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初，作家林白、陈染等人的叙事内容与风格，往往被称为“个人化叙事”或“私人化叙事”，并被写入各种文学史，似乎已成定论。此界定关涉怎样评价女性文学的重要问题，今天仍值得进一步深入讨论。

　　“个人化叙事”的指称，其实与80年代关于女性表现“大世界”、“小世界”的论争有内在联系。1985年在西柏林举行的国际女作家会议上，张抗抗提出了女性文学“两个世界”的说法，吁求作家“必须公正地揭示和描绘妇女所面对的外部和内部的两个世界”。随之而来的便是“小世界/大世界”这种更明确的区划：“女作家的文学眼光既应观照女性自身的‘小世界’，同时也应投射到社会生活的‘大世界’。”女作家应以“女人”的意识表现“内在的世界”，以“超越女人”的“人”的意识表现“外在世界”。

　　不应将“两个世界”简单对立

　　此论争不知不觉将人们引入了一个至今仍未跳出的女性文学评论的跨世纪怪圈。早在上世纪中叶关于冰心、庐隐、丁玲、萧红等女作家的评论中，有论者便援用了类似“小世界”、“大世界”的两分法。女作家表现家庭、爱人、朋友及自我的作品，表现的是“小世界”，其题材被视为有局限、狭小、无深度，且带有落后的小资产阶级情调；而注目重大革命性的社会运动，便被视为表现了“大世界”，是先进的无产阶级文学。这种两分法贯穿于左联时期、延安时期及新中国成立30年的文学批评中，也在80年代中期的女性文学论争中表现了出来。“小”相当于“狭小”，“大”等于“宏大”，便有了“小世界/大世界”、“宏大叙事/边缘叙事”之分。于是，表现“女性自身”的作品便被打入另册，且一提到“女作家”或“女性主义者”，便被视为固执而片面地表现“小世界”、“性”及“身体”的狭窄领域，与大众生活、意识形态或集体政治没有关联。

　　毫无疑问，“小世界”与“大世界”之分，是“个人”与“政治”长期对立的结果，是“先做人，然后才做女人”式二元对立思维的必然产物。在80年代中期，不少论者往往将“女人”与“人”分割开来看待，说什么“我们需要记住的是，同男人一样，女性首先是一个‘人’，他们和她们赖此得以沟通并显现自己的存在”。当时，人们往往来不及问一下这样的根本问题：“人”究竟由什么构成？

　　其实，在上世纪初，鲁迅便有了较具体的“人”的概念。他说：“我所怕的，是中国人要从‘世界人’中挤出去。”“人”有性别、种族、大小之分，处于“人”的最下层的是妇女和儿童，“人各有己，而群之大觉近矣”，“人”的觉醒，在于具体的“人”的觉醒，主要还在于妇女、儿童及农民的觉醒，否则，人类无论怎样进化，总是偏枯的人类（见鲁迅《热风·随感录·三十六》、《灯下漫笔》、《集外集拾遗补编·破恶声论》等）。没有无性别的主体，“要成为一个主体就必须有性别。在这个性制度下，你不能既不是一个男人，又不是一个女人，而只是一个人”（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

　　“人类意识”会具体化为“女性意识”、“男性意识”等，两个世界互通互渗，“大”无“小”不成，“小”中必有“大”，女作家在表现所谓的“大世界”时，必然包括了“小世界”。孤立的“大”世界、“大”形象、“大”题材，不啻文学的灾难。一些评论所谓的“人的意识”，往往是指“男人的意识”，不少女作家所表现的“人”的意识，其实也是传统的“男人”意识。

　　“两个世界”的二元对立式思维，当然影响到了90年代关于女性文学的论争，林白、陈染等人的叙事，成了女性“小世界”的典型，并被冠以“个人化叙事”之名，“不仅疏离意识形态，而且疏离群体代言性质”。但其实女性文学叙事的“个人化”，带有浓烈的群体性及政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