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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法教义学到法理学 ——兼论法理学的特性、作用与功能局限
2020年02月14日 16:16 来源:《华东政法大学学报》(沪)2019年第3期 作者:王夏昊 字号
关键词:法教义学/法学方法论/部门法学/法理学

内容摘要:

关键词:法教义学/法学方法论/部门法学/法理学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为了保证法律独特社会功能的实现,法律实务或实践必然地需要法教义学。法教义学是关于特定国家现行有效实在法的知识与理论体系,它主要体现为那些并立的(应用)部门法学。作为独立科学的法教义学,在逻辑上必然地预设并需要将各个部门法教义学建构成为一门完整的科学,即“法理学”。法理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有二,一是存在于各部门法教义学之上诸概念间的关系,这些概念共享着相同的逻辑基础;二是保证各部门法教义学作为科学所须共享的方法。与法教义学不同,法理学的研究对象是理性观念的而不是经验的,是形式的而不是实质的。这样的法理学的研究内容是任何具体司法裁判所必然预设的,它是裁判的总则部分、是任何法律决定的“无声前言”。但是,作为纯法学的法理学只有能力回答“什么是法律”的问题,它只能也只提供了关于“哪些规范是法律规范或有效法律规范”的认识理由,而无法也没有提供其存在理由。因此,它必须要迈向实践哲学,或向其他社会科学开放。

  关 键 词:法教义学/法学方法论/部门法学/法理学

  作者简介:王夏昊,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

  近年来,中国法学界中有人对中国法理学研究现状作出了令人感到耻辱的判断:“中国法理学已死”,“中国法理学还没出生”。从逻辑的角度看,这些判断必然预设了判断者对“何谓法理学”的理解。那么,到底何谓法理学呢?我们应该从何处、借由何种途径理解与认识法理学呢?无论人们对法理学持有多么不同的看法与观点,他们都不可能否认下述命题:法理学一定与其他法学分支学科——尤其是(应用)部门法学——存在着关联或关系。如果我们能够证成法理学与(应用)部门法学之间存在着理性观念上的必然关联,那么,法理学就必然地存在着,上述“中国法理学已死”与“中国法理学还没出生”就是自以为是的判断。原因在于,特定国家的(应用)部门法学必然以特定国家现行有效的实在法为研究对象,是关于现行有效实在法的知识与理论体系。没有人会认为中国不存在现行有效的实在法,也没有人会持有下列判断:“中国民法学已死”“中国行政法学已死”等。如果有人认为“中国法理学已死”或“中国法理学还没出生”的理由是中国法理学的那套概念与原理是西方的,则同样无法成立,因为他们根本无法保证部门法学的概念框架与原理体系是纯粹的本土产物。或者说,所有的中国法学研究者都不可能否认,虽然他们思考或研究的对象是中国现行有效的实在法,但他们思考或研究中所运用的那些概念及其后的原理或观念全部或部分来自西方。

  一、从“日常生活中的法”迈向“法教义学”

  在日常生活中,呈现于人们——无论是普通人还是法律人——面前的“法”就是特定国家的国家机构所制定或认可并公布的规范性法律文件或非规范性法律文件(判例);它们可以被简称为“日常生活中的法”。在这个角度下,无论普通人还是法律人,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所指谓的法,都是特定国家的国家机构所制定或认可并公布的规范性法律文件或非规范性法律文件所使用语言文字的意义,即这些文件所规定的内容。任何特定国家的法律文件中所使用的语言文字都不可能是人工语言,而是这个国家的人们所使用的日常语言。任何特定民族的日常语言与其意义之间都不可能存在着固定的、一一对应的关系。因为日常语言具有歧义性、模糊性和价值开放性,也就是说,它具有多种意义的可选择性。①日常语言的这个特性导致了日常生活中的法的意义或内容的不确定性。那么,日常生活中的法的意义或内容到底是什么?在法治国家或社会的人们日常生活之中,人们现实地感觉到、看到、认识到他们所属国家的法律的具体意义与内容又是什么?比较容易被接受的答案是具体的司法判决书的所指。但是,法官同样面临着上述问题。这就是说,法官在特定案件事实的具体语境中,必须选择多种意义中的一个作为其法律决定的依据,他或她所选择的意义不同,其针对该案件事实作出的法律决定就可能不同。这又引出了下一步的追问:法官应该选择哪一种意义呢?或者说,他或她选择某种意义的理由是什么呢?另一个问题是:人们(包括当事人、公民、研究者、律师等)应当通过何种方式、为什么可以通过该种方式来评价法官的法律决定的正确性呢?

  在开始寻找上述问题的答案之前,在逻辑上必然思考的问题是:为什么要解决上述问题?在日常生活之中,人们通常都会认为,法院是国家机构,法官是国家权力的执行者或代理人,他们具有不证自明的权威性。因此,法院或法官作出的法律决定就是我们应该服从的。那么,人们为什么还要求法院或法官提出理由呢?为什么还要评价法院或法官所做法律决定的正确性呢?理由如下:无论不同的人对法律有着怎样不同的看法,它在任何存有法律的社会——无论传统社会还是现代社会——中都执行着“稳定行为期待”的特定功能。这种功能使得人们能够有效地预测或计算社会行动者们的行为后果,从而妥当地在行为交互中选择自己的轨道,最终在交织成网的相互关系中促成某种符合法律预期的秩序性结果。而这一功能的实现必然并必须要求法律具有确定性。②法律的这种功能及确定性则意味着特定社会的人们有权利要求得到法律的保障,有权利要求法院或法官所做的法律决定具有确定性;就后者而言,也是指人们有权利要求法院或法官所做的法律决定具有可预测性。但需要警惕,人们有权利要求法院或法官所作的法律决定具有确定性或可预测性,这与人们对胜诉的武断预期没有关系。另一方面,法律的这种功能及确定性必然要求由法律强制的社会执行。这种执行的本质同样是法院或法官针对特定案件作出法律决定。这就意味着,法院或法官不仅有权力(power)而且有义务针对特定案件作出法律决定。“法院或法官有义务”是指他们对公民社会承担这一种独特的社会责任。这个责任不仅是指他们必须针对特定案件作出法律决定,而且他们必须论证由其所作的法律决定。如果没有前者,公民得到法律保障的权利就会落空;没有后者,法院或法官所作的法律决定就是恣意的,也即,公民要求法院或法官的法律决定具有确定性或可预测性的权利就落空。③论证或理由就成为法律确定性或可预测性的保障,也是人们评价法律决定正确与否的“抓手”,更是对法院或法官权力进行监控的方式。“理由”的这些功能或作用的实现,必然要求其范围被限制;这些理由——尤其是那些终局性理由——更不可能是法院或法官自我创制的,而且,它们之间应该具有融贯性。这些任务的承担者就是对大量法律材料进行加工后提炼成“教义”(doctrinal refinement),再以体系化的方式将它们表达出来的法教义学。④

  法教义学只是众多以法律为研究对象或客体的法律研究或科学活动中的一种。与其他的法律研究不同,法教义学以特定国家的现行有效的实在法为研究对象。它的研究任务有两个:一方面,它对特定国家的现行有效的实在法进行诠释,揭示和说明特定国家的现行有效实在法的意义或内容;另一方面,它将那些诠释结果——实在法的意义或内容——有秩序地进行组织并表现出来。这样,法教义学的研究任务可以用两个词予以标识:解释(interpret)和体系化(systematize)。以解释为焦点的法教义学可被称为“实践(务)的法教义学”,而以体系化为焦点的法教义学可被称为“理论的法教义学”。⑤法教义学的实践部分与理论部分——即解释与体系——是相互作用的。每一个法律解释是在一定的理论即概念框架下生产的,而这个理论或概念框架是由理论法教义学进行阐述的。在疑难案件中,这个概念框架并不能给予可接受的解释结果以任何支持,于是,我们需要更加审慎地重新确定相关的概念背景。然而,一个新的概念框架往往需要配套有一系列新的实践解释;因为如果没有关于法律规范的详细的、大量的知识,法律的体系化过程就不可能顺利完成。另一方面,每一个法律解释结果又都必须在一定的体系框架中被实现。因此,体系化和解释的合作结果是法体系,它转而为每一种法律解释方法(interpretative approach)提供必要的概念框架。⑥但是,法教义学之所以是科学或科学活动的原因主要在于它对特定国家现行有效实在法的意义或内容的体系化,而不是它对特定国家现行有效实在法的解释或诠释。因为,无论现代人对科学有多么不同的看法,他们不可能否定下列关于科学的经典定义:关于特定对象的知识或学问,只要能构成一个系统,即能够按照一定的原则被组织起来并成为知识整体,都可以被称为“科学”。⑦既然法教义学的科学性根基主要在于它的体系化性质,人们就不应该将其等同于法律诠释学(或称“法律解释学”)。

  在前文,我们是从法律实践(主要是司法实务)的角度进入了法教义学,也许有人会问,立法实务会不会涉及法教义学?如果会,则它们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立法者需要了解、掌握立法所涉事项的社会事实情况,便不得不借助各类经验科学——如社会学、医学、生物学、心理学——的帮助。在这些经验科学的帮助下,立法者才能明白:被建议的规定方式一旦被实现将在相应社会领域中发生何等影响;在该当事物的范围内究竟有哪些可供选择的做法和手段,它们各自的优缺点如何。当然,这只是立法工作的第一步,在后续,立法者们还必须将这些必要的资料、经验素材转换为法律方案,将已经获得的目的观念转化为可资利用的规范;而且,他们必须持续不断地将这些规范纳入现行有效的实在法秩序的范畴内,使它们成为其有机组成部分:这种嵌入或者说转译活动必须符合宪法及其基础性价值原则,并且与主导宪法的社会观念相一致。⑧这样,立法工作便也同法教义学发生了密切的关联:它离不开后者所提供的概念框架、法律结构、价值预设与理念安排。在这个意义上,立法并不是从“无”开始的,每一次新的立法仅仅是改变、补充或厘清旧的东西,存在于前的体系化的立法往往作为新立法的“前见”以存在,而每一次立法草案的起草者均得借由法教义学获得基本概念的框架性支撑。⑨

  法教义学必然地参与到包括立法与司法在内的法律实践之中,相应地,法律实践也必然并必须地预设和运用法教义学的知识、概念与原理。与立法、司法一样,法教义学作为法律的社会动力之一而存在。在这个意义上,德国法学家卡尔·恩吉施(Karl Engisch)曾言,法教义学“不是陪伴法律和随法律而行,而是可以在法律之中和根据法律共创法律本身和生活”⑩。更为重要的是,法教义学本身是一种社会实践。通过这个实践,人们确定了特定法秩序的信念,了解了他们所属国家现行有效实在法的内容或意义。(11)这是每一个社会、每一个阶层、每一种身份、每一个个体之于法律、权利的共同欲求。只要这种需要存在着,法教义学就存在着;即便某些国家不存在“法教义学”这个术语或名字。

作者简介

姓名:王夏昊 工作单位:中国政法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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