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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推进海洋命运共同体试验区建设的战略思考
2021年02月20日 09:51 来源:《太平洋学报》2021年第1期 作者:戴桂林 林春宇 字号
2021年02月20日 09:51
来源:《太平洋学报》2021年第1期 作者:戴桂林 林春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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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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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海洋命运共同体研究逐步由理念倡导、理论探讨过渡到实践建设,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试验区是重要实践构想之一。将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融入实践来建设海洋命运共同体试验区是一种积极的尝试和示范。海洋命运共同体试验区将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道路,通过城市间跨国合作自下而上地形成国家间合作纽带。作为实践海洋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载体,海洋命运共同体试验区在前沿发展和示范先行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能有效推进跨区域海洋治理体系和蓝色伙伴关系的建设。以建设青岛海洋命运共同体试验区为例,可通过国际渔业合作、港口园区互通和城市共商共享三个路径来建设试验区,以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

  关键词:海洋命运共同体;试验区;青岛

  作者简介:戴桂林,中国海洋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林春宇,男,中国海洋大学经济学院2019级博士研究生。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原有国际海洋治理体系和治理秩序难以满足各国实际需要。理念先行于实际,理论指导实践。2019年4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青岛集体会见出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成立70周年多国海军活动的外方代表团团长时所做的重要讲话中,提出了“海洋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2019年10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强调“要健全党对外事工作领导体制机制,完善全方位外交布局,推进合作共赢的开放体系建设,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为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涉海国际交流、对外开放、海洋治理等方面的战略指导原则。2020年10月29日,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要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积极营造良好外部环境,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海洋命运共同体”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一环,是从海洋层面构建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命运共同体,致力于与各个国家进行广泛的海洋合作与海洋资源共治共享,维护海上安全稳定、推进全球海洋治理的中国智慧和方案。

  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后,国内学界对海洋命运共同体的理论支撑、意义、理念创新与制度创建、内涵价值路径、治理体系和国际法律等进行了理论层面的积极探讨;而关于其实践构想方面研究较少,仅有东南亚海域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基础与进路、海南自由贸易港与海洋命运共同体等方面的讨论,实践具体举措的研究有待丰富。国外学者发现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传统海洋治理模式无法解决新的海洋安全挑战。因此在过去的几年,许多海洋活动旺盛的国家已经开始改变其海洋政策,从传统的以部门制度为基础的结构,转向国家和区域层面合作的综合模式。相关学者研究发现,虽然区域海洋治理由于来自不同成员国的伙伴之间存在差异,导致不同国家进程之间的一致性具有挑战性,但相关的行政、法律框架和技术问题差异是可以解决的。

  从理论到实践的跨越需要经历漫长的历程,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实践区别于传统的海洋治理,倡导各国之间应当“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是对已有国际海洋利益格局的优化。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实践不会一蹴而就,而是要经历多个阶段和多种尝试,每一种尝试都是对实践体系的丰富与完善。现有国际海洋治理体系的建立来源于区域海洋治理的成功实践,同样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实践也离不开区域海洋治理的实践尝试。

  因此,本文立足于海洋命运共同体知行合一理念,对现有理论概念体系和战略实践体系并举合一,提出建立海洋命运共同体试验区(以下简称试验区)的实践构想。该试验区通过发挥示范先行作用,以区域海洋生态共同养护完善全球海洋治理体系建设,以区域海洋经贸自由化和便利化推动城市间的海洋合作,以区域海洋文化共融实现蓝色伙伴关系的建立。通过以建设青岛海洋命运共同体试验区为案例,旨在更大范围内推广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实践经验,以期构建共同繁荣、共同发展的海洋发展格局。

  一、新形势下海洋命运共同体试验区建设的动因及行动定位

  1.1 新形势下海洋命运共同体试验区建设的动因

  传统海洋发展思维难以适应当今发展需要,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将为海洋共同繁荣注入新的活力。古罗马哲学家西塞罗“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世界”的思想深深植根于西方战略文化。传统的国际海洋秩序是以欧美国家为主导,从利己的角度出发制定了一系列国际海洋法律、政策,发展中国家处于弱势失语的不利地位,全球海洋治理体系失衡已久。

  各国逐渐认识到《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国际法在解决复杂棘手问题中的局限性,现行的联合国海洋治理体系需要稳中求变、变中求新。如何有效解决全球各国面临的海洋政治安全、经济合作和生态环境问题显得尤为迫切,亟需一种新理念、新路径指引人类发展。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全球海洋治理提供新的价值指引。特别是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强,海洋命运共同体是一种通过共同分享海洋发展机遇、共同应对海洋威胁挑战和共同和平利用海洋的全新理念,将理念融入于实践建设海洋命运共同体试验区是一种积极的尝试和示范。

  国际海洋议题陷入囚徒博弈困境,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实践有利于形成新的突破口。从现有国际海洋实践中的海洋控制型议题、海洋开发型议题和海洋治理型议题来看,海洋控制型议题如海洋军事、海洋争端、海洋冲突与海洋战争等一直是矛盾的集中地,相关议题难以推进。低效的全球海洋治理导致全球海洋公共产品供给不足,海盗、恐怖主义、跨国犯罪等活动无法得到有效遏制。由于海洋控制型议题的进展不利,海洋开发型议题和海洋治理型议题实施也事倍功半,尤其在海洋环境治理方面表现更加突出。海洋正成为“人类最大的垃圾回收站”,每年漂流、倾倒入海的塑料垃圾达800万吨,90%的垃圾没有得到有效回收利用,而全球海洋塑料垃圾治理的体系化建设不尽完善,治理的手段、资源、意愿等无法完全满足治理目标的需求。事实促进认知,各国逐渐认识到现有海洋实践的不足,对海洋合作性和包容性观念产生新的变化,这为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孕育提供了土壤。由于海洋控制型议题收效甚微,各国纷纷将目光投向海洋开发型和海洋治理型议题。在追求和谐、包容海洋秩序的背景下,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为各国海洋治理提供了鲜明的行动导向。

  城市间跨国合作有利于自下而上地形成国家间合作纽带。面对波谲云诡的国际形势,如何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是个宏大的课题。在海洋命运共同体实践中,早在2013年中国就已开展“一带一路”合作倡议,主动成为实践先锋,开创了全球海洋治理新局面,但也遭到了传统欧美强国的抵触。国家间的战略合作涉及层面广,受战略规划、地缘政治等方面影响较大,很多时候会出现零和博弈甚至负和博弈的局面,因此需要另辟蹊径。相对来说国家之间的城市合作较为容易开展。因此在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实践中,通过建设试验区开展城市间的跨国合作具有较强的可行性。可选择历史矛盾较少、冲突程度较低、海洋开放程度较高的城市作为试验区,弱化合作中的政治因素,通过城市间的跨国合作自下而上地形成各国海洋合作的基石。试验区可以经济合作促进生态治理和文化交流,同时发挥试验区先行和示范作用,实现海洋命运共同体共建共享理念,为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积累实践经验,不断丰富海洋命运共同体实践体系。

  1.2 新形势下海洋命运共同体试验区建设的行动定位

  试验区的总体目标定位是通过建立“世界级海洋友好城市”,辐射全球合作伙伴,实现区域性海洋命运共同体。“世界级海洋友好城市”有两层含义,一是试验区应该是世界级影响力的海洋中心城市,在区域海洋治理体系中有较强的领导作用;二是试验区建立的友好城市应该遍布全球,形成以城市为单位的一个全球海洋合作巨大网络。试验区将以“海洋友好城市”为基点,“港口互联互通”为轴,点轴连接形成蓝色伙伴关系网,以城市合作拉动国家合作,自下而上地提升全球海洋治理水平。

  试验区的基本行动定位是在海洋领域中实现经济共赢、文化共融、生态共治、政治互信和安全共建。经济共赢是寻求自身海洋利益的同时兼顾他方的海洋利益,实现海洋产业优势互补发展。文化共融倡导求同存异的交流方式,旨在消除海洋文化隔阂和增强对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生态共治是将海洋生态观与海洋利益观结合,以可持续发展理念共同治理海洋环境污染。政治互信是与共建城市建立“友好城市”关系,在遇到海洋争端时提供平等协商的和平交流平台。安全共建是指与共建城市在公共海域中共同维护海洋安全,共建主体致力于解决海洋非传统安全的问题。

  二、海洋命运共同体试验区建设的内涵与体系建设

  2.1 海洋命运共同体试验区建设的内涵

  海洋命运共同体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海洋领域的细化和深化。海洋命运共同体包含海洋政治、安全、经济、文化和生态五个方面,这五个方面的内容作为一个整体相互促进和制约,不能孤立的解决任何一个方面的问题,要同时兼顾,海洋命运共同体试验区是实践海洋命运共同体功能的重要载体。

  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倡导将个体的海洋利益置于共同体的海洋利益之中,以共同体的发展引领个体的共赢发展。海洋命运共同体不仅有关人类命运,还与所有海洋生物命运密切相关。海洋命运共同体将人类与海洋视为一个整体,调整人与人、人与海洋之间的关系。它能够激发全球海洋治理主体在关注自身海洋利益的同时,关注人类与海洋整体的可持续发展,实现人海和谐共存。

  试验区共建不是简单的次区域合作,也不同于以往的友好城市关系或地方政府多边合作。试验区合作主体多元化,合作动力多样化,合作机制灵活化,合作主题更加聚焦。从合作主体来看,试验区共建是在跨国地方政府搭建合作平台的基础上,企业、非政府组织等多主体共同参与海洋治理的过程。从合作动力来看,多主体受地缘政治影响较小,在资源配置和区域海洋治理方面动力更足。从合作机制来看,通过设置常设机构、建立企业联盟和组织联盟等形式,更有利于海洋治理日常事务的开展。从合作主题来看,试验区合作主题是以经济合作带动海洋环境保护、海洋治理等领域合作,始终以区域海洋治理主题为中心。试验区是海洋命运共同体实践的具体实施载体之一,既要承担人类海洋的共同发展任务,也要关注所有海洋生物命运,是人类与海洋关系重构的具体实践。

  2.2 海洋命运共同体试验区的体系建设

  (1)建设原则

  试验区的建设是根据其总体目标和基本功能,既要满足“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也要充分考虑各个主体的海洋权益和海洋资源环境现状,在建设过程中要遵循以下实践原则:

  共商共建共享原则:试验区以双边或多边合作的建设模式为主,塑造城市间的责任和风险共同体。在试验区的建设过程中明确权责,共商起草治理章程,围绕促进海上的互联互通和各个领域合作开展。试验区的共建合作成果要实现共享,随着试验区的辐射范围不断扩大,新加入试验区的合作伙伴可以享有部分成果的权益,以便从区域合作推广到更多地区。

  高质量高态化原则:海洋是高质量发展战略要地,试验区作为海洋命运共同体实践载体必然要遵循高质量发展原则。试验区作为多主体共建模式,在吸纳共建主体过程中把握好规模和质量的关系,共建内容要注重创新推动性、发展均衡性和环境可持续性等高态化准则。

  示范性先行性原则:试验区应积极践行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充分尊重参与伙伴对各自参与事项的发言权,各个合作伙伴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是试验区的平等参与者,形成先行示范效应吸引更多合作者参与。

  (2)建设内容

  海洋具有天然的连通性和开放性,各国在海洋实践活动中圈占海洋空间单一发展的可能性不复存在,共同合作开发、互利共赢成为必然。海洋命运共同体是全球海洋治理的中国方案,中国将会承担试验区建设的责任和义务,主动推进海洋命运共同体实践。试验区的建设在国内仍坚持海洋强国战略,走人海和谐、合作共赢的发展道路,在国际上加强与沿海各国城市的经济共赢、文化共融、生态共治、政治互信和安全共建。

  经济共赢:试验区开展海洋经济合作不限定城市的数量和国别,向各个国家开放。倡导多边海洋合作机制,促进海上互联互通,在增进共同繁荣和海洋福祉的基础上,推动海洋经济发展。在海洋的一些行业要消除贸易壁垒,促进商品、人员、资本的自由流动,实现多方经济共赢。

  文化共融:广阔的海洋孕育了独特的海洋文明,各国海洋文化中都蕴含包容、创新、团结精神,这是试验区共建主体海洋文化共融的纽带。试验区共建主体的文化背景不同,在建设过程中要求同存异,试验区传播海洋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文化是共建主体共同的追求。

  生态共治:直面试验区海洋环境重大问题,共同治理和维护公共海洋生态环境,加强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资源养护。海洋环境问题具有复杂性和长期性,试验区可以先实现区域海洋生态共治,可有效应对海洋生态环境问题的跨界性,再由片到面、由易到难拓展到更多区域,最终实现全球海洋生态治理。

  政治互信:试验区是以城市为单位开展共建,弱化国家之间制度文化、意识形态的冲突影响,以参与主体的共同利益为实施依据。城市间共建在实践中积累合作经验,自下而上地加强对话与沟通,以经济合作促进文化交流,在实践中为政治互信提供现实依据。

  安全共建:海洋命运共同体倡导共同维护海洋安全,试验区共建主体要共同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积极维护海洋和平和良好秩序。倡导共建主体相互尊重,摒弃冷战思维、零和博弈,主动换位思考,加强城市间海洋安全文化交流,共同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提供更多海上公共安全产品。

  三、海洋命运共同体试验区的功能与作用

  3.1 建立海洋命运共同体示范先行的前沿平台

  实现海洋命运共同体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试验区作为实践的最前沿发挥着示范先行的作用。海洋命运共同体不支持对剩余价值的剥夺,倡导通过海洋合作构建共享共赢的合作环境。一定意义上,海洋发展最能体现出蓝色可持续发展的本质内涵,共同体意味着人类或国家在相互交往的过程中,在特定条件或特定领域中产生的对彼此身份和角色的认同。海洋的开放、多元和包容的特征强化了沿海城市间开展海洋领域合作的联系。实践层面实现基于共同利益、共同目标和共同责任与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开展海洋合作的举措,有利于全球可持续发展。

  各国政治制度、经济水平和历史文化有较大的差异,在国家层面的合作较为慎重,而试验区通过城市间开展合作,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这种差异带来的合作难度。共同体的理念和实践反映了各国寻求合作发展的需要,试验区将这种诉求细化到城市层面,解决合作者之间联系性、认同感和归属感的问题。联系的紧密性可能是基于血缘、教育背景和利益等物质基础,认同感和归属感可能是源于伦理、道德、价值观和世界观等精神基础的一致。试验区的共建主体通过海洋领域合作实现经济共赢和文化共融,以海洋实践的方式加强共建主体之间的联系与纽带,初步建立相互之间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不断加强联系的紧密性、相互之间的认同感和对试验区的归属感。试验区开放、包容的特征,能提升海洋合作质量,克服发展合作的滞后性,将带动更多城市和地区参与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在前沿发展和示范先行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3.2 推进跨区域海洋治理体系和泛区域蓝色伙伴关系建设

  现有国际海洋秩序难以兼顾效率与公平,当发展中国家要求推进全球海洋治理民主化时,某些发达国家的心态便出现了失衡,试图推脱大国应尽的义务。海洋命运共同体意味着一种全新高度和范围的国际海洋秩序。《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是国际海洋法律规则的集合,是不同利益集团妥协的产物,无法兼顾不同利益集团和所有国家的利益,存在一些不足。既有的国际海洋规则无法全面有效管理全球海洋事务,特别是在跨国性海洋事务管理机制方面存在一些问题,不能反映海洋权利结构的变化。改善和重构国际海洋秩序是一项漫长而复杂的过程,自上而下的改革涉及的国家众多,在此路径上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实践如履薄冰。

  相对而言,试验区通过推进城市间的经济共赢、文化共融、生态共治、政治互信和安全共建,能为实践中形成国际海洋法律新制度提供现实依据。试验区共建主体将以区域合作为主要合作模式,在区域海洋治理过程中凸显地区特色。试验区不是一般的政府通过多种手段推动地缘政治经济合作,而是以海洋合作为主要合作内容,凸显共建主体蓝色关系。城市间合作能进一步完善区域海上行动协调机制,从而与更多主体建立蓝色伙伴关系,深度变革全球海洋治理体系,将区域海洋治理方案向符合人类共同利益、为国际社会公认的规则体系转变。

  3.3 发挥海洋经济贸易自由化与便利化试验田作用

  海洋经济合作是实践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关键环节。试验区得天独厚的政策优势有利于实现海洋经济贸易的自由化和便利化。政治制度、资源禀赋的差异产生国家对外经济政策的不同,从而造成经济往来的障碍。立足于各国的战略和发展政策,海洋命运共同体试验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海洋经济贸易的障碍,特别是在消除贸易壁垒,促进商品、人员、资本的自由流动方面尤为关键。试验区能充分发挥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有利于建立统一管理协调机制,建立共建主体间的合作平台。

  试验区的海洋经济贸易合作一方面重在融合,城区合作关键是找准融合点,寻找更低的要素成本,形成大规模的外贸和消费市场,推动试验区投资便利化制度红利外溢,不断延伸试验区功能,驱动区域资源的重新配置。另一方面要考虑自身优势产业在跨国价值链、产业链中的地位,通过城市间优势产业强强联合,从而确定与试验区成员的具体合作产业,以确保优势产业对接,提升竞争优势。最终以试验区经济贸易合作自由化和便利化促进国家间经济贸易合作,提升试验区共建主体的经济水平,在全球海洋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

  四、案例:青岛海洋命运共同体试验区建设路径

  海洋命运共同体试验区的选择不仅要考虑地缘位置的辐射范围,还要兼顾国际海洋经济合作基础和区域经济社会条件。首先,试验区要做好顶层设计。海洋命运共同体涉及到国家层面的外交、外贸和海洋管理部门等多个机构,应建立由国家机构、地方政府组成的管理协调机构,制定相应的管理机制与合作模式。其次,试验区共建主体可以选择从现有的“友好港”和“友好城市”入手,扩大海洋合作领域,深化已有海洋合作。最后,在合作的实践中要不断创新试验区共建主体对接的新模式、新方法。

  2019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青岛首次提出“海洋命运共同体”这一重要理念,为青岛成为试验区提供重要契机。从国际区位来讲,青岛作为国内第一批开放的沿海城市之一,不仅是连接东亚地区的枢纽,还是俄、日、韩在远东地区众多港口往来中国最便捷的登陆地。2019年青岛港货物吞吐量、集装箱吞吐量分别位居全球第六位、第七位,与全球180多个国家地区的700多个港口有贸易往来,友好港已经增至25个,辐射范围不断延伸,成为冰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

  目前青岛市已与42个国家79个城市建立了友好关系,海洋经济合作基础较好。就国内位置来看,青岛位于环渤海与长三角两大经济区的中间,与内陆各大城市的经济联系也比较密切。同时青岛市还是“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地方经贸合作示范区”和“中国(山东)自由贸易试验区”,这些就决定了青岛市可以作为一个枢纽城市,可以连接国内各个经济中心。2020年8月18日,经我国农业农村部渔业渔政管理局批复,山东省青岛市成为全国第一个国家深远海绿色养殖试验区,这为国际渔业区域合作提供了青岛经验和青岛方案。2020年8月26日,青岛市西海岸新区举办了第二届世界海洋城市·青岛论坛,共同发布了《海洋城市活力共建宣言》。综上,选择青岛作为试验区有其历史必然性,青岛有基础、有能力承担试验区的各项功能和职责。

  建设青岛海洋命运共同体试验区,将以“世界级海洋友好城市”为总体目标,在海洋领域以经济共赢、生态共治、文化共融、政治互信和安全共建为功能目标,发挥试验区的功能和作用,为海洋命运共同体提供实践经验。青岛海洋命运共同体试验区建设有三个路径:一是要以海洋渔业合作为核心,在深化与日韩城市合作的基础上,积极与其他国家沿海城市建立稳固合作关系,为试验区共建共享打下经济基础;二是扩大海洋合作领域,以“海洋园区”和港口为抓手,进一步弱化政治因素,打破物理间隔加强互联互通;三是大力吸纳共建主体参与试验区建设,通过共商共建形成利益共同体,不断扩大影响范围。

  4.1 共同渔业资源开发与合作,多领域设立海洋产业示范基地

  近些年中日韩三国在海洋领域合作较多,地方政府跨国合作已有成功案例。1996年韩国地方政府发起成立东北亚地区地方政府联合会(NEAR)和2004年日本发起创设东亚经济交流推进机构(OEAD)为次区域合作奠定了良好基础。2019年12月第八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通过的“中日韩+X”早期收获项目清单等成果文件,在《中日韩合作未来十年展望》中再次强调,要促进包括交通、物流在内的地区互联互通和基础设施合作,为区域内外共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经济利益是吸引共建主体积极参与的重要驱动力,海洋渔业合作是城市间跨国合作阻力最小的突破口,是试验区建设起步期的有力抓手。可以以“大海洋生态系统”为基础对渔业资源进行综合管理,全面了解渔业资源的状况。再基于渔业合作协定的模式和共同渔区、保护性合作区域、特别措施区域以及渔业资源配额方式,深化青岛日韩国际渔业合作领域。不同于以往的区域渔业经济合作,青岛试验区渔业合作应针对区域近海渔业资源衰竭、深海渔业资源过度捕捞、远海渔业资源非法、未报告及不受管制的捕捞活动(以下简称IUU)等问题,聚焦区域渔业资源合作治理,注重生态养护和资源增殖,开展渔业合作示范区建设。

  一是应以“大海洋生态系统”为基础提升近海渔业治理水平。可立足于中日韩总可捕量制度实际,成立区域合作管理委员会,统筹协商所辖区域鱼种和渔获量配额,严格实施限制网目尺寸和最低可捕标准。针对洄游鱼种和跨界鱼种的增殖和养护问题,协商其他治理措施,不断提升区域渔业合作治理水平。

  二是要实施区域深海渔业资源调查和养护行动。随着各国捕捞技术的不断进步,对深海渔业的开发强度将会迅速提高。基于共同的长远利益,试验区要率先开展区域深海渔业资源调查与养护,厘清深海渔业资源,合理规划区域捕捞量,制定科学养护措施,促进区域深海渔业可持续发展。

  三是可以立足于已有管制IUU的渔业协定,磋商区域远海渔业管理举措。IUU捕鱼是短期难以根治的问题,试验区可以先从民间机构、双边合作起步,树立共同管制IUU的协作观念,逐步构建共建主体所在港口国、船旗国、交易市场的联合机制,自下而上地向多边合作过渡,共同规制IUU捕鱼行为。

  同时,青岛市作为试验区东道主,可利用主场优势与其他城市开展渔业经济国际合作。包括以市场开放推动与发达国家城市海洋渔业技术合作,以技术输出建立与发展中国家城市海洋渔业资源合作,将海洋渔业与互联网经济、地区特色经济相结合,与民生、民意融为一体,以适宜特色的区域管理诸如区块链等技术,不断推进海洋渔业合作示范基地建设。

  4.2 园区共商共建港口安全互通,宽层面构建海洋贸易循环体系

  “海洋园区”和港口合作是试验区海洋领域合作的深化,是形成国际海洋贸易循环体系的关键点。海洋领域对技术、人才要求程度较高,试验区可通过建设国际“海洋园区”和“港口互通”实现各国人才、知识、资金的集聚,进而形成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打破国家技术壁垒,联合攻克重点领域、关键技术,促进共建主体相关海洋产业的发展。试验区要发挥海洋科技引领作用,“海洋园区”是强化支持“海洋国际合作重大工程”重要载体。试验区共建主体来自多个国家,以“海洋园区”建设为契机发起和参与“国际海洋重大科学攻关计划”,能弱化国际政治因素干扰,有利于开展国际联合科技攻关。具体而言,一是要支持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试点国家实验室与俄罗斯科学院希尔绍夫海洋研究所共建北极联合中心,搭建国际海洋基因组学联盟,开展全球海洋生物基因测序服务,支持涉海企业参与国际标准制定。二是可开展国际科技合作基地申报认定,提高国际知名度和认可度。

  港口作为城市往来的门户,对区域经济贸易开展和海洋安全维护至关重要。在区域经贸合作方面,一是要充分发挥试验区港口联盟的连接作用,进一步规范和降低口岸有关收费,深入落实明码标价和收费清单公示制度,拓展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服务功能,推进口岸物流单证无纸化运转。二是要不断完善试验区交流合作机制,研究发布东北亚、“一带一路”等集装箱景气指数和干散货运价指数,构筑港航产业发展联盟,组织国际企业参加港航高端国际会议,推动港航领域高端智库建设。在海洋安全治理方面,一是可针对港口航运中船舶温室气体减排、船舶运输导致的溢油和危化品泄露及其区域跨界扩散问题,基于互利共赢的建设思路,全面提升港口联盟整体装备智能化水平,逐步推进新兴技术在港口中的应用,在智能化的同时降低港口污染物排放,实现区域港口群智能化、绿色化发展。二是试验区应充分考虑共建主体不同发展阶段的差异性,寻求共建主体合作的最大利益公约数,在共商、共建基础上成为港口合作机制建设中共同的规则创造者和公共产品提供者。可推动区域港口合作统一规则的创设,形成区域内港口合作国间统一的港口设施保安标准和信息共享机制,加强不同城市监管部门的交流与技术合作,逐步解决区域航运的海盗、走私、违禁品运输等传统安全问题。

  “海洋园区”作为共建主体开展科技攻关和贸易的重要平台,能实现不同主体更高效率的分工,各类要素集聚有利于构建城市间海洋贸易循环体系,推动区域经济全面繁荣。港口作为城市经贸的重要通道和安全门户,共建主体通过港区联动、港城联动,不断提升海洋运输安全水平。

  4.3 城城联动共商共享,全方位建设海洋治理蓝色伙伴关系

  青岛海洋命运共同体试验区要秉承共商共享的建设观念。一是要基于地域共生纽带加强城市间文化交流。海洋的广阔与流动性造就了海洋文化的开放性,以自由、开放和创新精神为内核的海洋文化为国家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资源要素和智力支持。试验区尊重各国家、民族和宗教文化多样性,逐步减少不同文化、观念和习俗方面的隔阂,寻求文化互相包容的平衡点,丰富不同区域的民间交流途径,推进多种文化的和睦共处,实现文化共融。二是可搭建国际合作交流平台,充分利用海洋智库体系和协调机制。由于海洋事务大多会涉及多国利益诉求,区域性的海洋智库网络能为不同国家提供解决问题平台。海洋智库对内会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参与地区或国家决策,对外能发挥“第二轨道”外交的重要力量。涉海智库在讲清楚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方面,具有比其他行为体更为独特的优势。试验区能通过建立和完善海洋智库咨询制度,搭建海洋高端项目对接、人才交流、资源共享平台,拓宽海洋智库与各级政府的非正式沟通渠道,不断扩大全球影响力。三是要不断提升发展中国家的城市海洋治理能力。在国际海洋治理的主体和势力分布不断调整的背景下,试验区将重视多平台联动作用,充分发挥地方管理者、区域组织和全球组织的协同作用,密切配合,逐层衔接,以高度的凝聚力和充分的行动力应对共同挑战。

  在此基础上,试验区可将合作范围扩大到更多区域,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建设经验,自下而上的推动不同主体海洋领域合作。在国内合作方面,青岛市作为山东省海洋龙头城市,可带动山东省、周边省份海洋资源向青岛集聚,以青岛为支点撬动更多海洋城市合作。在国际合作层面,能通过区域合作实践完善海上城市间各项国际行动协调机制,为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海洋经济新秩序、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贡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

  五、结语

  在全球性新冠肺炎疫情(COVID-19)大流行造成的不稳定和不确定时期,海洋作为一个开放型的系统,使各国更加深刻认识到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寓意,切实体会到海洋承载着人类健康与发展。当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对全球海洋治理予以关注,以确保海洋能够继续提供对人类福祉至关重要的生态系统服务。海洋命运共同体做为解决全球海洋治理问题的中国方案,能集中各方力量共同应对海洋乃至人类所面临的现有和未来挑战,以实际行动赢得更多国家信任。本文提出的海洋命运共同体试验区建设思考,将试验区作为可行的实践载体之一,将最大限度地适应地区、国家和地方实际情况,为全球海洋治理提供更多的治理工具和实施方案。试验区将建立更多合作关系为人类海洋共同利益努力,统一协调各方的研究和行动,为解决海洋环境、海洋治理等问题发挥重要作用。(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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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戴桂林 林春宇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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