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有读者在某报“我要投诉”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称在上海顾村公园，有近150亩的公园用地，被栅栏紧紧围住，持门票游客不能通行。如今，这片区域被称之为“某庄园”，记者前往调查时，门口保安拦住说：“这是一家专门举办婚礼的会所，普通游客不得入内！”（1月12日《新闻晨报》）

　　公园变会所，大众共享的公共资源变身高消费的商家领地，无疑又是一种权力寻租。这并不是孤例，类似的事件时有曝光。变的只是地点和形式，不变的则是以牺牲公共权益为代价，谋取私利。

　　靠什么遏制公共资源寻租的冲动？能够给出的答案，无非是一靠法规，二靠机制。事实上，对公共资源的管理，我们并不缺少法规规定，比如《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条例》《风景名胜区条例》《教育法》《文物法》等诸多法律法规，对各类公共资源的属性，给予了明确界定，对寻租也提出了明确“禁令”。然而这些法律法规的实际约束力并不明显。

　　公共资源寻租有法不依、有禁不止，客观上源于缺少监督权利的制衡。比如，公园为何轻易地被租赁出去？甚至如“某庄园”负责人所言，他们经营五六年了。言下之意，规划之初就是为商业定制的，这样做，岂非打着公共建设的旗帜帮助会所暗度陈仓？这与“监守自盗”何异？

　　公众才是公共资源的主人，在管理与监督之中，更该体现公众的话语权和监督权。这就需要从公共资源管理的体制中，建立公众维权投诉问责机制，甚至将公共资源的管理纳入公益诉讼的范畴，开放维权的司法途径，提高公共资源寻租的法律成本，真正让公众成为防止和监督公共资源寻租的第三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