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绍圣四年（1097），苏辙责授化州别驾，雷州安置；元符元年（1098）三月移循州（治所今广东龙川）安置，八月，年已六十的苏辙到达龙川；元符三年（1100）二月，苏辙量移永州安置，四月，授苏辙濠州团练副使，岳州居住，苏辙离开循州。苏辙在循州的三个年头，是他流寓岭南的最后一站。

　　“获罪清时世共憎”

　　当苏辙一行冒着岭南瘴疠地的酷暑，披星戴月、水陆兼程历时两月到达循州，形势于他并不乐观。如果说，在循州“瘴毒所侵，骨肉凋丧。衣食所迫，囊橐空虚。脾肺冷泄，药石不效”（《龙川青词》其二）的恶劣环境苏辙尚可以克服，那么“获罪清时世共憎”（《闰九月重九与父老小饮四绝》）的社会形势则不是苏辙所能决定得了的。

　　在雷州，因礼遇善待苏辙兄弟，雷州知州张逢被勒令停职、海康县令陈谔受到处罚，提供房舍给苏辙的邑人太庙斋郎吴国鉴被鞫问，苏辙被诬告强夺雷氏田宅，因赁契分明而作罢，苏辙亦因此被加重处分，移循州安置。在循州的治所龙川，苏辙最初住在城东的圣寿寺，但即便是僧庐道室，“公皆不许入”（《龙川略志引》），葛衫布被的苏辙和幼子苏远只好“裒橐中之余五十千以易民居，大小十间，补苴弊漏，粗芘风雨”。

　　苏辙南贬以来，尝尽人情冷暖，许多人恐遭株连受累避之不及，而对他们友善的官绅如张逢、陈谔者又横遭贬斥，在贬谪地更是受到严密监视而动辄得咎，苏辙在龙川不免感叹“士大夫皆讳与予兄弟游，平生亲友无复相闻者”（《巢谷传》）、“获罪清时世共憎”。举世“皆讳”“共憎”的形势使生性审慎笃静的苏辙在龙川越发小心，他几乎是闭门幽居，不再与文士及仕途中人交游。

　　事实上，在龙川这蛮荒之地，读书人本来就少，更别说能够与苏辙在思想、学术上进行交流的人了，而昔日与苏辙屡有诗词唱和的兄长苏轼，此时又远在海南儋州，隔着大海，音讯都难于传达，何况诗词唱和。因此，在龙川的日子，苏辙终日燕坐，“欲追考昔日所闻，而炎荒无士大夫，莫可问者”（《龙川别志序》）、“然此郡人物衰少，无可晤语者”（《龙川略志引》）、“南荒士人无可与论说者”（《春秋传引》）。在这一而再再而三的感叹中，苏辙精神上的寂寞苦闷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