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社区衰落及附随的公共性缺失是贫困村的现状及精准扶贫的基本背景。传统扶贫的“行政发包”及市场逻辑容易遮蔽贫困作为社会问题的基本属性。应在精准扶贫中贯彻社区公共性建构的目标：将公共性建构作为精准扶贫的重要议题；将产业扶贫作为增进社区公共性的重要契机；将社区协商作为农村社区公共性生产的资源，以公共性生产助推精准扶贫，从而活化基层治理。

　　〔关键词〕精准扶贫；农村社区；阶层合作；公共性

　　〔中图分类号〕D63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8048-（2018）02-0105-07

　　〔基金项目〕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合作网络视野下的基层治理研究”（14YBA249）；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统一战线高端智库课题“网络社会背景下新的社会阶层与社会治理研究”（ZK20170125）；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教研咨一体化课题“转型中国的社会建设”（JYZ201608）

　　〔作者简介〕雷明贵，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副教授，湖南长沙410016。

　　一、研究缘起及文献综述

　　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扶贫提出了“七个强化”，指引了攻坚方向，其中特别提出增强基层活力、社会合力。我国扶贫实践经历了“八七扶贫攻坚”、集中连片特困区时期,目前已进入“精准扶贫”阶段，从过去的“大水漫灌”向“涓滴”转变，数亿中国人脱贫。在主流话语及扶贫实践中，贫困主要作为经济问题看待，其综合性、社会性因素未被足够重视。

　　在“不断扩大中等收入者群体”的语境下，关于阶层的研究主要有如下几个基本的理论视角。一是经济视角。在“中等收入群体（阶层）”框架下讨论“新的社会阶层”。此一理论视角重点关注收入差距，与中国社会收入分化状况相伴而生。基于缩小收入差距的目的，将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也被称为“中等收入阶层”）作为研究的主要立足点。主要讨论的重点是“中等收入群体（阶层）”产生的原因、培育与扩大此类群体的方式与路径。由于该视角重点关注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收入分配状况，着眼于经济上的不平等，因而可以把其视作是一种经济学范式。二是结构视角。在结构化的“阶级阶层”视野下讨论社会群体分化。与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家基于资本主义社会状况提出的阶级阶层概念共享了某些理论预设，认可生产资料占有状况、生活方式及文化资源占有状况等影响社会分层，但与经典理论家强调“剥削”这一对抗性利益关系不同，强调此一阶级阶层是“人民内部”出现的某些特定社会群体。此一视角重视社会关系和社会地位（如教育、职业等）对人们政治社会态度的影响。三是政治视角。改革开放以来从政治视角讨论阶级阶层问题已非中国研究的主流。少数的相关研究认为无须讳言阶层分化的政治后果，并试图在阶层研究当中找回“阶级”。还有的研究认为，阶层是社会权力的表现形式与控制权争夺场域，应将其政治后果纳入政策考量。

　　与对“扶贫”“贫困治理”大量和深入的研究不同的是，“精准扶贫”理念2013年起才在国家政策话语中开始出现。2013年及此前的“精准扶贫”研究主要限于政策层面，重点是工作方法的研究，从研究资料来源上看也仅限于日报等新闻媒体。从2014年起，“精准扶贫”进入学术研究视野。主要有如下几种研究角度：一是“扶贫瞄准”角度。描述了我国的扶贫瞄准从区域瞄准向贫困户瞄准转变的趋势，分析我国扶贫瞄准从“单维描准”向“多维瞄准”转变的过程及其背后的原因。二是政策及机制研究，分别从金融扶贫、教育扶贫、协商机制等方面研究精准扶贫的路径与方式。〔1〕三是基于治理的研究。将精准扶贫放在国家治理体系当中进行考量,〔2〕认为精准扶贫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组成部分，精准扶贫的一个基本背景是以往扶贫瞄准的区域化以及国家治理的精细化,其具体运作中的项目制模式与国家治理的逻辑具有内在一致性。〔3〕

　　总体来看，“精准扶贫”研究呈现两个基本取向：一是着重于经济议题，主要关注贫困者经济收入状况而较少关注贫困者的互动系统及贫困者的社会支持体系；二是着重于国家议题而较少行动者议题，缺乏将行动者纳入考量视野的努力。

　　本轮精准扶贫的对象尚涉及4000多万人口，分布在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及其他分散的贫困县域。湖南是全国6个重点扶贫省份之一，贫困程度深、范围广、任务重。自2012年年底开始，湖南统一战线即启动了包括“一家一同心温暖工程”在内的扶贫行动，发动统战系统内外单位、统战成员共同参与武陵山集中连片特困区的扶贫实践。相较于政府部门的系统扶贫，统战部门参与扶贫属于广义社会扶贫的一部分，其资金、项目、人才主要来源于社会，工作机制上善于运用统战工作的方法，工作目标上也注重全面关注扶贫政治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总体提升。由于认识到贫困是一种经济、社会及文化现象，最终指向的是贫困者思想和精神上、经济上的自立，它有赖于贫困者支持体系的建设。湖南统一战线在开展社会扶贫过程中，注重发掘社会资源，一方面帮助农村社区加强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强化村庄与新的社会阶层群体的交流；另一方面，加强贫困村社区居民参与，激发内部活力，帮助贫困群体建构起社区公共性这个中观层次支持体系。