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世界政治的变迁过程，可以发掘更多的角度，借用不同的学科工具。

    笔者注意到，地质学、天文学、宇宙发生论等自然科学里面，有一种叫“层化”（英文“Stratification”，也称“层理”）的学说，内容颇为有趣、或可加以利用。“层化”的原意，是指岩石沿垂直方向变化所产生的层状构造，这种构造通过岩石的物质成分、结构和颜色的突变或渐变显现，表现出各种沉积岩的不同年代、生成环境、沉积作用和结构特点。具备沉积岩特征的岩石，在内部各层面之间构成特殊的分界面（也即层理面）。层理的形成与沉积物结构和成分的变化有关，或由沉积间歇、沉积季节的变化所致。例如，火山碎屑物在其爆发和降落过程中，由于重力、颗粒大小和风的影响，成岩时也会形成具有分选性的层理。若火山灰落在湖泊或海洋中，则可形成类似于沉积岩的层理。沉积岩层的原始形态多是趋于水平的，地质后来的变动使其倾斜、直立、弯曲甚至发生破裂，形成褶皱、节理、断层、劈理等形态。对于地质工作者，是否存在层理，是区分沉积岩与普通岩石的关键。常见于火山岩等沉积岩的层理，提示了地球地质构造变形及其演进史。地质的“层化”过程漫长曲折，使得今人看到的沉积岩层理重叠交错和多式多色。在各类层理中，比如，有所谓“水平层理”即由平直且与层面平行的一系列细层组成的层理，多在比较稳定的水动力条件下——如河流的堤岸带、闭塞海湾、海和湖的深水带——从悬浮或溶液中缓慢沉积而成；有“平行层理”即主要产于砂岩中，在外貌上与水平层理极相似，往往在较强的水动力条件下，高流态中由平坦的沙床迁移、在床面上连续滚动的沙粒产生粗细分离而显出，一般出现在急流及能量高的环境，如河流、海滩等环境中，常与大型交错层理、底冲刷相伴生；有“粒级层理”，又称“递变层理”或“粒序层理”，其特点是成岩物质颗粒粒度由底至顶变细，其间无明显界线，但相邻粒序的层理就不会相同；有“斜层理”，可分为“单向斜层理”和“交错层理”，其特点是细层理大致规则地与层间的分隔面（主层理）呈斜交关系，上部与主层理截交、下部与主层理相切，其间又包含了“单向斜层理”“交错层理”“波状层理”“递变层理”“块状层理”等等层理。各种层理的成因、表象、关系各不相同，地质学家们对其细化分类加上总貌解说，不仅展示了地球地质构造及周围大气空间环境的独特之处，在一定程度上还折射出整个宇宙发生及演化的规律。

    做好世界政治的“层化”（层理）分析，也许有新的创意与超越。首先，不同于我们熟悉的传统层次分析法，那是一种受20世纪50-60年代科技革命和系统工程论激励出来的相对机械与静态的层次划分，有关世界政治的“层化”研究，将更加注重成分（要素）——诸如国家、政府、军队、外交部门、各种非政府组织（NGO）、跨国行为体和个人等微观单元——的动态及其关联，它不仅需要细致辨识不同层次的形状与成因（诸如政府间谈判、企业的交易、社会组织的活动），还应关注它们的叠加效应和主体间性（像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战争与和平的交叉、霸权国和主要大国的兴衰、技术与科学促成的创新之类）。如同物理学中量子学说指出的波粒二相性，世界政治变迁的“层化”探讨，是对“层”的解析和对“化”的感知的辩证，既离不开微观单元（例如个体的情感）的观测，又不可脱开宏观结构（譬如说当代世界政治的单极霸权、两极格局和后冷战进程）演进的把握及概括。这里，（譬如说）世界政治终极目标等宏论离不开一个个的微观分析，单独的微观焦点若脱开大历史的视角就无法呈现世界政治变迁全貌。听上去，“层化”分析与我们比较熟悉的系统（结构）分析有相似之处，比如，都注重局部与整体、行为体与系统的关系等方面，然而，与譬如说沃尔兹的结构主义方法不一样，这里讲的世界政治的层理分析，借鉴了地质学意义上的生态活性，强调不同时期行为主体（如“利维坦”或“国际社会”）的情感色彩与自主性，看到叠加的构造（阶层阶级集团等成分的权重改变）所包含的有机演化，比相对机械的系统论更有弹性和延展空间。

    其次，“层化”分析的一个好处是，促使人们思考在不同领域和问题之间建立共同知识。在地质学内部，层理的研究并非单一使命，而是许多分支学科从各自专业推进的任务，这些分支包括同位素地质学、数学地质学、遥感地质学、实验地质学、地球化学、结晶学、矿物学、岩石学、矿床学、地质建造学、构造地质学、区域地质学、地球物理学等。遵循着现代科学发展由分科走向综合，由个别转向总体的趋势，地质学从全球乃至宇宙发生论角度，将物质研究、地壳与整体地球构造研究以及地球历史研究融为一体的板块构造学、海洋地质学、行星地质学等新增长点，就是这一趋势的体现。不过，无论什么分支或具体问题，譬如说研究板块构造的机制、洋中脊的物质组成、测定岩石的年代、寻找矿物资源等，所有地质学者的共同兴趣与对话基础，都会涉及地球的物质组成、构造及其演化历史，乃至行星和宇宙的物质组成、各层圈之间的相互作用；不管有多么差异的个体兴趣，所有地质研究者须大体掌握晶体光学与地球化学、古生物学与地层学、结晶学与矿物学和资源地质学、岩石学与构造地质学、地球科学概论等基础知识。应用到世界政治与国际关系中，在极大促进各种单独偏好发展的同时，“层化”学说将会鼓励各种兴趣的交流、各个领域的通气、共同知识平台的打造，例如什么是各地域之和的“世界政治板块”？什么是“世界政治”引导下生成的各区域一体化？什么是构成“世界政治”的最小单元或微观单元（阶级阶层还是集团政治或大国领导力）？什么是“世界政治”研究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什么是研究“世界政治”的学科基础（政治学/经济学/外交学/历史学/区域主义/等）以及宏观中观微观的不同学科分支（权力政治学/地缘政治学/贸易政治学/帝国主义论）等？亚非拉反殖民主义的个案研究与西方列强殖民中心主义的追踪如何在学理及命题方式上加以比照？经济社会现代化的一般学说与文明冲突论的特殊命题之间能否相互批判与对话？哪怕暂时难于取得广泛共识，朝向建立世界政治研究的特殊知识与共同话语之交流平台的长期努力，将带动学术范式的持续更新。

    第三，既往的国际关系理论里面，有不少从世界政治的进化或退化角度做出的分析，它们的优点是走向明确、进退易判，例如进化论者提到的“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组织逐渐扩展至全球各个角落”“国家战争行为在当代受到更多国际规制约束”等，退化论者谈论的个别大国单边主义的“退群”行为、西方民主渐增的“赤字”现象等。这类分析的缺点，是对于研究对象的两面性乃至多重性难于展现，命题容易失之简单和单向度，有时导致政策部门的应用通道狭窄、操作简单。比如，讲国际形势时要么把当下定义成“科技进步与国际多边主义潮流不可阻挡的年代”，要么说成是“民粹主义四处泛起、民族主义日益盛行的年代”，让有关决策部门的干部无所适从，不知外部形势究竟依然存在“和平发展机遇”，还是趋于萧条和严峻化；就学术工作而言，单向度的“进化/退化”认知框架，也令实际上感受的模糊区带和不确定性难以被容纳和表述。好的“层化”研究比较中性，不做单纯的价值判断，重点在于发现专门领域和问题的独特性质与特点，把它（们）与总体的格局加以对照。这样可能避免过于强势和武断的结论，在大的进化或退化概念之外提供不一样的多彩画面，新的观察角度促使研究人员避免单向度的、线性的思维，保持想象力和多元主义包容态度。放开眼量不难发现，当代世界史演进显示，以往那种多半是民族国家政府特别是少数西方大国主宰的国际关系格局，正在转型变为包含更多中小国家、各种弱势群体及其政治代表、各类大型企业与跨国经营者、非政府非营利团体、国际恐怖主义势力和民族宗教分离对抗势力在内的新世界政治局面；面对这种持续的改观，国际问题的理论研究和学术工作假使仍束缚在被少数传统主流范式定格的框架下，是很难做出更有创造性、更加符合时代潮流的成果的。相形之下“层化”分析路径提供了更多选项与可能性，激励切口更小、挖掘更深、内涵独特的小层理，从而使得世界政治构造及其变迁议题更像一个待开发的“富矿”。

    举几个事例，说明“层化”思路的应用。其一是主权的研究。众所周知，主权定义很简单，指民族国家政府在国内的至高统治力和在国外不受他者支配的权利。然而，实际生活里，主权早已越出最初的法理边界，不仅宏观层面它从早期的教廷垄断权、君主专制权变成民族国家的身份象征，进而由政府主导、再到有人民主权意涵和区域架构并行（如欧盟）的多重权利配置形态，主权观念逐渐分出政治主权、安全主权、经济主权、贸易主权、文化主权、领土主权与非领地主权（如使领馆、太空装置或本国在公海的船只）等不同分支，实际应用中更细分出所有权、管理权、使用权、享有权的分类（包括类似股权的共享主权）等类型。主权范畴在纵横各个方向出现错综复杂的嬗变及应用。沿着这个思路解说主权，不仅有趣而且实用。多年前，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时，面临减免关税和让渡部分经贸管理权的“入世”条款，国内于是有质疑声音出现，关键时刻有学者提出将政治主权与经贸主权分开对待，对关乎国计民生的行业适当保护、逐步放开其他领域的建议，为更灵活的政策空间做了提示。这里，主权分置的思路，就是层化研究的一个样本。

    再看一个案例。众所周知，美国官方对其他国家在海洋领域的活动经常说三道四、横加指责，自己却拒绝加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这种“双标”言行受到包括中国在内很多国家的不满与抨击。然而，用“层化”方法仔细梳理美国各个层面的海洋存在和利益结构、涉海法规与执法过程、军事与民用不同领域的海洋行为与态度，就会发现，美国实际上既是当今世界海洋领域的最大利害攸关者，也是海洋法体系强力的制订者和执法者；白宫和国会没有签署和批准海洋法公约，不代表这个国家不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卷入乃至支配海洋国际关系，如美国海军在全球各个海域的基地及其威慑作用，纽约港对各国油轮防泄漏船体结构建造的影响，大量美国商船货轮及船员在公海及他国的停泊带来的诸多法务法规，美国各级政府和法律机构在处理海难、打击海盗和各种海上犯罪的尺度及索赔方式，美国跨国公司和私人在国际海底的资源开发利用时沿袭的协议默契（Protocols），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其间不仅涉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这样宪章层级的条文落实，更多关乎海洋领域日常的各种硬法软法、成文法习惯法的推进及效能。研究判断这个超级大国的海洋行为，绝非仅仅抨击“双标”那般简单，而应看到其中包含“霸权”“王道”的杂糅，看到其多面性复杂性，尤其对于中国这样的新兴海洋大国来讲，学会拒绝对手蛮横无理的同时，借鉴其有理有利的成分。

    笔者近期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建设研究”，也在尝试用“层化”路径推进。出发点在于，中国作为超大国家和多元社会，人口幅员规模相当于国外几十个中等强国，制度与观念形态丰富，含有共产党执政社会主义的国家、联合国安理会来自发展中世界唯一常任代表和核大国、接近主要大国的综合国力、承担国内国际双重改革使命等多重身份。所以，外交能力须是多层面、跨领域、分阶段的范畴，学术工作也应与之适合。新外交看重国家间政治向世界政治的转型，强调参与主体的多样与创新。在中国，尤其中央外交与地方外事的关系存有大的潜力：近一半省区地理上涉疆涉边，外事职能具备显著区域特点，地方外事干部的素质与能动性在相当程度上拉动整体对外交往活力，许多涉外事务非中央部委能包办代替，如国界勘界及维护、跨界非法移民处置、跨境水资源利用、毒品走私打击，以及周边水域及公海渔业纠纷、海上犯罪和各种海难的应对等。地方外事积极性的发挥和手中各种人力物力资源的调动，是事关全局的大课题。此外，大国外交能力不止直接与外交部、中联部、国际开发援助署等主管部门的协作机制有关，还越来越多牵扯所谓“多轨”的铺设与角色设定，如国际间的友城网络、各国岛屿间交流与公共外交、体育和文化外交、多渠道的经贸外交、央企在海外承担的社会责任和外事活动，乃至大学对国际组织人才的培养、中学阶段学生国际意识的早期教育、商务机构民间社会参与的中国国际公务员输送等。做好新时代中国大国外交研究，既要洞察传统外交“核”的关键角色，又要前瞻大外交“金字塔”的营造方式。几年下来笔者的一点感受是，“层化”视角拓出的景观无限、价值多多。

    笔者以为，对世界政治变迁和全球格局的研究，不能只有宏大命题和历史长周期讨论。不难见到，现阶段不少研究机构、年轻教师和博士生，花费太多时间和精力，放在色彩较亮但易于重合的“光谱波段”，相对冷门、专精、细小的“波段”则无人问津，导致一方面不少项目结题成果新意不彰、重复度高，另一方面学术视域不宽、知识进步缓慢。借用地质学的术语，原本质地不错的沉积岩本，打磨得比较粗糙、过于“大样”，层理和纹路解析不够。笔者看过一位少数民族博士生写的论文，探讨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习俗、历史与解决方式，以及这些因素的世界政治现实意义和国际关系理论价值。论文用详实的史料及数据表明，在面对边界形成、跨界族群身份、人口跨国流动等事务时，一些少数民族有着不同于中央王朝戒令和汉族习惯的态度及考虑，有富于当地特色及习俗的安排与灵活性。他的一个结论是，对于国内外主流叙事下的主权和边界、身份及其认同，存在各种值得研究有待发掘的有趣差异。笔者觉得这个发现很有启迪。它提示我们重视一些属于中国特色的现象，比方讲，为什么中国与周边国家不存在难民纠纷？其实中国有着世界上最多的邻国数量，也有大量的跨界人口流动，他们中很多人按照欧美的传统理解就是所谓难民，更要严格甚至严厉对待。中国的少数族群以特有的方式，为世界这一通用难题的“软着路”做出了实际贡献；理论上，它让学术工作重新审视“边疆即边陲”的旧时观念，“新边疆”“高边疆”形态的渐出，充实、改造了“中央—边区”“核心—边缘”的关系。笔者强调的重点是，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研究、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和外交学者与各国同行的对话，乃至创造性介入全球思想界的过程，尤其应珍惜和吸纳类似元素。“层化”研究或能助力这一过程。 （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