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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波:后马汉时代的中国海权
2018年11月08日 22:07 来源:《边界与海洋研究》2017年第5期 作者:胡波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胡波,北京大学海洋战略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研究员。

  摘要:中国究竟能成为或将成为一个什么样的海权国家?这个问题长期以来受到国内外战略界的高度关注。然而,海权是什么?决定海权发展的要素有哪些?如何客观评价中国海权发展的起点和现状?这些都是远未澄清的重大命题。以往的研究或过于拘泥于经典,或过于追求创新或特色,导致缺乏一个公认的思维范式,因而产生千差万别的结论。本文意在还原海权的概念本质,梳理中国海权发展面临的先天禀赋、时代背景、军事技术和国际环境四大重要条件,归纳当今世界衡量海权强弱的四大类12项要素或指标体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海权的战略目标和实现路径。笔者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余年,中国大幅提高了自身在国际海洋政治中的地位,在海权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与成就,已具备了一个海权强国的崛起基础。基于对国内外条件和中国实力的客观分析,中国有望在下一个30年构建“近海控制、区域存在和全球影响”的强大海权,但必须进行范式、技术和制度创新。

  关键词:海权理论;中国海权;海权要素;后马汉时代;中国海上崛起

  一、海权的基本概念与内涵

  世界海洋政治范式在二战结束以后就开始步入海权发展的“后马汉时代”。1890年,马汉系统地提出了海权与制海权的理论,其主要贡献在于,首次全面探讨了海权作为一种国家大战略工具的价值和有效性,将此前有关海权的各种分散的理念综合成为一整套逻辑严密的哲学, 并在此基础上系统阐述了有关海权的若干具有根本性的战略思考和战略原则。如今,马汉式的海权概念的确过于狭隘而落伍,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无限制延伸拓展,将海洋权益、海洋文化等内容都往海权这个概念里装。在笔者看来,海权至少包含三层不同的内涵,分别是作为力量的海权、作为权力的海权,以及作为资源或能力的海权。

  作为力量,海权指的是舰队、商船队、渔船队、飞机等能够作用于海上的平台或装备,以及陆军、空间力量和导弹部队等的可能贡献。作为权力关系,海权指的是一国在海上相对其他国家的优势地位,即能够以海洋为基础强制或者影响他国在海上和陆上的活动。作为资源或能力,海权是和空气、水一样的不可或缺的东西,包括成为海洋强国的一切要素,尤其是那些能成就海上军事强国的相关资源。

  无论基于何种解读,海权都是一个政治性的概念,而非海洋权益、海洋权利那样的法律概念。笔者认为,无论海权的概念先天有多大的模糊性,也无论现在的技术条件和国际形势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有两点是毋庸置疑的:其一,海权是在一定的空间发挥作用,范围的界定对于海权的研究至关重要;其二,海军不是海权的全部,制海权也不是发展海权的唯一工具,海上权力应是一个军事、政治、外交乃至经济的多维组合。简而言之,海权即是在一定海洋空间内发挥军事、政治、外交和经济等作用和影响,获得国际社会尊重或信服的能力。

  二、中国发展海权的内外条件

  (一)先天禀赋

  中国具备成为一个海权强国的基本地理条件,它处于重要的战略位置,并有着较好的海洋空间资源,还有得天独厚的强大陆权的支撑。不过,与英、美等传统海洋强国相比,中国的海洋地理禀赋相对较差。中国所处的东亚区域是大国势力聚集区,而且中国在陆海两个方向均面临着巨大挑战,陆海通常很难兼顾。中国不具备美国那样的地缘优势,可以几乎不用考虑陆上威胁而集中精力与资源建设海军和拓展海洋事业。

  从对海洋控制的角度而言,中国近海的自然环境对中国海军的作战行动弊多利少。中国与太平洋及相邻海区之间的联系为岛屿、海峡所割断,呈现半封闭海区的特征,战时易遭敌兵力封堵分割;美、俄、日、东盟等海上战略力量环伺正面海区边沿展开,造成中国海军兵力出入大洋为人所控制;黄海、东海的战略纵深较浅,使中国海军兵力在这一海区活动受限制较大等。中国虽然拥有漫长的海岸线,但除了台湾东海岸以外,却少有能直通大洋的通道。更棘手的是,美日等对中国海权发展持质疑态度的力量控制了几乎所有重要的岛屿及其附属的重要海域,黄海、东海和南海实际上成了近乎封闭的内海。

  从精神层面而言,中国海权缺乏必要的智力和文化储备。历史上为了应对来自北方的威胁,中国长期有着“重陆轻海”的传统。数千年农耕文明所赋予的内向性民族性格和根深蒂固的“小农意识”也依然是中国走向海洋的精神羁绊。这些因素使得中国缺乏海军传统,缺乏海权思维,缺乏海洋意识,对大海的认识、利用和控制的相关智力积累和储备与西方海权强国相比,有相当大的差距。

  (二)时代背景

  当今的世界早已大不同于马汉所处的时代。“跑马圈地”和“炮舰外交”越来越受到国际机制、国际规范和国际舆论的束缚,世界经济的相互依存度也越来越高,和平、发展乃至公平正义正成为全人类的主流价值和主要诉求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以及国际政治文化的进步给中国带来的意义是双重的:一方面,中国很难通过战争手段来改变自己地缘上的不利地位,也几乎无法倚重武力实现海上崛起。另一方面,时代主题也给中国海权的发展带了一些积极因素。美国等国也很难在中国海权“将强未强”之时发动预防性战争以巩固其优势。潜在的冲突与战争仍然存在,但与历史的大国兴衰进行纵向比较,今天中国海上崛起遭遇大规模战争的风险大大降低。

  在总体和平的国际环境下,当今的国际海洋秩序凸显了和平竞赛的成分,这为中国通过和平发展脱颖而出提供了战略机遇。21世纪被称为“海洋世纪”,海洋经济正从自然经济状态全面进入海洋工业时代,对海洋空间的综合立体系统开发已是大势所趋。只要熟悉了海洋秩序的规则,建立了完善的市场机制和科研制度,以中国人的智慧和勤奋,在海洋和平竞赛中必会所向披靡。

  (三)军事技术

  二战后,由于导弹、信息技术和航天技术等的发展,海权面临陆权和空权的激烈竞争,从某种意义上讲,海权发展的黄金时期已经过去了。技术发展使得海上行动的偶然性越来越小,因为舰队很难不为人知地集中并采取突袭行动,军舰在大洋上很容易被陆基平台所侦知和攻击。远程投送和快速机动不再是海军的专利了,即便是在海上,海权也必须与陆权分享权力,特别是在毗邻大国的近海区域。

  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印、俄等后发海上强国依然无法在世界范围内挑战美国,但中国在西太平洋,印度在北部印度洋,俄罗斯在北极附近海域都有改变权力格局的潜力。长期来看,美国的海上主导地位将不可避免的衰落,世界海上力量格局将更趋多极化。

  (四)地缘环境

  在亚太地区特别是东亚地区,海上格局正呈现“群雄崛起”的态势,中国海权的崛起面临着众多强有力且对中国持怀疑态度的竞争者。美国、日本和美日同盟是中国海权面临的最大外部变量。印度和澳大利亚是亚太地区另外两大海洋力量,也将是影响中国海权发展的另外两大关键国家。与周边国家广泛存在的海洋权益争端加剧了中国发展海权的困难。如何在发展海权的同时照顾到周边国家的心理感受,减轻它们对中国安全政策的疑虑和担忧将是中国海权发展中面临的又一大难题。

  三、现代海权要素与中国实力

  根据以往经典著述所提及的海权构成要素和目前的海权实践,我们大致可以将影响海权的因素归结为四大类:

  1.海上力量 判断一国海上力量的相对强弱,可以通过先进主战舰艇规模、C4ISR系能力及任务类型与频度三大指标进行测量。大型主战舰艇包括航母、具备区域防空能力的驱逐舰或巡洋舰、远洋护卫舰、大型两栖登陆舰、后勤补给舰、AIP常规潜艇或核潜艇,代表着一国海军的硬件水平。按照外界的普遍预测,到2020年中国大型主战舰艇的数量将达到100艘左右,远远超过英国、法国、日本、印度与俄罗斯,在西太平洋地区能与美国相比肩。C4ISR系统即指挥、控制、通信、计算机、情报及监视与侦察的英文单词首字母的缩写,是现代军队的神经中枢。计算机及信息产业的水平基本上代表该国C4ISR系统的技术高度,而空间技术的水准、平台及传感器的分布范围则可以确定一国军队C4ISR系统的信息广度。目前,中国大致排在美、英、法之后,基本上与俄罗斯在一个档次。考虑到技术进步、投入势头与综合国力,中国在C4ISR系统方面的能力超过美国以外的国家将只是时间问题。在经验与传统上,中国海军任务的强度和类型也无法与世界其他主要大国的海军相提并论。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等国的海军毕竟仍频繁处于战争或战乱之中,近二十年来,它们配合其他军种参与了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利比亚战争、叙利亚战争等冲突,执行任务的级别与频率都要高于中国海军。

  2.海洋地理 对海权发生重要影响的海洋地理主要包括地理位置、海域面积、海上邻国数目、海外基地四大指标,它们通常较为稳定,但也会有一定的变化。首先,经典的两条定律依然有效:同等国力条件下,海洋国家优于陆海复合型国家;毗邻战略通道附近的枢纽国家优于其他海洋国家。就海权拓展而言,英国、日本都是岛国,印度是个半岛,美国是个大陆岛,它们的地理位置均明显优于中国。中国、法国、俄罗斯均属于陆海复合型国家,但中国更靠近当今的世界海上地缘中心——亚太,中国海域及港口的位置也较俄罗斯有利。其次,海域面积越大,该国海权发展的战略空间就越大。中国的管辖海域面积约为300万平方公里,但尚有150万平方公里左右的海域处于争议之中。即便按照300万平方公里来算,中国的海域面积在世界上属于中等水平,与海洋强国地位非常不匹配。第三,一国的海上邻国越多,意味着地缘环境越复杂恶劣,会面临海上通道受制于人、海域划界纠纷、区域权力竞争等困境。在海洋大国中,中国的海上邻国数目仅次于俄罗斯,得分排在倒数第二。最后,一国海外基地数目越多、分布范围越广,该国的海外行动能力就越强。海外基地支撑方面,中国尚只有吉布提一个海外保障基地,明显不及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

  3.经济实力 对于海权而言,有密切相关性的两大经济指标包括总体规模与科技水平。海权的成长周期过长,且花费过于巨大。所以搞海权的国家必须具备一定的经济规模,要有强大且可持续的经济实力。中国完全具备成为全球海权强国的经济潜力。科技水平则反映的是经济的质量。支撑海权发展的经济体系需要代表先进的生产力,中国的海洋科技水准要弱于美国、英国、法国等传统海上强国或制造业大国,与俄罗斯、德国相比各有千秋。考虑到中国完备的工业体系,且能自主建造从航母到深潜器在内的全套海工装备,中国要强于日本与印度。

  4.政治能力 政治能力主要包括政府效率和国际威望及影响,后者可通过盟友体系状况、国际政治地位、外交能力等指标来观察。政府效率主要指政府在筹集资金和其他资源并加以合理利用等方面的效率。如果考虑造船速度和中国军事现代化的成就,中国政府无疑是非常高效的。但在海洋综合管理制度改革和海洋立法等方面,中国还有不小的提升空间。一个有效的盟友体系是海权强国的标配,美国的全球海上主导地位相当大程度上依赖于其全球发达的盟友体系。海洋外交技能主要包括外交战略的设计、政策执行和国际海洋法运用等方面。中国在海洋政治中设立规则、应用规则的能力还较弱。

  综上可知,中国这些年在海权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与进步都是十分巨大的,已具备了一个海权强国崛起的基础。然而,经过对一些具体参数的考察,我们也不难发现,中国在C4ISR系统、科技水平、盟友体系和海洋外交能力等诸多方面,与一流海权国家相比,尚存在程度不一的较大差距。

  四、中国的海权道路

  基于中国面临的国内外条件,考虑到海权各大要素和中国的发展潜力,中国宜追求“近海控制、区域存在和全球影响”的强大海权。近海控制,即在毗邻的东亚近海谋求一定程度的战略优势或海上控制,以确保台湾走向统一、防止朝鲜半岛出现敌对政权、捍卫钓鱼岛及南沙岛礁的主权、维护中国进出大洋通道的安全,并引领地区海洋秩序。区域存在,即在利益攸关的西太平洋及北部印度洋保持有效军事存在和强大外交影响,主要起威慑和牵制作用,防范敌对国家或集团从外线对中国事务进行介入和干预,或危害中国的重大国家利益。全球影响,即通过临时性的军事部署、军事演习、军舰互访等行动和国际海洋政治博弈,积极提供海洋军事、外交和经济等方面的国际公共产品,在全球海域内发挥独特的政治外交作用。与美国追求“全球存在、全球攻防”的无限海权有较大不同,中国的上述海权目标仍是有限的。但要实现上述目标也绝非易事,要想成功,必须坚持和践行“三个创新”。

   (作者简介:胡波,北京大学海洋战略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研究员。

  文章创新:

  1.范式创新 与历史上其他海权大国的崛起不同,中国海权发展战略目标和发展手段的最大特殊性在于其追求的海洋控制的有限性和对军事力量应用的极大克制性。不过,中国海权的发展也离不开海上力量的建设。中国仍需要一支强大的海上力量去确保其和平利用海洋、参与海洋事务的必要权利,这种权利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发展海权的基础。就战略手段而言,中国将主要依靠外交、经济和海上军事力量三大支柱手段实现其所界定的战略目标。

  2.技术创新 没有技术创新,就谈不上范式创新。在海上和平崛起的范式下,中国追求的是经济、社会、军事、文化等全方位的综合进步,是一种和平发展与和平竞赛。技术创新是范式创新的基础,是中国作为后发海洋国家进行“弯道超车”的根本前提。中国要走向海洋成为世界海洋强国,就必须解决科技创新不足和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问题。随着人类的海上活动重点从近海转向深海远洋,从管辖海域转向公海、海底区域等公共海洋空间,从水面、空中、海底转向全海深、全方位,技术创新愈发是一国在海上进行空间及权力拓展的最重要物质基础。

  3.制度创新 与传统海权以制海权为焦点有所不同,现代海权的核心是“秩序”,处于金字塔尖的海权强国首先要思考的是:如何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同时引领国际机制或规则的变迁与进步。而且,实力和权力地位的变迁,必然会带来世界利益格局的重新分配,如果没有合适的制度进行调适,必将导致混乱与战争。从这个意义上讲,制度创新也是推动权力和平转移,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的关键。中国的机遇在于,国际上博弈了四百余年的海上开放与封闭/自由与主权原则正将走向一个新的平衡,当英美所倡导的海上自由原则走向了一个极端之后,其必然要进行一定的回摆与调整,对主权原则给予更多的关注。而中国兼具大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双重身份,随着中国走向深海远洋,在自由原则上与美国的共同利益和诉求正在快速增多;与此同时,中国在主权原则上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也有着类似的遭遇和较强的共鸣。

  在“一带一路”倡议中,中国主张的互联互通、合作共赢和开放包容等原则就很好地兼顾了自由原则与主权原则的平衡,极有可能发展成为未来海洋秩序的主要价值理念,中国需要在实践中加强探索并对这些理念进行好的包装,以尽快形成类似“航行自由”这样的简洁原则标签。当然,今后任何国家均很难具备当年英国与美国那样的超强实力,中国也不太可能建立起自己占主导地位的海洋秩序,但中国无疑应该是未来海洋秩序的一个重要参与者,这是中国海权崛起的制度保证。

作者简介

姓名:胡波 工作单位:北京大学海洋战略研究中心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任国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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