民众的意见南辕北辙,这导致的后果是全民公决、选举的结果越来越令政府始料不及,人们在投票时,经常与正统的官方媒体的建议背道而驰,也跟所谓的体制内政党的呼吁唱反调。2016年12月1日,普京发表国情咨文时以杜马选举开篇大谈社会团结,其潜台词就是要强化社会的共同利益意识,警惕民粹主义,防范无政府主义的乱局。

  俄罗斯总是对自己面临的问题有独特的见解,对自己的国家认同有基于自身历史与传统的认识。但是俄罗斯政治处于世界政治之中,世界政治的新特点会影响俄罗斯国家认同的变化。未来世界政治的新特点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俄罗斯的国家认同并推动内政外交联动性的发展变化都值得继续观察。(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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